匡垚瑶+杨庆媛+李佩恩+张瑞頠+毕国华

摘要：指出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作为推动城乡结合部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的丰度、深度也不断加强。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影响因素、演变的驱动力及布局优化三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在国内外研究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农村居民点分布及演变特征分析有待加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与现代农业发展相互联动性不足，區域特征难以体现；微观层次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183-05

1 引言

城乡结合部，也可称作城乡交错带、城乡边缘带、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等，是城市建成区与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在城市与乡村的地域体系上衍生的一种紧靠城区且不连续的过渡性区域，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与乡村相互作用的产物，是非农业活动与农业活动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动态过程的结果[1]。居民点空间布局是居民点体系规模结构和职能类型在空间上的各种组合形式。它是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历史文化沿革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反映，对区域发展起着宏观上的控制作用，同时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以及方向。从布局优化的角度理解，农村居民点布局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研究，从自然、杜会、经济效益出发，根据居民点的性质、类型、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按照一定的形式对不同规模农村居民点所做的合理配置与重新安排。本文拟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相关研究进展，从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影响因素、演变的驱动力、布局优化三方面着手，并结合中国城乡结合部特殊的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提出了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有关思考，以推进乡村发展学科的纵深发展。

2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经历了由单要素到多要素，从侧重自然条件到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诸因素的发展过程，并逐渐趋于全面与综合[2]。国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影响因素研究初期，注重探讨自然因素，并以描述说明为主[3]。W G Hoskins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点布局易受到周围农用地的富饶程度和农村居民点布局类型的影响[4]。J Everson等分析了英国圈地运动中农村居民点布局与生产方式转变、转化前土地利用类型间的关系，并指出农村居民点布局还可能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村庄规划的影响，如通过发展集镇经济带动周围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通过农业生产专门化发展形成中心村，以及利用政策倾斜的手段，在限制城市发展的同时，扶持农村居民点发展等方式[5]。S Peter则通过分析南非地区城乡居民点分布形态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服务和发展机遇的影响，得出城乡居民点分布形态是影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可达性的主要因素[6]。此后，国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影响因素逐渐向人文社会领域发展，涉及政府政策[7]、人口迁移[8]、人类决策行为、乡村交通[9]、人口密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常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形态特征与布局的影响因素相结合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姜广辉、张凤荣等分析研究了北京山区不同地域层次上农村居民点布局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三方面的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山区农村居民点布局受坡度、高程、农用地、城镇和交通道路等要素的综合影响[11]。任平等借助RS和GIS技术，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的影响因素，并以四川省都江堰市为例，指出该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除了受坡度、道路、河流等自然条件的显著影响，还与当地风景区和文化遗产区的保护政策、土地整治及灾后重建的规划因素密切相关[12]。冯电军等基于中心地理论，分析发现区位因素、居民点因素、资源因素以及经济因素是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划分不同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提供了依据[13]。张瑞娟等通过分析农村居民点布局的空间规模、形态和区位特征，指出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起到基础性控制作用，城镇辐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通达性则进一步影响了居民点的空间形态[14]。

3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驱动力研究

农村居民点分布演变是探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和规律性的切入点。由于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原因、政策制度、技术方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居民点在形态和功能上发生了显著变化[15]。部分散乱、小规模的农村居民点不断的缩减、废弃甚至消失，而有的村落从传统的单一功能逐渐转变为多功能、多元化的空间实体。形态和功能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成为现代农村居民点的显著特征[16]。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国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较早，城镇化已处于较高水平，随之也产生了城市的恶性膨胀和人口密集等问题。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更加重视对农村居民点的规划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

3.1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演变

V Rey等研究发现，转型期中东欧地区人口下降、农村失业率增加以及城乡间新发展关系的建立是造成农村居民点演变呈现发展与衰退现象并存的重要因素[17]。G Ruda也发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了农村人口集聚，村落的新建规模逐渐扩大，淘汰了大量分散的小村落，改变了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结构[18]。M Vesterby等通过对比分析1980～1997 年间美国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指出长期高收入、低利率的经济环境使得人们对建造住房，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快速扩张[19]。A J Hansen通过分析美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速率及驱动因素，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对区域生态系统存在负面影响[20]。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用地结构变化加剧，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尤为突出。比利时学者M Antrop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用地结构受交通可达性限制，相较于偏远农村，城镇化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程度更为明显[21]，随着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功能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居民生活方式改变都会对农村居民点用地产生相应的影响[22，23]。由于中国地域跨度大，区域差异大，国内学者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研究成果丰富。乔陆印、刘彦随等基于综合指标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了1995～200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点变化的数量特征、地域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发现空间自相关分析值高的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并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用地增减变化迟缓的区域集中在资源禀赋较差或社会经济发展受限的华中、西南、青藏等地区[24]。姜光辉等人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两方面分析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演变特征，发现由地形地貌影响主导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和分布的集聚区域空间一致性较强，而城镇化、工业化等人文过程则降低了其空间一致性[25]。关小克等发现由于不同地貌下农村居民点资源禀赋条件、人口聚集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继续扩大或逐渐衰退的差别化演变[26]。

3.2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功能演变

J Bański等通过分析波兰卢布林地区的住房建设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和多种经济功能的影响，指出在新建筑结构影响下农村居民点传统结构发生变换，逐渐转向居住型、旅游重塑型和农业观光型等多种功能[27]。王勇则从农村居民点的生产和生活功能分化入手，深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过程，并将其归并为三次转型，即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居住”三位一体到“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生活居住”相互分离，再到“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生活居住”三者分离，伴随着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农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分化也日益明显[28]。张佰林等基于农村农业生产功能变化，将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划分为3个阶段，即农业生计主导阶段、生计多样化阶段、生计非农转化阶段，强调了农户生计需求在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9]。韩非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我国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居民点正在面临空间形态演变与功能转型，由过去传统均质化形态和功能逐步转向集居住、生产加工、商业贸易、观光休闲、疗养度假等多元复合功能的农村发展模式[30]。

4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分布特点及影响因素的分析，通过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途径对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进行调整与安排。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和演变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等因素影响，反过来，它又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工业革命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为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理论及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

4.1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理论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理论成果，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实践应用研究影响深远。如国外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强调了农村居民点规模与市场中心服务范围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体系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31]；A Losch和W Isard从市场分布的角度补充完善中心地理论，并将理论用以指导了农村居民点等级的划分[32]。国内学者通过发展乡村地理学理论及借鉴其他领域的成熟理论，指导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著名学者吴良镛在C A Doxiadis的人类聚居学（Ekistics）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快速城镇化的特点，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基础理论，可以为农村居民点实现环境适宜的居住和空间有序布局[33，34]。金其铭认为乡村聚落理论是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理论基础[35]。刘彦随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北方农村居民点布局研究，发展了空心村基础理论，并从乡村地理学角度构建了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理论框架[36，37]。龙花楼通过阐述了乡村重构内涵，以此构建农村宅基地基础理论[38，39]。韩宏伟等人借鉴城市规划中“精明增长”理论，用以指导农村居民点整治，强调了整治过程中土地集约利用，为农村居民点的科学布局、农村基础设施配置完善提供了理论指导[40，41]。

4.2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方法研究

随着空间技术和数学模型的引入，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技术方法逐渐向多样化发展。国外的GIS技术应用广泛，较早进行了土地信息建设，已经形成了趋于完善的基于GIS技术的土地信息体系，有利于解决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问题。例如，北欧国家芬兰在土地信息建设方面已有50年的历史[42]。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A Okab等将Voronoi图引入地理空间分析[43]，Voronoi图在微观尺度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空间分析渐渐广泛。在此基础上，CDuyckaerts针对Voronoi图的变异系数计算方法，提出了更详细的Cv值划分办法，为基于农村居民点离散分布特征分析的居民点布局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44]。近年来，随着空间信息技术和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国内学者将空间信息技术与数学模型相结合进行分析，促使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姜广辉等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分类整治的原则，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类型、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发展基础 4 方面选取相关指标，采用可达性测算、适宜性评价、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积极发展型、内部挖潜型、自然衰退型、搬迁兼并型4类用地空间结构调整类型，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方向[45]。朱雪欣等为实现“城乡用地增减挂钩”，通过农村居民点区位适宜性评价，将佛冈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等5种整理类型，并结合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优先等级区的划分，实施差异化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46，47]。姜广辉等利用CA-Markov模型对北京山区未来土地利用进行了多情景模拟，结合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反映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转换方向差异可能引起的环境效应，以此科学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方向[48]。周华等采用了遗传算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势度进行分析，最终得到整治布局方案[49]。

4.3 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划分

国外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常常和土地整治結合在一起，土地整治已由传统单一的农业概念转变成多维度的农村发展运动，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变化、景观生态格局演变、娱乐休闲等内容，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这些理念给予认定[50]。二战后，英国提出村庄重点发展模式，通过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促进居住、工业、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等向中心村集聚[51，52]，同时政府采用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限制居民点用地的扩展，进而有效保护耕地[12]。德国提出了村庄更新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建成的旧建筑物进行重新改造、修整和完善，改善区域交通状况，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农村发展[53]。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采取政府支援、项目开发和农民自主相结合的方式，在“运动”初期，通过工程建设和项目开发增加农民收入，以此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居住条件，“运动”后期，政府又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服务、协调和规划，促进“新村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促进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54]。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的研究主要是从自然禀赋、经济条件、人口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由于采用标准不一，其划分类型也不一样。邵泽慧从城镇引力和居民点自身发展潜力的角度，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分为：城镇化型、迁并型、重点建设型、限制发展型和保留发展型[55]。渠霓根据居民点的地形地貌特点，将临湘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划分为：平原区综合整治型、丘陵区集中发展型、城乡结合部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东南山林业区分散模式4种类型[56]。关小克等围绕中心城区划分了城乡交错区、远郊平原区和生态山区等3个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根据居民点的功能定位，确定分区、分模式的整治类型，城乡交错区分为：拆迁转绿化模式、城市社区化模式、农民居住型社区模式；远郊平原区分为农改居模式、田园型模式、合并中心村（镇）模式；生态山区分为：生态型搬迁模式、积极发展型模式[57]。曲衍波等按照农民意愿及农户生计类型，制定相匹配的居民点整治模式，分为：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58]。谭雪兰根据农村居民点的区位条件、规模和集聚程度，将长沙市各乡镇居民点布局调整类型分为3类：控制型、发展型、拆并型[59]。

5 评价与展望

整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源于居民点布局选址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及演变的影响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共性。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及计量地理学等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这些成果为合理化的土地整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有价值的参考。但由于中国城乡结合部所处的特殊区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1）农村居民点分布及演变特征分析有待加强。城乡结合部区别于一般农村地区，这一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复杂，土地用途动态变化迅速，不能仅仅依靠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分布演变规律确定其布局的影响因素，还需通过联系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探讨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

（2）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与现代农业发展相互联动性不足，区域特征无法体现。在以往研究中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划分的探讨多集中于整治方式或居民点自身发展方向，未与现代农业化形成互动关系。而城乡结合部由于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农村居民点应充分结合现代农业划分布局优化类型，体现区域特征。

（3）微观层次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不够深入。目前关于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研究尺度多停留在省、市、区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研究往往以行政村、自然村为对象，只能从宏观上指导居民点布局，缺少精细到地类图斑水平的优化方案，不能为新农村建设的选址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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