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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诉求下儒家德性文化的普世价值

2017-04-20陆安

祖国 2017年4期
关键词:宗教儒家全球化

陆安

摘要:人类的现代化之旅正在叩打着全球化的门槛,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互动既反映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也潜藏着新的自然困惑和文化危机。宗教关照与道德滋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层面,它们之互补,可解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之自然困惑和社会文化危机。

关键词:儒家 道德 宗教 全球化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民族有一个充满歧路和迷津的精神话语,即何谓宗教,宗教的本质和社会功能何在?笔者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放在中西不同语境下和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加以理解,方能得出中肯的结论。

从本质而言,宗教是由精神信仰为根本特征并由此而生发出的情感、仪式及诸如此类内容而构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历史表明,完备的宗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世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宗教的普世性是有限的。本着这一理路,笔者拟以文化学为视点,对宗教在中国之命运以及宗教关照和道德的互补关系发表浅见,以就教各位方家。

一、宗教之中国命运

从历时性看,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宗教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意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中国宗教的信仰对象,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一如既往的信仰上帝而发生了几个大的转变,经历了远古时期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到天帝鬼神崇拜再到先祖崇拜(生殖崇拜——生命崇拜)的精神嬗变历程。

对于现代文明而言,自然神崇拜以及图腾崇拜无疑充满了种种神秘而荒诞的色彩,然而,就是这么一种神秘而荒诞的文化形式却是人类文化的第一形式,后世的所有文明及文化莫不是以它为酵母而发展起来的。从这层意义而言,原始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原始宗教是“人类”有别于自然万物的精神佐证和价值标示,它证明人类不仅是一个生物实在,更是一个精神实在,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因其生物性而得以说明的,而是通过人类有其与自然万物不同的精神追求才得到说明的,它反映自然史发生根本质变,由动物心理和动物意识而进化出人类精神和人类思维,人类早期的宗教追求正是人类精神的价值体现和人类抽象思维的文化表征。从文化功能来看,原始宗教在人与自然之间起着协调作用,在人的本能与文化之间起着制衡作用,在人的精神需求中起到了主观自足的作用。因而,它的存在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必然。

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宗教的自发性逐步被统治阶级灌注以自觉意识。意即宗教崇拜不仅要满足社会一般精神需求,而且必须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为达此目的,统治阶级则对早期的自发宗教进行加工和改造,利用宗教信仰的形式,对社会精神的归流进行有目的的导向。这样一来,作为一般文化精神活动的宗教,从其功能而言,则发生增值变化,它不仅满足了一般社会精神追求,更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宗教也就由一般社会文化形式过渡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志,即意识形态。“天帝”崇拜就是统治阶级官方意志的体现。

中西社会文化史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宗教的嬗变过程。中国宗教史置夏商时期,统治阶级营造了浓厚的神道文化。《易·观·彖》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概括:“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可以看出,“观民设教”是考虑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而设教,“以神道设教”则强调“天意”不可违,而地下王权则是“天意”的体现,服从王权的统治是合乎天意和神道的。不言而喻,宗教的双重文化功能尽有所现。

中国宗教到西周时期,尽管依然保留了夏商时期的“天帝”崇拜的形式,但中国宗教的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根据夏商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已经开始觉悟到一味地迷信“天帝”无疑是对“人本”的抑制,并力圖把对“天帝”信仰与“人本”信仰进行融通,并因此而提出了西周王朝的政治原则和宗教文化原则,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尊天”的同时,还更应该加强道德修身。“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宗教、文化原则可以说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标志着西周王朝施政原则重心的转移,也标示着社会宗教文化政策的重大改革,其意义在于它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由外在世界而拉向人的内在世界。从天人合一理念出发,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人一体,天人同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必把自己的精神追求统统寄托给外在世界,更可以通过道德觉醒而完成人的宗教寄托。这就是说,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下,天德与人德一致,尊天与敬人一致,而尊天是形式,敬人则是目的。至此,周公旦从统治者的施政理念改革入手而完成了中国宗教的改革,他把民族宗教信仰由天上世界拉到现实人间,把人的精神皈依由外在自然转换到人的内心世界,而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人本主义之先河。

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及后学仰承周公之先志,并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现实生活出发而形成的儒家的伦理纲常,紧紧地把中华民族的情感寄托和精神皈依锁扣在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在世界之中,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中华民族每个生命个体展示人身价值和教化子孙亘古不变的宗教道统,乃至成为中华民族的族性标志与西方民族明显地区别开来。

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文化困惑和精神危机

历史的车轮飞速把人类带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驿站,同时,也造就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矛盾和精神困惑。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商业文明固然给人类带来极大福祉,改善了人的生存境遇,但人类在营造现代化和商业文明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人的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悖然等,充分说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商业文明并没有解决人的终极关怀。

在现代化社会,人并没有获得彻底解放和得到永恒的幸福,人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精神苦恼。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面聚光镜,则它把人类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潜在的深层矛盾和危机统统凸现出来,人类将面临共同的新的文化选择。正是这种背景下,关于普世主义的宗教话题也就成为中外人文学者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源于拉丁文的西语“宗教”一词,其原意是指人与神的某种关系,即Religare,所谓“神”,是某种被神秘化了的超自然力量。从发生学角度看,“神”、“帝”是中西宗教乃至整体文化的价值源头,不同的是由于地域环境所造[成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因而中西民族对“神”、“帝”的作用和功能做了不同理解和诠释,进而赋予它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以不同的格位。如西方民族对“神”、“帝”的万有作用愈来愈神圣化和思辨化,而中华民族对“神”、“帝”的创世功能进行了淡化,赋予它以道德内涵,《易·系辞上》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神”和“天帝”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仅仅是人的道德品性的参照和佐证。可见宗教在中西民族中有着不同命运。

但无论怎么说,宗教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对人类精神的养成和不断丰厚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人类面临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危情时,它对人的精神的维系,对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保证人类有序地生存和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目前,人类面不仅临着来自自然方面(病毒、海啸、地震、台风)的灾的威胁,来自社会方面的威胁甚至更令人堪忧不己。

三、传统儒家道德精神的全球化价值

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的历史命运表明其文化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满足人的精神的部分需求而不具备满足人的全部或根本精神需求的文化功能。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出现一种超历史超民族超文化超地域性的统一的世界性宗教,无论从发生学或从历时性眼光看,宗教总是具体的,它属于自己的民族或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体。纵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世界性宗教,除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而不能相互认同甚至产生对立之外,就是在它们的内部也客观上存在着不同教派的文化距离。如此看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尚存在差异的情势下,作为一定经济、政治、文化产物的宗教客观上存在着文化局限性,因而,在一个存在差异的世界,宗教则不足以作为人类精神而产生出普世关怀的终极价值。

在比较和揭示宗教的文化局限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文化则可以弥补世界宗教文化的局限性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精神之追求。道德与宗教一样,同属于人的精神生活,然而,道德比宗教更具有唤起主體自觉意识的能力。康德曾经说:道德是人的内心的律令。它在人的自觉追求中完成对人的精神关照,这种关照不仅是对自我的精神关怀,更有对他人的乃至对整个自然的精神关怀,传统儒家的“仁爱”理念及德性,集中体现了道德的多重文化功能,它可以完成对人的多层面的精神关怀。何谓“仁”?孔子在对弟子樊迟解释“仁”时说:“仁者爱人”。“仁”要求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的真情实感。推已及人,将心比心,是“爱人”的中心内涵。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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