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姊妹四个，就数我最难带。小时候我的额头上有条青筋浮现，父亲说，这样的小孩比较难带，老是会碰上个三灾两难的。我从小身体不好，不过长大后，人也就健朗了。

妈妈怀我七个月时，一天中午，下楼时一脚踩空，就这么一路下滑直到最底层。大家都在睡午觉，叫不到人，也叫不到车，妈妈发愁了，因为还有一班学生在教室等她上课，那时她在屏东潮州小学教书，学校离家很近。妈妈坐了一阵子，然后起身慢慢撑着走到学校，直到上完课回家，爸爸才知道，趕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

当时妈妈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不小心扭了脚去照X光，孩子就这样没了。要不是有这个比较，爸妈还不知道事态之严重。

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据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我的小屁股，哇的一声，大人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好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窒息。现在太太常骂我脑子不清楚，她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诞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他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我这个长子让爸爸充满了期盼，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我出生时有八磅重，还好。弟弟李岗比我强壮，生下来就有十磅。七个月大时，两个姐姐出麻疹，我也被传染了。当时爸爸正好调职到台东女中当校长，这是爸爸第一次升任校长，又搬家，结果我出完麻疹没照顾好，自此后肠胃老闹毛病，身体积弱不振，体质不好。

在台东过了一年多，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举家迁往花莲，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戏称是“八年抗战”。十岁时，爸爸再度调任台南二中校长，全家定居台南，四年后又接任台南一中校长，父亲常言：“我将终老斯乡。”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两个礼拜没去挂号，连医生都说：“怎么好久没来缴菜钱了！”当时我家戏称看病是“给医生缴菜钱”。我们小时候有种很普遍的营养品“胖维他”，爸爸曾气得说：“胖维他都让你给吃得变成瘦维他了！”

我的体质到了高中才逐渐好转，但还是很瘦小，高一上学期时才一百五十多厘米，发育很晚。太太说，我到美国好像还长了两厘米。

我脸上有个酒窝，大家都说好看，我说：“狗咬的。”大伙还以为我开玩笑。那是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跟着妈妈去她同事家。平时我常跟那家的狗逗着玩，那天见狗屁股底下有根棍子，想去拿，没想到“狗一翻脸不认人”，猛然扑了上来张口就咬，上牙咬住我的眉骨，留下一记疤，下牙深陷在我脸颊上，后来就成了酒窝。当时我满脸是血，大人们都吓坏了，狗主人当场把那只狗痛揍一顿，狗生病死了。爸妈怕我染上当时流行的狂犬病，只好拿下狗头去化验，报告要等二十一天才出来，把爸妈给急坏了，幸好没事。

还有一次几乎命丧鲤鱼潭。那年我正念幼儿园，有天爸妈与朋友一起去鲤鱼潭划船，船快到岸时，我兴奋地起身，船失去重心直晃，扑通一下我就栽进水里。妈妈当时想都没想跟着跳下去，一把抱住我，从水里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妈妈的眼角下，大家慌忙把我们母子拉上岸。好险，当时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常说，妈妈给了我两条命。

青葱岁月

花莲八年，地方的纯真、朴实，人情的温暖、诚挚，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花莲师范附小的启发式教学，是我上艺专之前最快乐的一段学习岁月。

我家住在花岗山上师训班里，小时候成天和那些即将为人师表的退伍军人在一起，如任贤齐的父亲就是爸爸学生中跟我们最要好的大哥哥，当年我们老是围绕在他身边听他讲《西游记》里的故事。父母虽是公教人员，却生活在一个大退伍军区里，所以我自小就对“军公教”很熟悉，生活在非常外省的公教环境中。

父亲除了担任花莲师范校长外，还是师训班班主任。师训班不是部队，却集合了陆、海、空、政战等各军种的退伍军人，所以各种康乐队都会来此表演，包括歌舞特技、京剧、绍兴戏、魔术、话剧等等，小时候看了不少“秀”。因为我是“校长公子”，每次都坐第一排近中间的大位，这大概是旁人少有的经验。现在我带儿子去参加电影活动，前尘往事不时浮上心头。说来巧合，儿时我家虽住宿舍，但在这方小小天地里，我家就是中心；如今我当导演，儿子们坐在我身边的最佳座位。在拍电影的小天地里，历史重演，顿生似曾相识之感，回想起几年前我尚赋闲家中，一切恍如梦中。

初中我念的是第二志愿学校——延平中学。太太说：“打这么多还没考上第一志愿，也真够笨的。”在班上，很自然地就跟同学张正良、唐国定玩在一起，成为好友。那时我坐最前排，唐国定坐中间，张正良个子高，坐最后面。我们三个怎么会成为好友，我也弄不清，只觉得很自然。

基本上我们三个都不很喜欢念书，但还算乖，个性也不是很积极。那时我们整天泡在一起，晃啊晃的，有时打打乒乓球，晚上补习后，经常一起去光顾启聪学校对面的一家干面店，或去吃老唐牛肉面。

初三时，延平中学校长卢明星做了个大胆的实验，试办一年男女合班。我们那届有十四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校长把女生班拆成两半，男生班每班前十名可以自愿参加。阿良记得当时班上盛行玩“配对”游戏，顶多是男女生互瞄，心里面想想，并没有付诸行动。但他说的配对，我不晓得，也没玩过，那是他们后排同学搞的把戏。我发育晚，个子小，那时坐前排，声音还在要变不变的阶段，阿良是初二就变声了。初中时很好玩，男生参差不齐，有的已是大人，有的还是小孩，乱七八糟的，很荒谬。

我和张正良初中的成绩还不错，所以都考上第一志愿——台南一中。不过念南一中时，我的名次就落在二三十名了。高一时我俩都念倾向自然组的一班，高二以后，我转社会组，张正良念自然组，之后的发展不同，朋友也很少交集，但我俩的友情依旧。

台南一中是中南部精英的荟萃，我念书就更不行了，加上父亲是校长，我觉得很糗，在学校里老躲着他。青春期我行为上倒没什么叛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驼背又害羞，到了高一下学期越来越明显。我对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我一星期补十堂，给我补习的老师全是中南部的名师，可是我的成绩还是不见起色。

南一中鼓励理、工、医、农，文科是少数，直到现在依旧如此。我上学那年二十个班里文科才三班，其中一半是因为兴趣太明显，绝不会读理工；还有一半就是功课比较跟不上的菜脚。比起甲丙组来，乙丁组的学业平均成绩差了一大截。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念甲丙组，当年我虽选填了丁组，但对文、法、商也不见得有兴趣，不知喜欢什么。

刚考上南一中的那个暑假，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我看了看，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里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都觉得没啥意思。

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不当回事，可我讲的是实话，而且特别想当电影导演。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拍出来。

紧张以致落榜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安平海边，果然看见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了，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那阵子我蛮喜欢和朋友去安平的海边游泳，岸边有树林，风景很好。其实出海口很危险，常淹死人，我也不晓得。

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我数学考零分，觉得没脸见他。放榜两天后，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没想到我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摔到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黄老师安慰我：“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专科反而考得不错，数学第二天考，没那么紧张，考了六十八分，进了艺专影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