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所有的传统节假日，追溯起来往往都具有宗教色彩，是为纪念鬼神而特别设立的神圣时刻，看看英语中“假期”一词含义的演变就知道了：holiday原本出自holy day（神圣之日）。

但现代英语中的holiday，已经完全没有了“神圣”的意味。在现代人眼里，假日多半也只剩下世俗的色彩——

那只是工作之余进行休闲、放松的时段而已，休假乃是一种个人权利。

作为调节人们生命节律的特定日子，假日的演变也折射出了社会自身的演变。

与通常的设想不同， 古代社会的人们虽然物质条件远不能和现代人比，但他们倒是有更多的闲暇 。

4世纪时的罗马帝国，作为休息日的节日竟达每年184天，即使是工作日，劳动时间也都很短。

按照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不该劳动时劳动，比该劳动时不劳动，罪过要大得多”。因为当时资源有限，一个人如果辛勤劳动，就会耗掉别人的土地和资源，那不仅卑劣，甚至是犯罪。

按照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研究，传统社会里的人们总是生活在“对上一个节日的回味以及对下一个节日的期盼之中”，而且在他们看来不用过多长时间就能等来下一个假日。

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越到后来假日越少。

汉朝时，郎中令等官员每五天可休一天。到唐朝，官员可以十日一休。随着公务员需要处理的事务日益增多，明清时完全废止了这类旬假。有一个统计显示，唐朝时一年尚有多达53天的国定假日，宋朝54天，但到元朝锐减至16天，明清甚至更少。

与此同时，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在延长。唐代长安城的商业活动，要直到中午击鼓200下才开市，到日落前七刻击钲300下散市，每天仅营业几个小时。但宋代开封、临安已出现了夜晚仍然营业的店铺，明清时大城市里有若干商店在过年时也照常营业了。今天，我们更有了“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店铺。

这种“螺旋上升”的现象，几乎是每个社会在演变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14世纪钟表的发明，逐渐使欧洲人（继而是全世界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又正是电灯的发明，才使夜晚加班成为可能。

以宗教改革之后的荷兰为例，那是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也是工作时间明显增加的一个时期。许多天主教节日被取消，周末休息无法保证，夜班制开始实行。

发展伴随着社会的世俗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逐渐发生变迁。爱劳动几乎被视为最高美德，节假日不再被认为是巩固传统和庆祝神恩的时间点，而仅仅是一件放松的事情。

在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看来，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现代精神。

西汉时小吏张扶是个工作狂，节假日还不肯休息，他的上司薛宣非但没表扬他，反而说“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说得张扶十分惭愧。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科林斯人曾控诉可怕的雅典人：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艰苦危险的工作中度过的，很少享受。

雅典人把假期只看作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已。他們宁愿艰苦地工作，不愿享受。

雅典人的观念在如今看来与现代城市人何其相似，那是一种中产阶级精神：强调理性、克制，追求进步。

但是，对于今天的中产阶级来说，节假日变成了工作和休闲转换的关键环节。 在工作中争取更多节假日，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

提倡工作并不是国家逐渐减少假日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骚乱和造反常在重大节日期间发生。

清代统治者就特别防备有人在节假日期间以“迎神赛会”为名发动骚乱。因为传统社会的节假日常有宗教色彩，且聚集大量混杂的人群，一旦聚众骚乱，很难控制。

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节日聚会也特别容易转化为暴力行动。因此许多法国贵族强烈主张从整体上改造大众文化，并建议取消某些特殊节日。

1871年，在刚统一的意大利，甚至有政治家为此辩解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应追随专制政府的习惯，它们对用节日来娱乐臣民有着极大的兴趣，目的是让臣民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情况，也没有时间痛惜自由。”

当然，要取消人们传承多年的节假日并不容易。 1839年，法国司法大臣就不得不承认：“经验证明，根本不可能完全取消那些节日，群众的愿望和习惯总是会战胜政府的干预。”

过节度假逐渐被视为一种个人权利，这表明一种极为关键的时代变迁。 人类社会最初设立节日，是为了体验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宇宙的节律，因而往往是一场集体参与的狂欢，现在则几乎完全被私人化了。

这个问题其实中国人也一直在反思：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中文化内涵的流失，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其结果，人们首先感到的一点是，节日很少有真正的节日气氛，只不过是“不用上班的日子”。

真正的危险在于：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之后，我们已经变得很难平静下来。 现代人即使在休假也常常安排得像工作一样分秒必争，看看旅行团的时间表就知道了。

事实上，很多人停顿下来时，获得的常常不是安静，而是无所适从和焦虑。 我们恐惧浪费时间，感觉“总得干点什么”。

这也难怪。毕竟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在社会的工业化阶段，都把青壮年时大部分醒着的时间用来工作，以至于现代人事实上是程度不等的工作狂。

有人统计，在19世纪50年代，西方人醒着的时间中平均70%用于工作。此后逐渐下降，到1994年，清醒时间中仅有14%用于工作——这预示着人们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这似乎是向历史的致敬和回归。

（摘自“豆瓣网” 图/矢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