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贻聪

作者由于工作的机会，一直追踪格瓦拉的行踪，思索和理解格瓦拉。

2017年2月中旬，趁着在古巴探亲访友的机会，由两位古巴朋友陪同，驱车近300公里，专程前去中部省份比利亚克腊拉的省会圣克腊拉市，参观位于那里的格瓦拉纪念馆，完成一项心愿。20多年前，我在古巴工作期间，曾造访过聖市，并在格瓦拉铜像前献过花篮，但那时仅有广场。此次前往，则主要是想参观后建的纪念馆内展部分。

我同这位世界名人曾经有过两面之缘：第一次是在1960年11月，中国和古巴两国建交未几，他率领古巴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日程中有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同西班牙语系学生交流的内容。我正在该系读三年级，被选派为同他见面的学生代表，就在我就读的班级教室等他。由于他的访问日程太紧，晤面实际上没有按照计划完整进行。我们同他短暂见面、寒暄了几句，他也只简单地表示了一下，就握手分别了，有相当一部分在场的人员甚至没有来得及等到同他握手的机会;第二次是在1965年他再度访华期间，我已从北外结束学业，被古巴驻华使馆接受为大使翻译，有机会随同其首任驻华大使参加重要的活动。格瓦拉访华期间，曾由其大使陪同参观北京郊区，也就让我得以为格瓦拉担任了访问中的翻译，并且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虽然我同格瓦拉的两次接触都很简单，故事性也并不很强，但却让我恒久记忆，且不断关注他的行踪，时有受到激励的感觉。

后来，我曾在古巴和阿根廷常驻过，可能正是源于这样的两次经历，我对与格瓦拉相关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了解。还曾利用机会和条件，到过与格瓦拉在两国有关的大部分地方，包括他的阿根廷出生地、就读的大学和他骑摩托车寻找革命之地途径的一些道路;在古巴登陆、上山开展武装斗争和后来率领部队向首都进军的沿途道路等场所，还徒步攀登过他和卡斯特罗兄弟在山区的游击队指挥部，到过他离开古巴前做外出打游击准备的农庄。此外，我曾经宴请过居住在古巴的格瓦拉寡妻和子女。我猜想，能做过类似事情的人应该不是很多。

同切·格瓦拉有过的两次接触，有时会被我自觉不自觉地向拉美朋友提起。但凡知道这个故事的拉丁美洲人士，无论是格瓦拉曾经战斗过并长眠的古巴，还是他出生并学得医生专业的阿根廷，抑或他访问过或从未访问过的其他拉美国家，人们都会对我肃然起敬，另眼看待，更会有许多人向我走近，争相与我握手，让我感受到格瓦拉的魅力和影响。

抵达圣市，博物馆的负责人陪同我们按顺序进行了参观。他们介绍说，格瓦拉博物馆建设在圣克腊拉，主要是为了颂扬他在古巴革命武装起义中的重要贡献。他们强调，格瓦拉是南美洲的阿根廷人，学的是医疗专业，曾公开宣言“治病必须先要革命，以得以有条件从根本上治人之病痛”，因此曾游历过多个拉美国家，旨在寻求革命的机会。在墨西哥偶遇卡斯特罗兄弟后，由于志同道合，便立即走到一起，结成战友，还一同乘游艇打回古巴，历经九死一生，终于共同使得起义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他自己也成为了起义部队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1958年底，格瓦拉率领起义部队的一个纵队由东向西进击途中，在圣克腊拉市遇到一支人员、装备都远远强于自己的政府军装甲部队。起义部队在他的指挥下，以自制的简陋武器，用火烧被困于火车道上4节装甲车厢的方式，机智勇敢地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不仅使得武装起义部队解放了国内首座省會级城市，而且击溃的是政府军的代表性力量，动摇了政府的根基。时任卖国政府总统巴蒂斯塔感到大势将去，遂宣布放弃职位，携家眷远遁，为起义部队进入首都哈瓦那减少了阻力。因此，圣克腊拉战役被视为武装起义部队取得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也进一步成就了格瓦拉的威望和指挥才能。

格瓦拉博物馆由三大部分组成：以格瓦拉手握冲锋枪、身背行囊的青铜塑像为背景的大型广场（可容纳9万人）、埋葬有格瓦拉及其大部分牺牲在玻利维亚战友骨灰的永久寝地和陈列格瓦拉部分战斗历程图片、实物的展室、能够收集到的格瓦拉指挥过的数百名亡故的将士陵园。塑像一侧的巨大石碑上，镌刻有格瓦拉用旧式打字机书写的“辞别信”全文和签名，昭示着他离开古巴前的内心世界。三处中，两处建有长明的火炬，昼夜不灭。

思绪中，不时涌现出关于格瓦拉“出走”古巴的多种传言。根据我在各处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对格瓦拉本人一生秉性的理解，我始终觉得，他离开古巴应该是他的武装斗争意念和“游击中心”理论决定的。正是这种从很年轻时就产生并牢固左右他行动的革命思维，驱使他并让他萌志寻找新的战场，真枪实弹地去解放劳苦大众。卡斯特罗在劝阻无效后，为他选配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必要的装备。辗转亚洲、非洲后，格瓦拉又返回到了他比较熟悉的拉丁美洲，最终战死在玻利维亚。古巴政府历经多年的寻找和谈判，终于找到了他的遗骨，连同可以找到的其20多名古巴战友的尸骨，于1997年7月派出专机将之运回了古巴。或许，人们不一定会赞同他的斗争方式，但他追求的目标和大无畏的精神确实会激励寻找正义的世人。

在陵园里，我还特别根据事前得到的线索，找到了我的好朋友、曾任古巴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的华裔将军邵黄（MOISES SIOWONG）的陵墓，向之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邵黄的父母都是中国人，分别姓邵和黄，早年为求活命流落古巴并在那里定居。邵黄，是他们在古巴所生的7个子女之一，按古巴的习惯将父母的姓氏放在名中，但连写在一起。邵黄不满当时的反动卖国政府统治，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革命，在游击队根据地负责给养工作，后被调派在格瓦拉的纵队里任职。取得革命政权后，他曾经担任过劳尔副主席的办公室主任、政府物资局局长（相当于部长，是部长会议成员）等职，是被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早期授予少将军衔的起义部队成员之一。2011年邵黄病逝后，由于曾是格瓦拉指挥下的部队成员，经其家属申请并经相关方面批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新建的格瓦拉纪念馆的将士陵园里。我在古巴工作期间，邵黄不仅事无巨细地帮助我与古巴政府的各种联络，还多次陪同我在古巴各地进行的参观访问，使我非常顺畅地完成了使命。

对于历史人物，评介历来各异，永远不可能统一。关于格瓦拉的是非功过，还是让人们自己去评说吧。人类必需拥有的斗争精神，这是我的思绪中反复出现的意识和提示。

思绪中，为国内外关注格瓦拉的人提供点应该是基本的信息，是我要写这篇短文的唯一目的。夜间，曾几度从床上翻起，对短文进行订正、修改，也连同以上史实，一并告诉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