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刘心武，1942年生，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等，还出版有《红楼梦》研究文集、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

72岁刘心武的新书《飘窗》的封面看着一点也不恬淡，浓烈斑斓的颜色拼接在一起，如同一幅现代派的抽象画。它似乎展示着刘心武的内心状态——在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我是个潮老头。”

有读者说，《飘窗》像一个万花筒，通过它能看到人世百态；而《飘窗》更让刘心武本人高兴的是，通过它能“看见自己的生命和思想还在流动”。

透过飘窗看世道人心

《飘窗》是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小说主线围绕退休在家的工程师薛去疾和一位黑道保镖庞奇展，：薛去疾独守其志，以不向权贵折腰自傲。偶然中，他结识了“地头蛇”麻爷及其保镖庞奇。庞奇与学识渊博的薛去疾结为忘年交，受其影响渐渐有了走正道的想法。在一次变故之后，庞奇与麻爷反目成仇，离开时留下了“下次回来必定杀人”的誓言。最终庞奇回来了，要杀的人却是薛去疾——这位一直劝庞奇不要妥协的老工程师，因为儿子创业借了麻爷的高利贷，为了房子不被收走，向麻爷当众下跪求情，击碎了庞奇的所有信仰。

刘心武曾在京郊温榆河畔买下农舍，布置成书斋，取名“温榆斋”。他曾写过篇散文《在飘窗台上看风景》，其中写到温榆斋的大飘窗：“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不消说，我新的长篇小说，其素材、灵感，将从中产生。”

在构思《飘窗》时，刘心武曾想写成一部魔幻小说。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决定回归写实主义的道路。“我注重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人生。我想还是真实地去表现那些人物，更有意义。”于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刘心武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

敢不敢直面俗世，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刘心武随父母移居北京是在1950年，那时他8岁，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我一直生活在市民中间”。《飘窗》中，他笔下展现的就是城市生活的万象：官商的勾结与暗斗、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贪腐与行贿、金融危机对海外中国人的影响、青年才俊创业的艰难、大杂院里人们生活的艰辛、年轻人的爱情观、台商对大陆的复杂心境、一言不合即拔刀砍邻居的社会戾气……从《飘窗》中，你能通过站在飘窗前的主人公薛去疾感受到深切的焦虑，而这也是刘心武近年来的关注与焦虑。“在《飘窗》里不会弥漫一种温暖的期望。不是我拒绝这种期望，而是我所描绘的社会没有给我。里边有很多焦虑，很多沉重。”

在刘心武眼里，近20年来中国的变化归根结底一个字：钱。“现在在中国你常能听到5个字，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说，而多半是由有身份的人士说出：钱不是问题。可钱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飘窗》中有个始终在所有人背后的角色，就是资本——资本无处不在。所有的生命都被罗织在资本之下了。薛去疾为什么下跪？他跪的不是麻爷，而是资本带来的道德困境。”

虽然自己也身处这个困境中，刘心武的态度却相对理性：“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实。对于问题，大家的忧虑、愤慨、不满几乎是一致的。那么不满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激进主义——面对这么多问题，一下子急躁起来，要一下子就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理性认知的思路。”

而在诸多的社会问题中，身为一位作家，刘心武对文化“堕落”的忧思最甚。“过去几十年，属于城市微末的人开始崛起，比如早期的‘黄牛‘倒爷，他们人开始在创造一种自己的文化，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文字阅读是次要的，他们要的是直接诉诸感官的，于是洗浴中心、卡拉OK、各类餐厅、会所、购物中心之类，成为他们文化消费的首选。这种不注重内在修养，只追求感官享受的情况，甚至成为市民文化的主流，这当然会给传统文人带来很多焦虑。”

但刘心武认为，对待这些问题要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中就得出结论：中国这十几年来走的路有问题，那也是不公正的。我对这种暴发户创造的粗鄙文化也有不安、有困扰，但必须冷静分析它，不能用‘破四旧、‘文革的方法来处理。敢不敢直面俗世，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你可能会很激愤、很恼火、很不痛快，但这种态度实际用处不大。我觉得还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为好，太急太躁，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出事。”

正是这种平常心的态度，让刘心武在塑造人物的心态与看待世界的眼光上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期的小说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1993年写《四牌楼》时，里面的人物就充满忧伤了；到了《栖凤楼》（1996年），我试图用小说诠释一些我对社会的看法。如今写《飘窗》，我不再试图直接在小说里做出个人对世界的诠释——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对一些生命现象，我不能妄作描绘。”

有位读者读完《飘窗》后和刘心武交流：“看得出来，您是在通过小说表达道德困境，传统的人文思想似乎并不能用来支撑当下许多中国人的心灵，那么，应该如何为当代人构筑更坚实的心灵支柱？”刘心武说，他也没有答案。“当下中国，谁活得容易呢？”在《飘窗》的叙述中，刘心武选择了中性的角度，“人物都是充满了矛盾的。”

市井人物是城市的珍珠

刘心武说，写作拯救了他的“退休病”。“65岁后，身上的退休病哗地一下冒出来了，失落、抱怨、自怨自艾，写作让我开始和现实讲和，并且用平静的心洞察生活，思考人生。”现在他的生活状态一般是：上午睡觉，下午看书、听音乐、上网、会客或出外活动，晚餐后去儿子家逗孙女……晚上22点至24点敲电脑写作。当然，每年都要外出旅游几次。

实际上，写作一直是刘心武生命的重心。“我的写作一直是种‘四棵树，即‘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2005年，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刘心武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红楼热”。他对秦可卿、妙玉、林黛玉等人的命运进行重新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至于很多人提起刘心武，已经把他归为红学家，而不是作家了。

“我早就不是专业作家了，没有写作任务，也不用报计划，更不用自己驱赶自己，就是赋闲、退休，自己过活。”刘心武一派淡然地对记者说。那种丝毫不受外界评价影响的无所谓的态度，倒是同他的《红楼梦》研究受争议时一模一样。

《红楼梦》中，刘心武最喜欢的是妙玉。“我有时候和妙玉一样，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性格也很孤僻。”身为“正局级干部”的他对记者说过：“虽然我有用车待遇，但一次也没享受过。我自己打车，不报销。因为我有版税，付得起这个钱。”

刘心武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作家非常关注。许多年前，他读到王小波的一些作品，非常喜欢，就想尽办法找到了王小波，请他吃饭聊天，写评论推介他的书。一次吃饭，他问王小波：“你做自由撰稿人，稿费不够养活自己怎么办？”王小波笑了，说：“我还有个大货的车本，当货运司机肯定没问题！”

在作家邱华栋的眼中，刘心武是那种“一旦接受了你，和你成了好朋友，关系就一直很好，很不容易改变的人”。“外界都说刘心武脾气怪，但我和他交往了十多年，一点儿也没觉得。”

刘心武喜欢接近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不会刻意告诉这些朋友自己的身份，“我有个农民朋友三儿，还有个的哥朋友青岭，交往很深，并不是功利地为了写作积累素材，就是单纯的关系好。”的哥青岭曾帮刘心武在超市推着购物车买东西，有顾客认出了他，指着青岭问道：“你儿子吧？”青岭大怒，后来搞清楚状况，他才知道刘心武是个作家，在电视上讲过《红楼梦》，所以惹人注意。

从三儿、青岭等人口中，刘心武经常能听到很接地气的故事，攒多了，就觉得像蓄水池满了一样，要放出来。从小说到随笔，他的笔下总是充满了底层人的故事。“我想通过这些被称作‘社会填充物的血肉人生，展现社会底层的生存万象以及人性百态。”

刘心武自认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一向比较敏感，对市民社会和当代中国有自己的思考：“市井人物是城市的珍珠，是城市文化的烟火。作家也许未必能给他们提供解决困境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不去关注现实。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