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斌，谭树心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理论研究

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方 斌，谭树心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选取2001-2014年中国三十个省份的省级面板的相关数据，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规制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展开了研究。面板回归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有效的倒逼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可以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作为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动力。面板数据结果还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地方政府的干预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计量模型

1 引言

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也由计划说的算变为市场说的算，极大地促进了个体劳动的工作积极性，也带动了中国各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京津冀为首的地区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天气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的发展是否必须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能否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保证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还能继续使我们拥有“绿水青山”？

多数人将环境规制理解为权力机构对污染型企业污染排放量的限制，这种规制有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可依，又被称为正式的环境规制。本文认为，除了这种正式的环境规制以外，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也非常有效，如公众对企业污染环境问题的举报也是一种环境规制，因为这种规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称其为非正式规制。

环境规制会倒逼一部分污染型企业投入资金，引入相关的生产技术或者进行自主研发，从而降低污染排放量，以使其满足污染排放标准，在企业引入先进生产技术或进行研发以满足生产条件之后，企业无形之中也实现了结构的升级。当环境规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要求之后，大多数企业都会投入资金，从而使污染物排放量达到政府要求的标准。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向“精洗”的过程，还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不进行技术更新并且依然大规模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有可能面临重罚，从而被迫退出市场，进行技术更新的企业则会继续留在市场中。

2 文献回顾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不断恶化的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类似的麻烦，如英国伦敦就有“雾都”之称，中国各大城市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天气也使学者们对这对“矛盾”的研究变得更有实际意义。根据学者们运用的方法不同，引用的数据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原毅军等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方法，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倒逼效应[1]。傅京燕认为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效应更为明显[2]。钟茂初等考虑到中国地大物博，在实行具体的环境规制时应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3]。赵爽等利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4]。龚海林对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途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迫于环境规制压力，企业的引入投资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5]。夏春婉等通过采用静与动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长期的协整关系存在于两者之间，并且第三产业产值提高是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的原因[6]。张成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区分中国不同地区的基础上，环境规制确实可以推动生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中国的东部及中部地区[7]，而生产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

Lucas等对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并且其认为环境规制在促使传统行业与高新技术行业的分离，劳动力向高科技产业的转移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9]，这有利于产业结构由低端向高端的转移。Palmer等认为企业的发展向高阶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环境规制而引起的[10]。Wells等认为环境标准的提高不会使企业的产业结构向低端移动。

3 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1 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取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在关键指标环境规制强度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愿毅军[11]的做法，将环境规制强度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限于数据可得性与指标的相对合理性，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12]，考虑到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指居民的环境意识，本文采用居民的环境信访数量作为非正式环境的替代指标。

3.2 计量模型的设定

其中i表示省份（i=1,2,3….30），t表示时间（t=2001,2002….2014），IND是对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描述，核心变量FR与IFR分别是对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描述。SAL、NR、UNEMPLOYMENT、EP分别表示产业规模、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失业率水平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干预程度，μi,t为误差项。为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将各个指标对数化处理。

3.3 数据处理与指标说明

本文采用2001-2014年共三十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西藏由于部分年份缺失数据，故删除。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的分省年度数据库。

相关变量的解释：①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用来表示产业结构调整指标IND；②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指标的相对完整性，使用城市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正式的环境规制强度FR；③IFR表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指居民的环境意识，而环保意识是是非正式规制的核心，所以本文使用居民的信访数量多少来表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弱；④SAL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⑤NR用农林牧渔业占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来衡量；⑥UNEMPLOYMENT表示失业率水平；⑦地方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比值越高，可认为地方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4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豪斯曼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故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作用，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从总体上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为14.50，伴随概率为0.000 0）。

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了正向作用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从全国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倒逼作用。FR每提高1%，IND相应提高0.223 901%。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引入新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缺乏实力或者资金的污染型企业无法引入新技术将会被淘汰出局，这在整体上促进了第二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结构的转变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采用的指标是居民对环境污染企业的信访数量，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IFR每提高1%，IND相应提高0.161 869%。居民对污染环境企业的投诉如果没有得到恰当解决可能会对地方领导升迁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而督促地方政府认真对待信访问题，整顿污染超标的企业，从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其他解释变量的分析。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SAL每提高1%，IND降低0.107 838 4%。原因可能是中国存在大规模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例如过剩楼房建设等，这也间接的导致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与污染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中国的失业人数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失业人数越多也意味着经济的不景气，人均收入水平的降低，这也抑制了科技的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农林牧渔业等自然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极低，t统计量只有0.48，相应的p值高达0.631，该指标系数意义有限。地方政府财政占GDP的比值也与产业结构呈正相关关系，EP每提高1%，IND提高0.369 992 7%。这可能是地方政府领导有意识的在高科技行业增加资金投入，而在污染密集型企业减少投入，从而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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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意义

5.1 提升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两难问题，一是必须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势头，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二是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给予控制。以前的研究更多的结果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发展经济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环境。本文通过实证结果研究显示，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有效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双赢，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

5.2 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与发达国家相对比，我国居民和企业的环保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程度水平低，环保组织势力也比较薄弱。但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事件的曝光，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非正式环境规制不仅对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有效限制，而且还因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双赢，所以应鼓励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成立，并且赋予其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权利，不仅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留住我们的“绿水青山”。

[1]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中国工业经济,2014（8）: 57-69.

[2]傅京燕.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 19(2):73-77.

[3]钟茂初,李梦洁,杜威剑.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8）:107-115.

[4]赵爽,李萍.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演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生态经济,2016（10）:36-39+50.

[5]龚海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绩效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5）:85-89.

[6]夏春婉,杨美沂.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76-80.

[7]吴永林.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基于北京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9):30-33.

[8]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2):113-124.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系统运行的简易性和流畅性。系统的推出，实现了专家信息与科技管理部门的统一结合，通过网络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各级林业科技管理层均能掌握当前林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系统为林业科技管理层在人才政策制定以及人才评价等方面提供参考数据和信息来源，提高了科技管理者的工作效率。系统设置的查询检索功能可为林业科技专家相互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服务平台，也为科研人员和涉林人员提供了便捷获取林业科技专家信息的渠道；公众也可利用专家库平台检索林业各领域的专家信息，以便在生产上遇到问题时可直接咨询专家。系统的成功构建必将扩大林业科技专家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林业专家在推动林业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威.美国创新型科技人才管理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0(2):36-39.

[2]李巨光.基于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特点的绩效管理[J].中国人才,2010(5):67-69.

[3]周明明,彭龑.基于Web的专家系统实现技术研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科版),2007,20(3):86-90.

［责任编辑：郑德胜］

[9]Lucas R E B,Wheeler D,Hettige H.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oxic industrial pollution,1960-1988[M].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3.

[10]Jaffe A B,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79(4):610-619.

[11]Wells P,Varma A,Dan N,et al.Governmental regulation impact o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automotive market[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Practice,2013(47):28-41.

[12]沈能,刘凤朝.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2(4):49-59.

［责任编辑：路 实］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China

FANGBin，TANShu-xin
（College Economics ofDongbe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o,Dalian Liaoning116025，China）

Byusingthe panel-data ofChina’s 30 provinces from2001 to2014,and based on distinguishing the distinct between formal regulation and informal regulation,the paper tests that if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playa role in promoting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panel data regression shows that, formal regulation and informal regulation both propel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otheycan been seen as a new force to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panel data alsoshows that SAL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and E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upgrading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Econometric Model

F326.22

A

1673-5919（2017）01-0010-03

10.13691/j.cnki.cn23-1539/f.2017.01.003

2017-01-05

方斌（1989-）男，安徽芜湖市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