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生前秘书 涂元季 李明 顾吉环

钱学森的严与实

□ 钱学森生前秘书 涂元季 李明 顾吉环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出生于上海，浙江杭州人。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导弹之父”。

钱学森如何对待署名文章

笔者有幸在钱学森身边工作多年，对钱老的科学精神和严实作风感受尤深。这种科学精神和严实作风，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等大的方面，在对待文章署名问题等细节小事上也有生动反映。

以“钱学森”署名的文章数百篇，有些并非钱老亲笔，而是记者的手笔，未经钱老审阅同意，就以钱学森的名字公开发表，这些文章不能全面准确反映钱老的思想。对以“钱学森”署名的文章，钱老的态度非常明确：是我的文章我完全“负文责”；不是我的文章“不负文责”！

1986年1月7日，钱学森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茅以升同志从事科研、教学、科普工作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辰庆祝会”，得到《茅以升文集》一册。回来翻到98页有一篇《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因为钱老写过一篇《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再看下去，知道茅老当时（1961年6月14日）说的确实就是钱老写的那篇文章。

《茅以升文集》并没有指明那篇文章是钱老所写。钱老于次日立即给该书责任编辑写信：“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并说“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可见，钱老非常看重文责问题，署了名就意味着责任，甚至将其上升到道德规范的高度看待。

但是，对于未经自己审阅的文章，钱老坚决不同意署上自己的名字。1984年6月8日，《农村经济统计调查与专题研究》一书编者拟收入《钱学森谈建设高度知识技术密集高效能的大农业体系》一文，给钱老写信，征求钱老同意。钱老于6月18日回信：“《内部参考》的那篇东西不是我写的，是记者的报道，版权和责任都在记者同志……将来如果在贵刊上录用，千万不要署我的名字，因为不是我写的。”

还有一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杂志的主编于1985年4月22日给钱学森写信，希望收录钱老“在全国技术发展战略对策研讨会上关于思维科学方面的‘讲话’”。钱老在4月30日回信：“所说我在全国技术发展战略对策研讨会上关于思维科学方面的‘讲话’，使我茫然；但可以肯定，我没有看过这个稿子，所以不能负责！请您不要用这个影印稿吧。”

另外一次问题更严重，钱老发现某报刊登了署名为钱学森的《发展我国的软科学》文章，立即致信该报：“此文大概是听了我7月27日在软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记者根据他的印象写出来的，乱七八糟，没有表达我的本意。您们又不把文稿送给我看就登，而且署上我的名字，您们是要我负责吗？我不能负责！所以我请您们在您报适当地方登出一个声明：讲清那篇文字是记者同志的，不是钱学森的。”

无论“负文责”还是“不负文责”，都反映了钱老一贯坚持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以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品行操守。

1993年12月11日钱学森82岁生日与老伴蒋英在一起

钱学森那股认真劲儿

钱学森不仅在科学问题上认真，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中也有一股认真劲儿。日常生活中，他将“公”和“私”分得清清楚楚。

钱学森一生烟酒不沾，唯喜喝家乡的龙井茶。与他通信来往的人中，杭州人也不少，有时人家为了对他的指教表示答谢，送他一点茶叶，他回信说：“您给我带来家乡春茶，我十分感谢！但现在茶叶价高，如作为礼品送我，我实在不敢接受。如您答应作价交换，请用电话告涂秘书，我们再到尊寓去取，不然就请您留下自饮吧。”有时别人通过邮局把茶叶寄过来，他也通过邮局把钱汇过去，并附信说：“就是因为茶叶问题，所以到现在才复您信，十分抱歉！茶叶我不能不付钱，这是我自立的规矩，一直坚持，对您也不能例外。因此汇上400元，请收下，我感谢您的好意。”后来中央有了明文规定，他拒收礼品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茶叶钱我必须奉还，此为中央规定，我必须执行。此事由我的秘书涂元季同志办理，请您不能客气。”

在另一封信中，钱学森说：“研究学问，同志间互相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杭州出版单位找上门来要给他出书，他回信说：“我是杭州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出书，杭州也不能优先。”

我们从钱老自立的另一个规矩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认真劲儿。他说不题词，那就坚决不题，对谁也不例外。他的一位好友找上门来，想请他为一个活动题词。他说：“您要我题词使我为难，我是从来不干这种事的。如果这次我为您题了词，将会得罪千百曾请我题词而受拒的人。与其得罪大家，还是得罪您一个人吧，请恕。”有人知道他这个态度以后，便不直接找他，而是给他最敬重的聂荣臻元帅写信，请聂帅转给他。他在收到聂帅转来的信以后表示：“老帅并没有命令我题词，而是请我酌定。我的酌定还是不题词。”他认真得连聂老帅的“面子”都不给。

钱老的一位老同学、老朋友的孩子要出国留学，想请他写封推荐信。他回信说：“此事我不宜插手。10年前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既不能从全国青年中掌握人才所在，那就不应从少数接触到的人中介绍留学。当年周恩来总理从不为他的亲友介绍职务，想亦此理。老兄对此定能理解，不用我多说了。”可以说，钱学森在这些问题上认真得“六亲不认”大概也不为过。

钱学森晚年虽然卧病在床，但他的思想依旧驰骋飞扬。

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一角——钱永刚捐献的钱学森图书

更为有趣的是，有人给他写信，却粗心大意把日期写错了。钱老回信说：“我于4月7日收到的信竟是您自己于4月29日写的，这使我吃惊！”有人在信中好心好意地附寄了一张贺年片，却什么字也没写。钱老回信说：“您寄来一个空白贺年片，我就利用它，填好寄回给您，向您贺春节吧！”

“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钱学森1982年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后，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非本职工作不去外地出差。从1982年至2009年10月去世，钱老只离开过北京两次，一次是以中国科协主席的身份对英国和德国进行回访；另一次是率中国科协科学家代表团去黑龙江考察。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利用出差、开会等机会，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到风景名胜区游山玩水，钱老对此非常反感，他说：“既然这个风气我制止不了，我哪都不去，我只能洁身自好。”他曾经说过，自己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已经工作了27年，人生不会再有这样的27年了，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

1986年6月，钱老当选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科协的很多科学家都希望钱老带大家出去考察考察。在众人要求下，1988年夏，钱老带着部分科学家赴黑龙江省参观考察。这次行程对钱老来说其实是一次繁重的工作，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参观考察座谈，钱老还应当地领导的要求数次为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作学术报告。考察回来后，钱老急切地询问花了多少钱，科协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这次考察非常节俭。但钱老还是对考察过程中的迎来送往很不适应。后来，他严肃地对身边工作人员和科协办公厅的同志说，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安排了，他不再到外地出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上兴起新技术革命热潮，钱老在中央党校等单位也多次作过有关新技术革命问题的报告，效果非常好，影响很大。有一次，天津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拿着天津市委的介绍信到北京，请钱老去天津市给党政干部作一次这样的报告。既然是天津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了，钱老答应和他们见面。见面后钱老解释说：“我已经定下了规矩，不到外地出差，这个请你们谅解，所以天津市我不能去，你们可以找北京有关单位借录音嘛。”对方说：“钱老啊，其实天津就相当于北京的郊区，您如果不愿意在我们那儿住，当天作完报告后，就可以把您送回来，这不跟您在北京一样吗？”钱老回答说：“那也不行，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如果我今天答应了去天津，明天河北省来请我，说石家庄离北京也很近啊，也可以当天赶回来啊，这个先例一开，那我就不能拒绝人家了……所以我不能开这个先例。”钱老就是这样，只要给自己定了原则，就绝对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开先例。

钱老夫人蒋英曾调侃说：“早年你工作忙，全国到处跑，你说那是工作不带我去，而且跟我表态，等以后退休没事了，带我出去旅游，到哪去到哪去等等。说得很好，可是退休后你哪都不去，我嫁给你就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伺候你，你说我亏不亏啊……”蒋英的话自然是带着玩笑说的，但也反映出钱老对自己定下的原则执行得是真严格。

动手写作也是钱学森的爱好

钱学森在学习

姓钱但不爱钱

钱学森姓钱，但不爱钱，他一生把金钱看得极淡。

在美国时，钱学森36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还兼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和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等职，成就卓著，收入颇丰，衣食无忧。1947年和蒋英结婚，有了贤内助后，他既不管钱也不管家事，成了“甩手掌柜”。

回国后，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首任所长，后又任国防部五院首任院长，但他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在美国比却有了很大差别。刚回国的钱学森看到祖国欣欣向荣，兴奋不已，所有美好影像都留在他喜欢的相机镜头里了。蒋英曾说：“一个月下来，光他买胶卷、冲洗照片这些事，就把当月的工资花光了。这时我们才明白，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从此他再没有动过那个相机。”钱老的工资虽比普通人高，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家的生活还是要精打细算，炊事员每月都记账，他们和普通老百姓同样经历了缺肉少油的日子。

除工资收入外，钱学森获得的各类奖金和稿费也不少，这些收入他从不交给蒋英补贴家用。其中稍微大笔的收入，他都捐了出去，或作为资助某项事业的捐款，或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剩余“私房钱”则全部放在秘书那里。一是用来交党费，钱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党费必须按月上交，雷打不动。二是用于买书。钱老酷爱读书，以此获取知识和灵感，为科研工作服务。新华书店当时每月都给钱老寄好几本新书目录，钱老把自己想看的书在目录旁打上钩，然后由工作人员到新华书店购买。很长一段时间，钱老购买新书之多、购书频率之高曾引起书店“怀疑”，以为是钱老的工作人员搭顺车把自己喜欢看的书也捎上了。其实不然。但凡喜欢的书，钱老都会毫不犹豫购买。书店的人说，每月购买这么多书在全国也属罕见。三是支付其他捐款。组织上每年都会安排机关干部为贫困地区捐款，钱老要求秘书直接从“小金库”里支出，事后告诉他就可以。四是其他零散办公需求支出，根据钱老的需要购买。每到年底，由秘书列表向钱老报告当年收支情况。

可是无论收入多少，钱学森从没有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有过支出。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粗茶淡饭，穿着简单。回国后，钱老几乎没有给自己添过几件像样的衣服，看照片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穿军装，就是穿蓝色涤卡布的中山装配绿军裤，衣服磨破无法补了才让工作人员照原样再买。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工作人员曾跑遍北京大商场也没买到涤卡布的中山装，最后在一个日杂商店才买到。他深居简出，口袋里也从不带钱，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每月去单位招待所理发，他会带钱在身上。理发的师傅每次看见钱老来理发，执意不收钱，感觉能够为大科学家理发也是荣幸，但钱老很认真，理完发把钱交给理发师傅，并说您付出了劳动，付钱是应该的。

这就是一位伟大科学家对待金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