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潘潘

钱钟书是一座学贯中西、记忆超群的活体图书馆。

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理论家，一个功能强劲的搜索数据库。

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住一本书，被长辈取名“钟书”。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嗜书如命。

1929 年，19 岁的钱钟书参加当时的高考，国文成绩特优，外语成绩满分，数学只考了 15 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总分在清华大学录取的 174 名男生中位列第 57 名。

一件著名的逸事是，在清华图书馆，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吴组缃听罢，便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 40 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

老司机飙车了！

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用古文笔记体写成，约 130 万字，论述了由先秦到唐之前的词章和义理，打通了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垒，光是引用，就引了 4000 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钱钟书还对读字典、辞典有特别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百科全书他都读过，他还说“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

钱钟书也是一位孤独的美食家。

他的藏书不多，但凡读书必做笔记，这是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时期泡图书馆养成的习惯，也是他过目不忘的原因：他留下了 5 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 3000 余种中文书籍；还有 3.5 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 4000 余种外文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本”，没有摘抄的书就更无法考证了。

你相信钱钟书也动手打过人吗？

这是真的，为了保护老妻杨绛而动手打人。

杨绛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2 月 2 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钟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

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給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钟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钟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件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打人者是 40 多岁的青壮年，那时的钱钟书和杨绛都已经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的这次动手打人就是为了保护妻子。在“文革”中，他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被剃“十字头”，他们都没有反抗。有一次，他们同时被剃了阴阳头，他们二人不但不气愤，反而彼此取笑谁更丑。每次出门之前，杨绛还会帮钱钟书把脖子上的批斗牌子挂正。

杨绛后来写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钱钟书是个不折不扣的熊孩子。

钱钟书和杨绛一生只有一个女儿——钱瑗，小名阿圆。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更顽皮。钱瑗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花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甚至把扫帚、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宝藏一一挖出来。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除了逗女儿玩，钱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关于屎尿屁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钱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钱瑗后来回忆，“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钱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小说《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钱瑗已经长大，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后来钱钟书自己也忘了稿子藏在哪儿，兴致大扫，也一直没有再鼓起勇气，重写这部叫《百合心》的小说，但他相信，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

钱钟书和杨绛对独生女钱瑗无限宠爱，钱钟书曾经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国家提倡过一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没有说过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好。

1997 年，60 岁的钱瑗因肺癌扩散去世，走在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前面。86 岁的杨绛忍着悲痛，花了 10 天时间，才将钱瑗的病情和死讯慢慢透露给病床上的钱钟书，一年后，88 岁的钱钟书也离开了人世。2016 年，105 岁的杨绛逝世，“我们仨”才终于团聚。

他嘴欠、他损人、他打人、他是坑女狂魔，可我们就是这么爱他，因为他是钱钟书，这是天才的特权。

——摘自《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