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巴黎圣母院里里外外都是人。名气一流，建筑也雄秀可观。我接着前后画了几幅速写。

正面拱门两旁的圣者群雕刻十分精彩，一个个直立着却富于精微的变化，神情含蓄而深刻。我特别喜欢那个把自己的脑袋托在手上的圣者，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一定有一个奇妙故事。我的喜爱简单而粗俗，只觉得应了中国流行的一句话，一个人胆子大时人们就说：“你把脑袋挂在裤腰上！”“你把脑袋托在手掌上！”

圣者面容真美，有一个跟我的表外甥女长得一模一样，我以前来巴黎时为此还拍过一张照，自然，消失在底片的海洋里再也不会找得到了。

《巴黎圣母院》故事里的那位“驼侠”，一代又一代，现在换了一位健壮的黑人。他是已经健壮之后才来敲钟吗？只有熟人才会知道。

千千万万的旅游者都明白他担任了一个光荣的历史任务。他也会打趣地弓起他满是肌肉的腰身告诉你：“我是钟楼怪人！呵！呵！呵！”

看起来，他和他的前人一样，都很满足，如果不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的话。

圣母院左边不远有块草地，不留心的人会以为真的只是一块草地。

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是一个纪念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屠杀的几十万死者。

和世界上所有纪念馆不同，进入纪念馆的方式是从踏入一条非常狭窄的露天甬道开始的。

花岗岩的甬道和石阶只容得下一个人，即使明知顶上有蓝天白云的现实，参观者已感受到幽闭的开端。

石阶的尽头是一块类乎囚徒放风之处，坚硬无比的花岗岩在你四周。显眼的角落石壁上钉悬着生铁铸造的现代雕塑，令人绝望的、比自由强大得多的防囚犯逃跑的尖刺。

走进一个两边几十吨重的大石头的窄门，来到四张双人席子大小的圆厅。左右两边是囚房，直对门口相反方向仍是铁栅锁着的一条通道。几十万盏小电灯泡闪亮着，一个亮点代表一个死去的生命。幽暗、静穆，任何人来到这里，囚犯的感觉油然而生。

小圆厅拱顶周围刻满了诗句。阿拉贡代表性的句子刻在正门顶上：

“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这两句话，令身在“牢狱”之中的我，吞咽不下。

从窄门来到“放风处”，我一直在沉重地思考。

朋友問我，我说：

“原谅了，也就很快忘记了！……怎么能原谅呢！杀人魔鬼面前非理性的残酷手段，你原谅了它也不领情！原谅了，‘不忘记中，还能剩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是我，我就说：‘绝不饶恕！绝不忘记！”

……

容忍、宽怀、重建家园、医治心灵创伤，所有的工作，都开始在惩罚了杀人犯之后……

从纪念馆出来，我愁思百结。

历史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却太过轻浮。

我想我这个人，可能是太“历史”了。 欲何依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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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与时髦

作者：陆文夫

吸烟早就不是什么时髦的事了，已经成了一种不良的嗜好，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几乎是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每年5月的最后一天还被定为世界无烟日。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吸烟好像是做贼似的。烟民们的声誉如此地一落千丈，这在半个世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想当年，抽香烟的人都是时髦人，能在市面上走走的大人先生，常常是头戴一顶礼帽，手拿一根拐杖，嘴咬一根烟嘴，烟嘴里插着一枝燃烧着的香烟……哇，有派头，是新潮人物！和现在的大款是一样的。

抽香烟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时髦呢，因为那时的中国人都是抽旱烟，抽水烟。老农民穷得揭不开锅，也有一根旱烟杆儿别在腰眼里。

烟杆儿的种类很多，从最简单的竹根烟杆到名贵的紫檀烟杆、玉石烟杆、银烟杆、铜烟杆，短的只有五六寸，长的要有一丈多。劳动者多用短烟杆，不抽的时候便插在腰带上，或者是插在后颈的领圈里。士绅们多用长烟杆，拖在手里像一根拐杖，抽烟的时候要别人替他点火，或者是揍到火苗上，伸进火盆里。长烟杆还可以打人，地主打农民往往用烟杆在农民的头上笃一下，这一下很疼，可以把你的头上打出一个瘤，打出一个洞也可以，因为那烟锅是铜做的。中国的武侠小说里有个怪侠欧阳德，他就是用烟杆作武器，天下无敌。

抽水烟通常要比抽旱烟高一个档次了，用的是水烟袋，这玩意设计得十分巧妙，实际上是一个铜壶，壶内灌了一定数量的水，烟经过水的过滤再吸进嘴里。中国的烟民直到今天还引以为荣，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科学的吸烟工具，可以把烟中的焦油、灰尘和部分尼古丁都溶在水里，比现在用的过滤嘴要高明百倍。

在中国的中上层人士中，抽水烟曾经是很流行的，甚至产生了一种烧水烟的职业，即在茶馆酒肆，牌局宴席上，有人用一种特制的水烟袋侍候那些吸烟的，那水烟袋弯弯的烟管长约一米，烧烟人站在一米之外把烟嘴揍到你的嘴边，让你手脚不动地吸几口。没有规定吸一口是多少钱，用现在的话说是收取服务费，服务费高低从来就没有定规。

时髦的事情来了——抽香烟。说起来也很奇怪，大凡时髦的玩意都是从外国传来的。

香烟肯定不是国产的，我最早见到的香烟是老刀牌，商标是一个拿着大刀的海盗，人们都称之为强盗牌。香烟是从上海流传到我们家乡的乡镇。乡镇的烟民开始时抵制香烟，不敢吸，说是吸了香烟之后就不会生孩子，是洋人用来亡国灭种的，这可能和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有关系。

烟草商也有办法，派出推销员深入小镇和码头，把香烟摆在地摊上，免费请大家吸，推销员自己吸个不停，说明吸香烟没有问题，你要买也可以，比黄烟丝还要便宜。当然也有勇敢的人带头，吸了也没有什么问题，于是，香烟就流行开了，烟价也就立即涨上去，弄得一般的人也吸不起，还是抽旱烟，学时髦也很花钱。

我的祖父开始是抽旱烟，后来抽水烟，他有两个白铜的水烟袋，一个是自用，一个是待客的。我童年时对祖父的印象便是在清晨的睡梦之中听见他咕咕地抽水烟，如果半夜醒来还听见那咕咕的声音，那就是家中有了什么疑难的事情。

我的父亲经商，他抽香烟，20世纪40年代听装的香烟质量很好，抽起来香气四溢，中国人把纸烟叫作香烟即是由此而来的。

我的父亲“教子有方”，当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便鼓励我抽香烟：“你将来要到社会上去混，抽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交际，迟早都要学会。”那时谁也不知道抽烟会短命或是要生癌症的。

我父亲的话没有说错，自从香烟风行之后，请人抽烟就成了一种礼节。家里来了客人首先是泡茶、敬烟。如果自己不抽烟，又未准备烟，那就必须道歉：“对不起了，没有烟敬你。”如果是求人办事、婚丧喜庆、朋友聚会、请人做工，那没有烟是不行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家乡的农民通常都买一包香烟放在土灶上的炕洞里，那里干燥，烟不會霉，成年累月地放着，以防贵客临门。于是，烟的意义已经不仅是一种嗜好，发展而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和拉关系的手段，愈演愈烈，直至今天。前两年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如果有什么环节打不通的话，那就先用手榴弹去摔 （送酒），再用爆破筒去炸 （送烟），因为送收烟酒也算不上贪污行贿。中国的烟民之众，烟草的消耗量之大，在当今的世界上居于首位，吸烟不仅是个嗜好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是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八个人在一起开会或聊天，其中有六个人抽烟，第一个掏出烟来的人就必须向其他的五个人每人敬一支，否则的话你就有点瞧不起人，或者是小气。来而不往非礼也，第二个人便掏出烟来每人敬一支。如此轮番一遍，每人就抽了六支烟，根据烟瘾的需要抽两支也就行了，其余的四支是“被动吸烟”。那你不能不抽吗，这就要看情况了，有时候不能不抽，不抽便是瞧不起敬烟的人，或者是嫌他的烟不够高级。中国人的戒烟之难，实在是因为敬烟和吸烟已经成了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礼节。

一个人吸什么样的烟，竟然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四十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到一家高级宾馆去找人，门房不让进，要我们出示身份证明。我们都拿不出，便和看门的人磨嘴皮。我的那位朋友灵机一动，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华牌的香烟，一人一支抽了起来。那看门的见我们居然能抽中华牌的香烟，决非等闲之辈，便挥挥手，让我们进去。由此可见，香烟已经不是一个有毒的物质，而是一种不良的精神状态。

小小的一支香烟，从时髦到不时髦甚至有害，人们对它的认识差不多花了一百年，认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啊，赶时髦可得当心点！

珠珠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陆文夫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