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孔繁勇

物证鉴定技术引发的争议

编译/孔繁勇

毒物化验

2009年11月23日早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男子在查尔斯湖畔骑车时，发现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倒在乡村道路边。女尸的脸部因遭受重击已经难以辨认，但是身上的一处独特文身却帮助警方确定她就是19岁的西拉 ·布兹加德。卡尔克苏县警察局局长带领侦查人员立即着手还原死者生前的最后数小时。最后见到布兹加德的人曾把手机借给她使用，她拨出的电话号码为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凶手也留下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当死者与凶手搏斗时，她的指甲划破了对方的皮肤，侦查员从中提取了一个清晰的DNA样本。要找到凶手，他们只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DNA了。根据她打出的电话，警方找到了一帮非法入境的墨西哥劳工。托尼 ·曼库索局长回忆道：“我们随即开始申请依法提取DNA的许可，聘请翻译人员，并向移民部门了解相关情况。”

但是这些墨西哥人的DNA与现场发现的DNA无一匹配。在FBI的 DNA综合查询系统里进行搜索比对也一无所获。侦查人员继续呼吁公众主动提供有助破案的信息，死者家庭也悬赏一万美元。但是案件侦查仍然毫无进展。

DNA显型带来的转折

2015 年 6 月，与卡尔克苏县警察局合作的一个鉴定机构的 DNA 分析专家莫妮卡 ·奎尔了解到一种对 DNA 检材中所含信息进行处理的全新鉴定方法，它并不要求数据库已经存有嫌疑人的 DNA或与之相匹配的DNA。这种被称为DNA显型的鉴定技术，可以推测出留下DNA样本人员的生理特征，诸如血统、眼珠和毛发颜色，甚至是面部特征。奎尔立刻联想到布兹加德案件，在这个案件中，现场遗留的DNA几乎是唯一的破案线索了。她与局长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员进行了联系，警方采纳了她的建议，将DNA样本送到一家专业从事DNA 显型鉴定的帕拉邦公司进行鉴定。

在这家鉴定机构，案件侦查工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根据现有的证据，侦查人员仍然坚信杀人凶手极有可能是拉丁裔，也许就是那帮墨西哥劳工中的一员，而且在杀人后立即逃离了现场。但是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却把凶手指向一名白皮肤、长雀斑、棕色头发、蓝色或绿色眼珠的男子。鉴定人员认为，他的祖先应该是北欧人。

局长说：“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的侦查工作，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否偏离了正确的侦查方向。”不过，有了新证据在手，他还是信心十足：“我认为我们离破案已经不远了，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DNA样本，并且掌握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我们已经知道嫌疑人是什么样的人了，但只是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

DNA显型是一项相对较新的物证鉴定技术。一些人甚至质疑它的有效性。它提供的人脸合成是根据遗传学而不是照片所作出的预测。一个人外貌的很多特征并不存储在DNA里，因此DNA分析并不能揭示这些情况，如某人是否蓄胡须、染头发。尽管这样，已有 40 多个执法机关成为帕拉邦公司客户。拥有一家名为人类长寿的保健公司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先驱者克雷格·文特尔也和许多实验室一样在研究基于DNA的人脸合成技术。

与此同时，其他的高科技物证鉴定手段也纷纷问世。CT 扫描仪可以协助医生进行虚拟人体解剖，深入体内探测标准解剖难以察觉的痕迹。研究人员在研究尸体上的细菌是否能够用作判断死亡时间的准确指标。他们甚至还研究是否不仅可以通过凶手留在现场的 DNA，还可以通过其留下的细菌的微生物标志确定身份。

指纹专家指出，为防止先入为主，在核查嫌疑人的指纹前，必须先研究犯罪现场提取的指纹

鉴定专家利用X光衍射技术鉴定合成毒品和炸药

物证鉴定技术可靠吗

我们通过《犯罪现场调查》等电影和电视剧作品所熟悉的那些物证鉴定技术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1910年，托马斯 ·詹宁斯成为首个主要靠指纹证据被认定犯有谋杀罪的美国人。他被控在盗窃（未遂）过程中枪杀克莱恩斯 ·席勒。凶手在刚漆过的窗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四名指纹专家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几乎是詹宁斯被定谋杀罪并判处死刑的全部证据了。

詹宁斯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在裁定中不仅指出了使用指纹作为确定身份的漫长历史，还指出指纹证据制度在英格兰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从1891年起，英格兰就有数千起案件使用指纹定案，而且从未发生任何差错。不过，上诉法院也提醒，由于指纹证据超出了常人的经验范围，因此必须由专家在法庭上开示，并向陪审团成员进行解释说明。最后，上诉法院维护一审判决，詹宁斯被送上绞刑架。

20世纪末，法庭上涌现了许多新式鉴定手段。FBI的分析师将犯罪现场发现的毛发与嫌疑人身上的毛发进行比对，并在法庭上作证。毛发分析专家指出了毛发的微观性状、毛发的粗细、色泽以及其中的色素颗粒构造等特质。20世纪70 年代初期，咬痕分析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进行鉴定时，专家将受害人身上的咬痕与嫌疑人的牙齿进行比对。 1974 年，法院根据一具从地下挖出的女尸鼻子上的咬痕认定了杀人凶手。其他可视的比对，如车轮行驶轨迹、鞋印、弹痕，也逐渐从执法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线索发展成为在庭审中出具、帮助证实犯罪的有力证据。在成千上万起案件中，法官都要斟酌采信鉴定意见是否具有充足的先例作为支撑，从业多年的鉴定专家作出的证词也都让人信服。

但是在过去的大约10年时间中，许多鉴定技术的可信度显然要比电视剧中的低得多。当物证鉴定结论在法庭上被过度使用后，一些无辜者反因此蒙受冤屈，轻则入狱，重则送命。

1981年，华盛顿特区有一名女子在自家的公寓中遇袭，歹徒将其嘴巴堵住，眼睛蒙上，然后实施性侵。报案后，她配合警方的画师重塑了嫌疑人的面貌。一个月后，一名警察悄悄报告办理此案的侦探，18 岁的柯克·奥多姆与合成的人脸素描像极其相似。但奥多姆的母亲作证，案发时自己儿子待在家中，哪儿也没去。她说自己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他的姐姐刚刚生了小孩。受害人在照片辨认时不太确定地选中了奥多姆的照片，随后进行真人辨认时，再次指认了奥多姆。FBI 派出的分析师出庭作证时指出，奥多姆毛发的微观性状与死者睡衣上发现的那根毛发没有任何差别。据此，奥多姆被判犯有强奸罪，入狱服刑 22年，出狱后还要服缓刑八年。后来，华盛顿特区的法律援助机构找到了新的证据，终于为他洗清冤屈。

1992年，卡梅伦·托德 ·威林汉姆被控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家中纵火，烧死自己的三名幼女。五名侦查人员对室内地板上的残骸进行了分析，认为威林汉姆曾点燃汽油在家中多点纵火。2011年，德州认定该案的证据分析存在致命漏洞。但是对被告来说为时已晚，七年前他被处以极刑。

DNA分析

因为鉴定问题被冤枉的还有俄勒冈州的律师布兰登 ·梅菲尔德，他于2004年5月在律师事务所中被FBI逮捕。探员们并没有告知他为何会被逮捕，为了弄清原因，梅菲尔德只能在双手被反铐的情况下阅读逮捕通知书。当FBI的指纹检查员在自动指纹识别系统中检索梅菲尔德的指纹时，他们认为梅菲尔德的指纹与装有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中所使用爆炸物品的塑料袋上留下的指纹相匹配。那起爆炸袭击夺走了191人的生命。但是，西班牙官方却不同意FBI的看法。梅菲尔德被捕两周后，他们发话说已经找到与塑料袋上指纹相匹配的指纹。嫌疑人是一名仍然在逃的阿尔及利亚男子，他被控幕后策划了马德里恐怖袭击。

利用DNA显型技术，并结合头骨的关键特征，可以电脑生成被害人的脸

以上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司法机关所依赖的鉴定手段和专家意见更注重技艺而非科学。例如，毛发分析的作用已经被明显夸大了。FBI在对毛发微观比对案件进行评查后，发现在90%的案件中，其分析人员所作出的证词都存在问题。

放火案证据的可靠性也在受到质疑。多年来，放火案的侦查员们都会勘验着火房屋的窗户玻璃，查看是否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产生破裂。他们还会努力寻找融化的金属门槛或是因高温爆裂的水泥地。如果温度高到足以造成这些损害，就会被看做汽油等物质被用来引火的证据。但是与他人共同向德州物证鉴定委员会提交威林汉姆案件报告的火灾调查员约翰 ·伦蒂尼指出，以上这种推论已经过时了。

伦蒂尼说：“坚持这种理论的人会认为，用汽油纵火之后的短时间内，会比单纯点燃木材释放更多的热量。因此，火温必定更高，对吗？错，不是这样！”有研究表明，是通风，而不是点火的物质，决定了火温及燃烧速度。在房屋火灾实验中，如果通风和其他因素适宜，即使没有使用汽油，玻璃窗破裂、水泥地爆裂、金属融化的结果也会发生。

甚至指纹作为证据的可靠性也产生了争议。虽然计算机更长于通过数据库检索为标准的捺印指纹或扫描指纹找到相匹配的样本，但是在将犯罪现场发现的模糊指纹与嫌疑人的指纹进行比对时，人眼却显然更胜一筹。由于现场发现的指纹大多是扭曲、污损的，能否找到与之匹配的指纹，就完全要依赖专家所作出的主观判断了。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告诉指纹检查员，嫌疑人已经对罪行供认不讳或已被关押，他们有时会对同一指纹作出不同的结论。一份联邦政府的报告披露，在梅菲尔德案件中，虽然嫌疑人的指纹与数据库中的指纹并不一致，检查员们仍然坚信不疑。

2009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一份报告，强烈质疑指纹、咬痕、血迹、纤维、书写、弹痕分析等主流物证鉴定的有效性。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个例外，对任何的物证鉴定都不能确信其“揭示了证据与某个人或某种来源存在关联”。

并非偶然，唯一通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审查的物证鉴定手段并不是执法机关研究出来辅助罪案侦查的，而是由一名在学术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开发的。1984 年英国遗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偶然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在实验中，他可以仅凭每个人切碎的DNA就能将其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杰弗里斯的发现构成了第一代DNA测试的基础。三年后，杰弗里斯的实验室对一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性侵并杀害两名少女的17岁嫌疑人DNA进行检测，发现与被害人体内提取的精液DNA并不匹配。这样，DNA 技术在刑事办案中的首次应用并未能帮助认定嫌疑人有罪，相反，它提供了嫌疑人无罪的证据。真正的凶手企图逃避对当地部分男子进行的DNA筛查，但后来向警方供认了罪行。

不久，更多敏感的鉴定技术投入司法实践，到 1997 年，FBI 开始应用一项鉴定技术，对基因组上的13处简单重复序列进行比对，两名无关人员的13处简单重复序列相同的概率为1000亿分之一。基因的这些规律就构成了FBI建设应用DNA综合检索系统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DNA画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案件审理，在美国，最为著名的当属辛普森杀人案的审判了。

DNA证据并非不容置疑的。从提取DNA的犯罪现场直到分析DNA 的实验室，外部的DNA都有可能污染DNA检材，从而损害它的证据价值。精液、唾液或人体组织的鉴定结论几乎可以把差错率降低到零，但是对嫌疑人接触过的物体所留下的DNA进行检测，却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实验室 DNA 检测的水平与分析人员所受到的培训成正比。 2015年4月，在一个资质评审委员会发现DNA分析人员不称职、鉴定程序不规范后，华盛顿特区物证鉴定实验室被责令暂停 DNA 检测十个月，该实验室所做的100余起鉴定也接受了复查。

艰难的变革

自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呼吁对物证鉴定进行彻底改革，已经过去七个年头了。据官方信息，报告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如创设一个全国性的物证鉴定机构，因为财政方面的原因，不可能被政府采纳。其他的建议，如对使用指纹、咬痕等鉴定手段确定嫌疑人身份的可靠性加强研究，正在付诸实施。该报告发布五年内，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投入一亿美元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形成了600余份研究报告，但是进展依然缓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院院长莫努金说：“这是一些重要变革的开端，特别是指纹证据领域。”2012年，为了避免鉴定过程中产生差错，联邦政府发布了指纹分析流程的新指南。一些指纹专家称他们正处于观念更新的风口浪尖，一直以来，专业标准都要求指纹分析人员在法庭上发表的鉴定意见必须钉是钉、铆是铆，不能有任何商榷的余地。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指纹专家们认为应该像DNA专家那样以概率陈述他们的意见。也就是说，指纹鉴定结果是可能存在误差的。

塞德里克 ·纽曼是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一名擅长指纹分析的统计学教授，他赞成指纹分析人员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说明他们的鉴定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位教授和其他观点相同的人士希望更为客观地看待指纹比对中所使用的箕型、斗型、拱型。

这些标准的演化对于将物证鉴定发展为一门科学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正在组织推广一系列的规范做法，包括如何校准仪器设备，比对指纹时应当适用何种程序，如何研判弹痕、DNA或毒品分析结果等。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物证鉴定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分析化学家约翰 ·马特勒说：“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健全各类标准规范，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鉴定标准还是一个空白。”

即使设定了标准，标准技术局也无法要求鉴定机构执行其规定。下一步有可能实现的目标是，对那些能够执行鉴定标准的机构，由第三方进行非强制性的资质认证。目前，有超过80%的鉴定实验室获得了通用认证，表明它们已经符合了规范做法的基本要求。但是大量的鉴定工作是在这些实验室外的警方鉴定部门进行的。2014年，研究人员对包括警方及鉴定机构在内的1000余家从事鉴定的单位进行了调研，最后发现70%以上的单位没有取得通用认证。

莫努金指出，另一个障碍是法官，他们本该是正义的捍卫者，但是经常会采信包括咬痕分析在内的难以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只要这样的证据仍然能够被法官采信，对于鉴定人员来说，就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动力来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说：“法官们实际上未能认真地考虑如何确认鉴定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对待差错率。法院过多地押注在鉴定意见上了。”

随着传统的鉴定手段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具有科学依据的新鉴定技术，如DNA显型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还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呢？

2015年9月1日，卡尔克苏县警察局向媒体通报了杀害西拉 ·布兹加德的嫌疑人有可能是一名白人男子。帕拉邦公司解释了一个人的外貌有多少可以从DNA推测出来，又有多少无法推测。比如这副面孔由于缺乏个性或情感，看上去十分怪异。他的目光无法透露他的童年有多么糟糕，他的嘴唇也难以显示他对罪恶的痴迷或对法律的蔑视。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二表弟，或是熟食店的伙计，也可能是2009年将一名年轻妇女殴打致死的男人。

鉴定专家在实验中点燃一间卧室，收集燃烧过程中释放的热量、烟雾、气体数据

鉴定专家正在进行枪支试射

模拟案发现场侦查

布兹加德案并不是DNA显型技术首次用来辅助刑事侦查。这种技术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使用DNA确定嫌疑人的血统，对于2003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抓获一名连环杀手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布兹加德案极为相似的是，警方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有特定血统的嫌疑人，DNA合成的人像表明他们的侦查方向恰恰搞颠倒了。

血统特征刻画鉴定技术如今有了更新的版本，那就是所谓的遗传根源。由于受不同的基因影响，东亚和欧洲人种都长着浅色皮肤。欧洲人的浅色皮肤与基因“SLC24A5”有关。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有两份那样的基因；欧洲以外的人种如果有一份那样的基因，就会比根本没有该基因的人种的肤色要浅得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马克 ·施赖弗说：“我可以与一屋子的美国黑人坐在一起，然后准确地告诉你谁有那样的基因。”

除了能够查出不同类型的基因，DNA显型还可以帮助鉴定人员寻找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细微变异。它们关系到人的外貌特征，如毛发、眼球颜色、雀斑以及耳垂大小。

帕拉邦公司以及人类长寿公司的研究人员进而利用巨型计算机数据库来寻找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个体面貌特征的关联。志愿者按要求填写关于他们外貌，包括有无雀斑的问卷调查表。每名志愿者的DNA样本都要被检测其中会产生单核苷酸多态性的100万个点。3D扫描仪记录下志愿者的脸部，包括颧骨、下巴、鼻子等部位的角度，从而生成一张电脑化的脸部图片。然后，计算机算法开始寻找同一人的特定单核苷酸多态性与3D扫描图片中脸部突出特征，如下巴或鼻子形状的关联。海量数据的处理要花几周时间在数百台计算机上同时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脸部特征的关联可帮助鉴定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等身份不明人员的DNA样本反向生成一张脸。

当然，问题是那张电脑生成的脸与提供DNA人员的脸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是否能够排除其他人，甚至是具有同样血统的人。从理论上来说，向DNA数据库提供的不同种族和面部特征的人数越多，该数据库推测犯罪嫌疑人面部特征的功能就越强。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的曼弗雷德 ·凯塞尔教授说，从一个存有数千人信息的DNA数据库生成一个数据库外人员的精准面部图片，至今仍然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指出：“关键是无论它们做什么，都应当能够证实，能够复制”。帕拉邦公司现在正与北德克萨斯大学应用遗传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布鲁斯 ·布德沃进行合作，对其鉴定技术进行测试。布德沃此前是FBI的DNA专家。

帕拉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文 ·阿曼特鲁特说，弄清公司的人脸合成技术如何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这种技术不是用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而是用来排除与合成的人脸明显不相似的人员，如布兹加德案中的那些墨西哥劳工。

阿曼特鲁特说：“今后，我们在侦查初期就可通过人脸合成技术确定谁应当或不应当在你的嫌疑人名单上。”随着调查对象范围的缩小，未被人脸合成排除的嫌疑人的DNA可用来与现场遗留的DNA比对。毕竟，帕拉邦公司的技术并非是为确定特定人员而研发的。

阿曼特鲁特说：“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新技术确实提高了侦查工作的效率。”

承办布兹加德案的侦探莱斯 ·布兰查德迫切希望早日侦破。他说，自从帕拉邦公司合成的人脸画像公布后，他和他的侦查团队已经收到不少市民提供的线索了。破案似乎指日可待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与之匹配的对象仍然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