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甜,王友国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2.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江苏南京210023）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研究

田甜1，2,王友国2

（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200062；2.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江苏南京210023）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成为目前高校学生发展和教学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江苏省某省属高校为例，开展了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分析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主要特征，探索相应的学业救助具体措施。研究发现：学困生父母学历普遍较低，学困生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类别构成上差异明显、大多数学困生的家庭结构为核心家庭，绝大部分学困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供给，父母对学困生比较关心。建议学校的学业救助工作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的影响，提升学困生父母的教育行为，均衡教育资源，体现教育公平。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家庭特征；学业救助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成为目前高校学生发展和教学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给学校、社会、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分析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主要特征，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业救助工作，减少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人数。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以下简称学困生）是指智力正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适应高校的学习生活，造成学习效果低下，学习成绩不能达到高校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学生。[1]但是这种学业不良是可逆的，通过一定的学业救助工作是可以转化的。

国内目前对学困生的研究多数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的对高校学困生的研究中，王自华等认为独生子女父母的高期望值、父母的教育方法、家庭结构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家庭经济情况等都是导致学困生学习困难的家庭因素。[1]刘颖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学业困难的关联研究表明，学优生与学困生在父母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学困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学困生学习适应性在多方面显著相关。[2]刘江华认为家庭环境对教育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否良好以及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得当。[3]

学困生的研究除了涉及教育学学科，也涉及心理学学科。李光萍等研究了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学困生，这部分群体精神障碍发生率较高，承受着惩罚严厉、拒绝否认以及过分干涉等不良教育方式。[4]曾平飞等的研究表明，不能排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科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影响，县镇和农村科学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远低于城市学生。[5]宋广文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有直接影响，社会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来自学校、家庭等的社会支持是中学生阶段重要的外部保护性因素。[6]

可见，对学困生形成的家庭因素的现有研究中，在研究对象上，多集中于“小学生”“中学生”，或者某个具体群体（如农民工子女、县镇和农村家庭子女），缺乏对高校大学生学习困难群体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只有很少的篇幅零散分布在相关论文中，或者集中于某个具体方面（如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的社会支持），缺乏对学困生主要表征中家庭特征的专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源于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缺乏基于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高校学困生为研究对象，对学困生家庭的各方面表征，以及相应的学困生救助措施进行专门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问卷编制

（一）研究对象

高校学困生的学业困难标准很难界定，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本研究的难点。已有的若干研究选取成绩排名后10%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此方法适用于中小学学困生研究。学分制下的高校学困生的研究对象选择需要综合考试不及格门数、获得学分数、平均学分绩点等多个指标。

实行学分制的高校通常用计算学生累计取得的“学分”评定学生学习的“量”，计算学生累计取得的“平均学分绩点”评定学生学习的“质”。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公式为：

本研究以江苏省某省属高校为例，该校《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某高校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对应关系

该校《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规定本科毕业生毕业条件包括“按本专业教学计划或培养计划修满规定学分，经考核合格后准予毕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在满足毕业条件的基础上包括“在校学习期间平均学分绩点为1.8及以上（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不计入）。”

学业预警是高校依据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各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学习问题和学业困难的学生进行警示，该类学生称为学业预警学生。高校的学业预警工作是对学困生开展的常规学业救助工作之一，高校学业预警学生群体可以认为是高校学困生群体的子集。

该校学业预警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个等级，具体的界定标准如表2所示：

表2 学业预警等级的界定标准

本研究以高校学困生为研究对象，在学业预警学生群体中随机抽样作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在该校4050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2016年3月21日）中随机抽取14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及统计分析。

表3 研究对象分布表

（二）问卷编制

《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救助问题研究》调查问卷分为6个维度：个人基本信息、自身成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救助措施。每个维度由10-20个选择题构成，共77题。从学生自身内因（个人基本信息、自身成因）和外部环境外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研究学困生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研究学困生形成的家庭因素，即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因素两个维度，探索学困生的家庭因素的特征。

在“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调查问卷中，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的调查，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平均学分绩点、不及格课程门数等，第二部分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调查学困生的家庭特征，共有10个选择题，其中8题单选题，2题多选题，分别从“父母学历”“父母职业”“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父母对学困生关心程度”等因素来设计问卷，研究这些因素的表现特征以及相应的学困生救助措施。

2016年5月13日，在该校4050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2016年3月21日）中随机抽取150名学生，进行问卷预调查，并采用spss22.0为统计分析工具，修改问卷。2016年6月7日，在该校4050名学业预警学生（截止至2016年3月21日）中随机抽取1400名学生进行正式调查，发放问卷1200份，收回问卷1067份，有效问卷1061份，回收率88.9%，有效率99.4%。

二、研究结果

（一）父母学历

表4 父母学历的频率分析

学困生的父母学历半数以上集中在初中、中专、高中文化水平（父亲学历在此范围的占59.7%，母亲学历在此范围的占61.2%），缺乏大学学习的亲身体验与学习经验，没有足够的能力帮助学困生摆脱学习困境。

进一步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学困生的父亲学历与母亲学历分布的关系，交叉表的数据显示，χ2=917.135，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表示父亲学历与母亲学历两个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互关联。

（二）父母职业

表5 父母职业的频率分析

学困生父亲职业的人数百分比最高、较高依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21.5%）、“专业技术人员”（占20.6%）、“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7.9%），累计占60.0%。人数百分比最低、较低依次是“军人”（占0.0%）、“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8.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8.4%），累计占16.6%。

学困生母亲职业的人数百分比最高、较高依次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现不从业者）”（占25.0%）、“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0.6%）、“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占17.3%），累计占62.6%。人数百分比最低、较低依次是“军人”（占1.4%）、“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6.2%）、“专业技术人员”（占6.5%），累计占14.1%。

可见，学困生的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在结构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现不从业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两类职业上差异明显。

进一步通过卡方检验，分析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分布的关系，交叉表的数据显示，χ2=1316.085，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表示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两个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互关联。

（三）家庭结构

表6 家庭结构类型与是否独生子女的交叉表分析

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指一对夫妻与已婚子女（或者再加第三代人）组成的家庭，单亲家庭指由单身父母一方养育子女的家庭，重组家庭指夫妻一方再婚或者双方再婚组成的家庭。[7]

表6显示，多数学困生为独生子女（占72.9%），多数学困生的家庭为核心家庭（占81.2%），并且，大多数学困生为独生子女同时家庭结构为核心家庭（占61.2%）。

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结构类型所构成的连列表以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是，χ2=47.380，p= 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互关联。

（四）经济状况

表7 生活费来源与月生活费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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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费来源看，绝大部分学困生的生活费来源是父母供给（占96.6%），父母在经济上给予了学困生大力的支持。从学困生的月生活费水平来看，大部分学困生的生活费集中在800-1600元（占73.0%），学困生的生活水平在中等偏上水平，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月生活费在800元以下的学困生仅49名，占4.7%，因为经济困难而导致学业困难的学困生占极少数。

（五）父母关心程度

按照李克特5级量表，对题项“父母对你的学习关心吗？”在符合程度上按照“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一般”“比较不关心”“很不关心”顺序，分别赋以5分、4分、3分、2分、1分。最小值1，最大值5，分值越高，表示父母对学困生学习的关心程度越高。

表8 父母关心程度的描述性分析

该题项均值为3.97，接近于“比较关心”，“比较关心”有效百分比为52.7%，“非常关心”有效百分比为24.8%，累计百分比为77.5%，说明父母对学困生在精神上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表9 不同父母学历在父母关心程度的差异分析

采用ANOVA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及事后检验表明，不同的父母学历在父母关心程度上有显著差异,父亲学历(F=3.070,P=0.009〈0.05),母亲学历（F=3.049,P=0.010〈0.05）。

根据均值大小，学历为本科的父母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显著高于学历为初中、中专、高中的父母，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也高于初中、中专、高中的父母，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父母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低于学历为本科的父母。可见，父母的学历水平与父母对学困生学习的关心程度不呈现正相关。

（六）父亲职业与学困生学业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1某高校考核成绩与绩点系数的对应关系，将学困生的平均学分绩点分为5个等级。等级变量中，值1代表的平均学分绩点范围是4.0-5.0，值2代表的范围是3.0-3.9，值3代表的范围是2.0-2.9，值4代表的范围是1.0-1.9，值5代表的范围是0.0-0.9。见表10。

表10 学困生平均学分绩点描述性分析

等级为3的学困生占53.5%，平均学分绩点在2.0-2.9之间，占半数以上，等级为4的学困生占39.7%，平均学分绩点在1.0-1.9，在毕业要求的临界值（平均学分绩点1.5以上）和取得学位要求的临界值（平均学分绩点在1.8以上）左右。

表11 不同父亲职业在学困生学业成绩的差异分析

采用ANOVA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及事后检验表明，不同的父亲职业在学困生学业水平上有显著差异(F=1.686,P=0.021〈0.05)。

根据均值大小，父亲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学困生学习困难程度（均值为3.28）显著小于父亲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学困生（均值为3.51）。

三、结论

（一）学困生父母学历普遍较低，没有受过大专或本科的高等教育

本研究表明，大多数学困生父母的学历集中在初中、中专、高中，没有受过大专或本科的高等教育，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相对较少。父亲学历与母亲学历显著相关。

由于大多数学困生父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亲身经历，缺乏对大学学习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对学困生在大学期间学习方法、学习规划、学习心理等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学业指导，在大学期间师生关系、同学交往、时间管理等方面缺乏客观有效的生活指导，造成学困生的主观感受是父母的关心不够。

（二）学困生父亲职业与母亲职业类别构成上差异明显，两者显著相关，一定比例的学困生母亲经济社会地位较低

本研究表明父亲的职业构成与母亲的职业构成明显不同，父亲职业构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母亲职业构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现不从业者）”“商业、服务业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25%学困生的母亲职业为“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现不从业者）”，说明处于较低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较低社会阶层的学困生母亲占有相当的比例。

（三）大多数学困生的家庭结构为核心家庭，且大多数学困生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简单

本研究表明，大多数学困生的家庭为核心家庭（占81.2%），并且大多数学困生为独生子女（占72.9%），两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学困生为独生子女并且家庭为核心家庭的人数占61.2%，表明大多数的学困生的原生家庭为父母和一子女的三口之家，家庭结构简单。这一结论可以解释结论4、结论5中学困生父母在经济上给予学困生较大的支持、在精神上给予学困生较大的关爱。

（四）绝大部分学困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供给，并且经济水平在中等以上，没有经济压力

本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学困生的生活费来源是父母供给（占96.6%），月生活费水平在800-1600元的占大多数（占73.0%），说明，学困生的父母在经济上给予了学困生较大的支持，让其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不用负担经济的压力。月生活费在800元以下的经济困难学生只是极少数（占4.7%）。

（五）父母对学困生比较关心，且关心程度与父母学历不成正比

本研究表明，大多数父母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较高（均值为3.97），接近“比较关心”的程度。父母学历层次与父母对学困生关心程度不成正比，学历为本科（而不是研究生学历）的父母对学困生的关心程度最高，学历为初中、中专、高中（而不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父母对学困生关心程度最低。

77.5%的学困生认为父母“比较关心”或者“非常关心”自己，说明学困生的父母在精神上给予了学困生较大的支持和关注。相对而言，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父母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中较低的阶层，希望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现状和子女的命运，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往往更加关注子女的学习。学历为研究生水平的父母由于自身已经达到教育的最高层次，对子女比较有信心，不需要通过子女的成就来证明自我价值，往往对子女没有过高的压力，对子女的关注度反而降低。

四、建议

（一）学校的学业救助工作要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的影响

学困生的家庭因素具有一定的特征与规律，学校在开展各类学业救助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学困生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对于学困生出现的学业困境有更加客观的分析和更加深入地理解。挖掘学困生显性行为表征背后的隐性家庭因素，有助于学校理解学困生、帮助学困生、转化学困生。

例如，学困生沉迷网络的背后是否是父母关爱的缺失，学困生打工兼职的背后是否是家庭经济的困难，学困生不思进取的背后是否是父母教育方式的偏颇，学困生大学学习生活不适的背后是否是以往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学困生成绩滑落的背后是否是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些都是学校学业救助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提升学困生父母的教育行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学困生家庭结构简单，多为父母与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因此，父母对学困生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精神上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是，父母的关爱与帮助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其子女出现了学业问题和学业困难，这与父母实际的教育行为有关。

学困生父母的学历层次普遍较低，父亲与母亲的职业构成差异显著，母亲的职业层次相对低得多，这说明学困生父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在社会阶层中属于较低层次的人群。家庭资本理论提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等因素会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因而，学困生父母的学历与职业水平较低，导致其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水平较低，没有形成良好的教育效果。

关于学困生父母教育行为与学困生形成的关系研究是本课题今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三）均衡教育资源，体现教育公平

有学者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经历总体上表现出与家庭背景一致的“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秩序性特征，这种“强结构”效应在家庭背景两极的学生群体中尤为明显。[8]这一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学困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分层中处于较低的阶层。

由于学困生父母的社会阶层较低，拥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较少，其子女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较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学校应当在分配教育资源时给予学困生更多的关注，做到教育资源分配均衡。这既体现在分配教师资源、学习资料、学习空间、奖学金、助学金等有形资源上，也体现在学生干部选举、各类竞赛报名、出国学习机会、教师教学过程中的关注、学业评价等无形资源上，无形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加考验学校践行教育公平的信念。

[1]王自华,吴涛,张慧敏.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扶助策略[J].学术探索,2012(6):180-182.

[2]刘颖.父母教养方式与高校学困生学习关联度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213-216.

[3]刘江华,谢丽萍.高校学困生“后现代”生态化路径转化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3(11):12-17.

[4]李光萍,赵志民,吉伟,等.农民工子女中学习困难学生的精神行为问题及父母教育方式[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10):772-776.

[5]曾平飞,赵光平,罗星凯,辛涛.城乡科学学习困难学生学业相关因素分析[J].教育科学,2012(4):52-57.

[6]宋广文,骆风,周方芳.学优生、学困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4(3):48-53. [7]陈铭卿.对家庭结构类型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1986(6): 62-67.

[8]周菲.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经历[J].高等教育研究,2016(7):61-71.

责任编校 秋晨

C913

A

2095-0683（2017）01-0120-07

2016-12-26

国家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EIA150403）；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B-b/2015/01/044）；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GJS-XKT15006）；南京邮电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NYS215023）

田甜（1981-），女，江苏南京人，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王友国（1968-），男，江苏淮安人，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