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朴伟

摘要：

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俄国思想界异常纷争的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出现， 他们用马克思的个别经济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的理论，作为“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布尔加科夫，想通过其专著来“批判”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为了捍卫马克主义理论，揭露“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目的，专门撰文给予了批判。

关键词：合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 宗教哲学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6.008

中图分类号： G410；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6-0031-08

一、认识“合法马克思主义”

1.“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从俄罗斯大百科辞典和苏联百科大辞典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可以概括地归纳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图卢威、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他们在合法刊物《新言论》、《开端》、《生活》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试图用马克思的个别经济理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赞成民主自由，发展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从1900年末开始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他们的领导人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

2.“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特点

19世纪 90年代初的俄罗斯，各种思潮纷纷出现。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逐渐开始传播，代表着不同社会政治思想的人物最初都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吸引，但他们却没有正确理解和最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其中大多数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却都又放弃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被誉为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出版家的彼得· 别尔加多维奇· 斯图卢威（1870-1944）、宗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宗教哲学家谢苗·柳德维戈维奇·弗兰科（1877-1950）、宗教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别尔嘉耶夫（1874-1948）、经济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着共同的特点：这个年代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基本上他们都处于求学之中，世界观都尚未形成与确定，这个时期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接触到国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处于最为激进时期，但是最吸引他们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19世纪8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代末也都先后放弃了民粹主义的理想，同曾经也是民粹派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查苏利奇等人一样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政治上、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与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他们的思想因为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而摇摆不定，最终在短短十年时间都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到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几经变化。最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20世纪初，随着俄国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直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期间，他们或被迫流亡海外，或被苏维埃政权出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需要，而被驱除出境。

自由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展开了争论，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到馬克思主义与民粹派的争论中，并与马克思主义者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必将在俄国发展的事实，并且通过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1894年，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批判了民粹派的观点。同年“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斯图卢威发表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文，客观地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现实，批判了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错误观点。1898 年，另一“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也出版了《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一书，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的观点。 虽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但是他们用表面上对民粹主义进行的批判，来掩盖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美化。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用经济唯物主义偷换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 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学理论；他们否认社会主义是科学，认为俄国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制度随着它的内在矛盾的发展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才是俄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20世纪初，列宁揭露和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相呼应，共同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的行径，至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盟也彻底破裂。1905年革命期间，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转变成为了立宪民主党人，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 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公然捍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国际机会主义的萌芽。 他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1]列宁认为，不能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赞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崇拜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密切注视着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直接利益。总之，他们主张合法改革运动，并且认为这是完成社会经济改革的唯一方式”。[2]

二、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科夫的主要观点

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东正教神学家、牧师。他的思想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神学等领域。他的一生充满曲折，这不仅表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上，更表现在他的思想历程上。他从最初的宗教信仰回归到最终的宗教信仰，先后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从自由经济学家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到基督教神学家、从无神论者到东正教神父的精神历程，他走的是一条从宗教、无神论、合法马克思主义、宗教唯心主义、宗教的转变之路。在他所经历的曲折思想之旅中，社会状况、宗教、家庭及各种思想潮流对其影响至深。

19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并在80年代广泛传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更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19 世纪末，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很重要的潮流。布尔加科夫于1890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早已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他开始专心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撰写了大量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目的就是：“力求做到以信仰和真理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竭尽我的全部智慧来反击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3]1896年他写成《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市场》一书，这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使他获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首领地位。但是，布尔加科夫信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社会学领域的理论。”[4]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全部适用于俄国，只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能改变俄国当时的社会命运。其硕士论文《资本主义与农业》于1900年在德国完成，书中虽然指出了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但他妄图用自己的理论证明小农经济的合理性，用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人民群众经济贫困的原因之所在，暴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期间，他系统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接近于康德的理性批判主义。此时他结识了普列汉诺夫，并且与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接触甚密，并且已经成为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布尔加科夫认为《资本主义与农业》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在农业耕作中的基本观点问题的。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农业进化中未能得到证实。”[5]布尔加科夫“认为自己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6]19世纪后半叶俄国各种思潮纷争，面对主张全盘否定俄罗斯传统而接受西方一切的西欧派和保守传统的斯拉夫派、面对提倡将西方和俄国相结合的欧亚主义、面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面对19 世纪 8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已经加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民粹派之间展开的一场新的大论战，以及90年代中期开始，以斯图卢威、米留科夫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日益活跃，布尔加科夫却再次陷入了信仰危机。按照布尔加科夫的说法，早在从国外归来时，他“就由于失去了根基因而对自己的理想信仰也开始破碎了。”[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开始逐渐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开始变得异常突出和尖锐，众多文化形态并存并相互影响，布尔加科夫在经历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质疑。1901年至1906年布尔加科夫在基辅综合技术学院任教授期间，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弗洛连斯基的影响，开始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宗教唯心主义的转变。他不仅摆脱了经济唯物主义，接受了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完全地转变到了宗教哲学世界观立场上。这个转变的标志是1903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文集。文集中收录了几位“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文章。布尔加科夫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的前言中，写道：“我应当承认，康德对我来说永远比马克思更无可置疑，我认为用康德来劝说马克思，而不是相反。”[8]但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布尔加科夫还曾指望“赋予经济唯物主义学说已可以接受的正面形式，从而将其从荒谬中拯救出来。”[9]

1906年布尔加科夫迁居莫斯科，执教于商学院，并作为立宪民主党成员而被遴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9年出版的《路标》集，是包括“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内的宗教哲学家、曾经的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的标志。1917年起，布尔加科夫开始参与东正教会全俄地方主教会议的事务并起草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1918年，他接受了授神职仪式，并被推举为教会最高苏维埃成员。同年移居到克里木，在辛菲罗波尔大学从事讲学和研究，并担任神父职位，直至1923年被驱逐出俄罗斯。

三、列宁对布尔加科夫的错误理论的批判

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布尔加科夫和德国的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一样，欲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修改”。布尔加科夫的论点得到了西欧修正主义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奥·赫茨、俄国民粹派维·米·切尔诺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爱·大卫等人的赞扬和支持。列宁为了批判布尔加科夫对马思克主义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歪曲，列宁写成《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篇论战性文章。列宁不仅从哲学方面，而且也从经济学方面，彻底批判了布尔加科夫企图恢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谬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土地肥力发展理论所作的一切荒涎无稽的“批评”。列宁在著作中透彻地批驳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1.列宁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理论的批判

第一次提出土地肥力递减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士·安德森：“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指土地中所包含的能被植物吸收的营养物呈现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是对不同时期同块土地或同一时期不同土地中所包含的能被植物吸的营养物（即肥力）的比较。[10]安德森明确讲过，“任何土地都有改良的绝对可能性。”[11]而之后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是建立在对安德森和杜尔阁的不同理论观点混淆的基础之上的，其基本论点是：土地作为种植农作物的基本生产资料，其肥力日益减退，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收益也会依次递减。无论人类的耕作技术如何进步，土地的肥力总是不断衰竭。这种主张的错误在于它是以技术不变和生产力不变作为前提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是为剥削阶级掠夺土地肥力、为剥削劳动人民辩护的一种经济理论，是用来为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根源而作的辩护。因此马尔萨斯的理论被资产阶级奉为经典，古典学派庸俗经济学家以及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這一理论。19世纪中叶德国农业化学派创始人李比希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提出所谓“土壤养分不能按植物摄取量比例归还论”，简称“肥力日益不能归还论”，给各国农学界带来消极的影响。

布尔加科夫不仅完全接受了马尔萨斯的错误理论，而更甚于李比希，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来肯定“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了肯定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他抛开了生产方式和技术等因素，提出可以用人的劳动来代替自然力，他说：“从前是自然界无偿的赐物的东西，现在却要人来生产了。那时，风雨疏松了养分充足的土地，人们只要花很少的气力，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日益困难，因为自然界的赐物减少了。……用人的劳动代替自然界的力量，用生产的人工因素代替生产的自然因素，这就是土壤肥力递减规律。”[12] 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斯图卢威及杜刚—巴拉诺夫斯基也曾提出“不是人借助机器进行工作，而是机器借助人进行工作。”[13]的荒谬说法。列宁针对这几位“批评家”的极其可笑说法，指出：“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就像……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辩护士。”[14]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谬论就是堕落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即使是原始社会，人们也不会无偿的获得赐物，他们也是通过同自然斗争，战胜多重困难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机器的使用是能够让人类在生存中与自然进行斗争变得更容易，困难相对减少，获得生活必须品的生产更容易了。如果农业技术不改进，生产力不发展，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增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但事实上，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追加投资通常是同采用新技术、改良土壤和使用各种更有效的生产资料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恩格斯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15]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一科学原理是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直接对立的，他在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时，首先批驳的是以马尔萨斯为始的那些反科学的“土地肥力递减”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科学地把土地肥力分为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并由此创立了自然肥力由于人工肥力的渗入便能形成经济肥力这一重要的土壤科学原理。指出经济肥力能随着人工肥力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对土地的投资会改良土地，使土地肥力不断提高。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之所以不存在递减规律，其原因在于土地本身的特点，土地同机器不同，不会由于使用而得到磨损，只要处理得当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16]马克思预见了土地肥力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提高。马克思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17]“随着自然科学和农业的发展，土壤的肥力也改变起来了，因为生产手段改变了。由于生产手段的帮助，促使迅速地利用土壤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的。”[18]马克思并不否认土地肥力衰退的现象，但马克思却注意揭露资本主义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使土地日益贫富的罪恶行为，他指出：“肥力决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19]

列宁认为，布尔加科夫为维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提出的论据——“如果连续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20]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尔加科夫先生说得愈坚决， 那我们就看得愈清楚， 他正在开倒车， 正在倒退到妄图用虚构的 ‘永恒规律来掩盖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去了。”[21]布尔加科夫又说：“我们承认这个规律，但是决没有肯定食物生长的困难会不断增加，决没有否认农业的进步……农艺学方面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良，正在把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土地，暂时制止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说表明的趋势。”[22] 布尔加科夫以及英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承认这个规律，只看到追加的“劳动”和“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而没有看到它们在生产效率上的提高。

列宁针对布尔加科夫武断地把农业中技术进步说成是“暂时趋势”，而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规律”时指出：“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量，就必须发明新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变化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也正在这样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23]可见，“‘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不变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生产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行，不改变原有的技术水平，追加劳动和资本的可能性是极为有限。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之流的资产阶级科学家才会叫喊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极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24]只要在追加投资的同时，相应地改进技术，则增产的比例就可以保持不变甚至递增。

布尔加科夫认为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比可变资本（劳动力）增长更快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于农业”，[25]也不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农村人口减少或是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农业会取得进步，他把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自然界，认为只有“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可以理解贫富问题。列宁通过大量统计资料，彻底驳倒了在布尔加科夫的这两个重要论点，揭露了布尔加科夫企图用虚构的“有意义的规律”来回避土地问题的实质和导致农民贫困的现实，掩盖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农民贫困原因，以此达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进行辩护的实质。列宁完全粉碎了布尔加科夫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指出“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粉饰资本主义和掩盖阶级鸿沟。”[26]资本主义制度下，唯利是图的农业资本家并不真正关心生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争夺超额利润，他们也改良农业技术，但这种技术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定限时间内增加土地的丰度的方法的每一种进步，结果都成为丰度永久源泉的破坏上的进步。”[27]这样农业生产不可能迅速地发展，就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土壤也枯竭了。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在不断提高土地经济肥力中的作用。列寧指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28]

2.列宁对布尔加科夫的“地租”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地租看成是私有制经济中的一个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条件下，要使用土地，就必须缴纳地租。马克思在《资本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地租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关系，揭开了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地租，其实质是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的由农业工人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就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产物。

而布尔加科夫“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试图用他改良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他首先否认马克思关于地租构成的观点，否认了地租构成中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其次他混淆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形成的根本原因，把绝对地租看作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情况。列宁针对布尔加科夫对马克思土地理论的歪曲，指出布尔加科夫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解释“垄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引申为某种普遍的东西，从而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相混淆。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确实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的，但这指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和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布尔加柯夫却错误地将二者等同起来，并且布尔加科夫也与马尔萨斯一样无稽地宣称：“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条件。”[29]

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地块离市场的远近不同，以及在相同量的土地上追加的投资获得回报的不同，使得农业产出之间产生了差别而产生的地租叫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30]马克思把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指等量资本投入到等面积的不同地块上，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位置优劣不同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成的地租。第二种是指对同一地块追加投资而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所转化成的地租。级差地租与是否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占有形式完全没有关系。列宁更进一步地阐释了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土地的有限不是以土地的所有权为前提，而是以土地的经营垄断为前提，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这就使农场主不仅补偿了生产费用而且能够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级差地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31]布尔加柯夫和斯图卢威一样，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土地占有与农业经营分离的过程，他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认为因为土地的有限、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限制了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从而导致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进而不存在超额利润、不会构成地租的片面观点。

布尔加科夫继承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错误所在，把级差地租的形成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相联系来批判马克思。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在阐明地租理论的著作中， 就彻底地揭露和驳斥了马尔萨斯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谬论 。1851年1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 在讨论李嘉图因为马尔萨斯所谓“同量资本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不能获得同样的生产物”这一命题时，肯定地认为，“马尔萨斯斯就在这里找着了他的人口论的真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自己最后的避难所。”[32]同时又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较劣质的土地总是加以开垦，这没有疑问。但科学和工业进步的结果，这种较劣质的土地和从前优良的土地相比，是相对地较好的，这也同样没有疑问。 … …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的事实，… … 也只有这样才能铲除马尔萨斯的减退论，他所谓减退，不仅是劳动力，而且也是土质。”[33]列宁指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理论摆脱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羁绊。正如马克思所说：“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34]早在马克思批评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时，马克思阐述了自己的地租理论。他说，地租规律“不是以土壤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壤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35] 马克思批判了这个“规律”，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与工业的进步，土壤的肥力将日益普遍地提高。马克思说：“在转到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极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與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36]土地所有权对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作用是不同的。相对级差地租而言，土地所有权仅仅是使超额利润转归土地所有者的原因。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绝对地租产生的根源。它体现的是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而对于绝对地租的本质，马克思这样准确的表述：“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由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产生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37]马克思指出“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象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38]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39]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地租性质，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一切形式的地租，都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的。绝对地租和土地的等级、优劣、距离远近都没有关系。

而布尔加科夫却混淆了两种垄断的根本区别，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并且还责难马克思是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的两种不同解释而已。针对布尔加科夫的无理指责，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农业中存在两种垄断，即土地经营的垄断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经营的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却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当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时就会形成绝对地租。[40]列宁通过假定土地全部是私人占有来说明土地私有制的影响：首先他指出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其次指出土地私有制对绝对地租存在的影响，他说：“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这种垄断的存在使地主不能没有代价地把自己的土地让别人耕种，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41]这一阐述说明，对于所有土地，无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只要有土地所有权垄断的存在，想使用这些土地就必须支付地租。因为土地私有制的垄断妨碍自由竞争，阻碍利润平均化，即妨碍在农业和非农业企业之间形成平均利润。这样，农产品就不是按照高额生产价格出售，而是以更高的个别价值出售。因此，这种超额利润剩余绝对值被固定在农业经营者手中，并以绝对地租的形式转交给土地占有者。列宁认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上土地经营（ 资本主义） 的垄断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 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农业组织都不是必要的。一方面，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是可以设想的，就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的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也是存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列宁彻底指出了布尔加科夫的错误之所在。

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并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中都存在的，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所以能成为它们的一般市场价格的决定要素，只是因为有土地所有权的垄断。”[42]“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43]

布尔加科夫不赞同马克思的这个地租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所指的这种剩余价值“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44]列宁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布尔加科夫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明显例证。[45]列宁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相适应的话，这种“概念”就毫无意义。事实上，地租的存在相应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阻碍着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相应地降低了资本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列宁批评他“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46]列宁认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上，土地经营的垄断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农业组织都不是必要的。

四、小结

19世纪末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俄国社会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一切固有矛盾空前尖锐、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急剧发展、俄国成为革命中心的时期；是俄国在维特进行工业化改革的高速运行带来工业高涨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时期；是沙皇政府放缓自由主义改革的步伐、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其专制统治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进行传播的基础时期；是俄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对俄国发展道路进行探索、俄罗斯各种思想流派最纷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先进分子，基于无产者的立场，先后同经济派、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斗争，坚决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做法，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虚伪性，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而且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传播，为劳动群众揭开了资本主义的伪面具；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纲领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概括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完全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39.

[2]Virendra K·Roy.Marxism in Russia：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a Doctrine. Volume 1（1861-1907）[M].S.S.Publishers，1999：76.

[3]董友.布尔加科夫[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4）：311-319.

[4]Гулыга А.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и ее творцы[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ратник，1995：258.

[5][7]布尔加科夫.自传札记[M].巴黎，1946：62，64.

[6]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55.

[8][9]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M].彼得格勒：共同利益出版社，1903：11，11.

[10]杨代友.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再认识[J].开发研究，1996（4）：64.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

[12][13][14][20][21][22][23][24][25][28][29][31][34][40][41][44][45][46]列宁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8，90，88，88，90-91，88，88，92，210，100，759，95，100，104，106，106，108.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16.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80.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50.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04.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88.

[26]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0.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619.

[30][36][38][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59，743，696，714.

[32][33]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146，146.

[3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9-30.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61.

[42][4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0，843.

[责任编辑：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