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正艳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研究
——基于《大工地》的思考

宋正艳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潘毅博士带领团队两年来深入工地，访谈工人并随工人返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获得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把我们领入了平日里悬挂的“施工重地，闲人免进”，打桩声，机械声轰轰隆隆，泥浆黑、粉尘灰飞飞扬的工地现场，走进我们头脑中油污抹面无暇敛容的工人中去，亲眼观察体验了“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在《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内，潘毅博士带领团队通过他们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透视建筑业农民工阶层形成背后的故事。记录当代社会城乡日常的生活经验，并通过现实存在的故事反思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发展问题，丰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之路，创造了新的发展观。

建筑业农民工；理论与实践；新的发展观

一、“吊诡”问题的提出

吊诡：语出《庄子·齐物论》:“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其意为：怪异，奇特，也有作“悖论”之意。作者在本书用吊诡一词贯穿全文始末，说明不按常规发展或表示超出我们一般正常想象的社会现象。

潘毅博士带领团队对我国建筑工地农民工的研究中见证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的遭遇，他们的情感以及对生活不公的抗争。在中国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中看到阶级意识的缓慢形成、阶级结构的存在以及阶级行动的不断变化等。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推向了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

无论是在书中给我们呈现的农民工生存图景，还是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农民工，我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建筑工地农民工日复一日地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工作但却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付出了汗血，却最终被城市无情的抛弃，城市的种种限制拒绝了他们的融入，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和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在潘毅博士的文章中是以一个建筑农民工老徐的经历来阐述，在我国一个据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里，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而他仅仅是亿万农民工的一个缩影，为什么资本增值的同时却带来了人的贬值，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信奉市场力量，声称反对国家干预，但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和政策恰恰是在国家力量强势干预下实现的。我国的农民虽然有土地，可以更多的决定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处于半商品化的中国农民工比完全商品化的工人处境更艰难。所有的这些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背后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景象：对于农民工来说，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在西方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诞生的历程。这些种种“吊诡”的现象需要我们为现在的发展反思。

二、建筑业农民工的形成

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三十年来，这一群体的劳动和生活处境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更成为本土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宏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前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轰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时候农民工身份就出现了，虽然绝大多数建筑业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一块田地，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改革开放开始后，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然而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三、建筑业农民工形成的原因

本书所重点关注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面对的已经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拿到工资的问题。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工作强度让一般的劳动者都望尘莫及、吃住条件极差但他们常常被随意克扣工资，甚至被拖欠工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黑心老板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从调查中发现，这种极端现象不仅仅是黑心包工头的存在，因为包工头本人也会经常被建筑公司拖欠工程款，自己提前垫付出去的资金迟迟回不来。面对这一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更加残忍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谁在付出代价？为了谁的发展？在这样的分包劳动体制下的资本积累，将资本通过下放责任、卷入资本、消减抗争势力等等方式对分包劳动制分解，这样既灵活了资本积累，也方便把责任转移，将劳动关系遮蔽在包工头和农民工的人际关系之中。面对这些种种疑问，潘奕博士在文中也给了我们回答。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建筑业改制

我国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民工这个非工非农的身份就是体制造就的结果。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而且从身份角度看，中国的农民工则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们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

(二)分包劳动体制与劳动控制

中国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是资本为了实现灵活积累所采用的一种遮蔽劳动关系的体制，也是农民工工资常常被拖欠的根源。逐级垫付，资本卷入：责任下放，风险转嫁：化整为零，消减势利。在今天的建筑行业里，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在这种体制下，数千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这些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让建筑企业不需要有固定工人，只要很少的一些管理和技术人员，企业可以根据工程的需要，随时调整工人数量，实现灵活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建筑工人通常不会和建筑公司或者劳务公司发生直接的劳动关系，这些公司也就不需要承担工人的养老、社保等，一切负担都没有了。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着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所以说尽管现行的包工制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种种侵权行为既违背建筑法，也违背劳动法，那为何会成为建筑业的“基本制度”呢？又为何在废除时阻力重重呢？归根到底就是它能帮助地产和建筑业最大限度获取利润，规避风险。

(三)工人行动的联合

农民工群体在讨薪过程中，找当地政府部门解决问题时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府部门不作为，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农民工几乎封闭，结果将农民工推向阶级联合抗争的道路。农民工群体通过联合“闹”的团体行为背后是对体制的无奈和绝望。现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拖欠而展开的经济领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都可以将它们称作经济斗争。但是，在工人讨要工资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工人行动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人行动，都涉及到将单个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集体抗争的复杂过程；第二，工人在抗争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发生关系，他们要么直接求助于政府并与相关部门交锋，要么援引相关法律和政策对抗资本，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于国家和制度的认识。

四、结语

对于目前来说，我国的农民工阶级话语处于失语、错位、扭曲的状态，如果任凭这样的状态发展，发展只为国家和资本利益考虑的话，那么农民工阶级将会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样也会给社会酝酿不安定的环境。潘毅博士和她的团队在为发展感到心痛的时候，又再问：谁该为这样的“诡异现象”负责呢？是包工头，投资者，还是消费者，或者说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呢？面对书中给我们呈现的种种事实，我们应该思考了，我们没有赶上工业革命时代，没有赶上六十年代的全球化之初，但是巧的是我们赶上了全球化的今天，赶上了国家的经济奇迹。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了所有的西欧国家。在这样的追赶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之痛。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了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

放眼现在中国的大都市，霓虹闪烁，高楼林立，一切看起来那么热闹那么光鲜，可是在面对每天都在长高的城市，我们心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我们在感叹人类的伟大的时候，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又是谁把一张张图纸变成了现实。城市在长高，城市在扩张，没有一样离的了体力劳动者，但是奋斗在前线的劳动者呢？建筑者和他们建造的建筑成果有了深刻的疏远，即便是在城市的公共场所，当一个工人走进的时候，也会明显的有不相配的感觉，这种直接导致了建筑工人自身的不自在，于是渐渐地，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富丽堂皇的大酒店，气势辉煌的商务区，甚至在地铁在公交上，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中国应该多点像潘毅和她的团队等人那样的学者，能够深入到弱势群体当中，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发声，且敢于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这样，有更多的精英学者来关注这个群体并为他们发声，社会的发展会更加的健康。我们能在官网中找到的关于我国社会繁荣发展，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文明，创造的GDP奇迹在世界的排名等这一类的资料，但是想要找到出自政府部门的公开的劳工调查报告却很困难，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有研究者们自己深入工地去了解工人们真正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无产阶级化的艰难过程，不仅需要学者们认清现实，更需要政府部门的极大重视，用制度规范这一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我觉得《大工地》这本书让人读完后印象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也为我们将来思考和研究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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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磊.阶级视野的远去与回归——以《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为例展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宋正艳，女，土家族，中共党员，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