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绘制译学研究图谱：西方学者对翻译学学科框架的新探索

基于在线《翻译研究书目》关键词的翻译研究图谱*Doorslaer, L. V. (2007). Risking conceptual maps—Mapping as a keywords-related tool underlying the online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 Target, 19(2), 217-233.

道斯莱尔（Luc van Doorslaer）

比利时鲁汶大学

霍姆斯/图瑞（Holmes/Toury）的翻译研究图谱在译学界是一座里程碑，其后几乎没有人尝试过修改或绘制新的译学图。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线数据库《翻译研究书目》（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简称TSB）为新的翻译研究图谱的绘制提供了工具，本文对这种开放、描述性翻译研究新图谱的构成与发展进行了详细介绍。

作者所绘制的翻译研究图谱是基于在线《翻译研究书目》的关键词而得出的。作者首先介绍了已有的三类翻译研究书目，包括综合书目（general bibliographies）、部分书目（partial bibliographies）、在线研究书目（online research bibliographies）等。在综合书目类别，作者提及了几个早期的综合书目，包括1964年奈达（Nida）的著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所附的参考文献；波什（Bausch）等合编的《翻译学书目》（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1962—1969），以及范胡甫（Van Hoof）编著的《国际翻译研究书目》（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1972）。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奈达一书中的参考文献是翻译研究的第一个综合型的书目；范胡甫所编的书目有4600多个条目，主要收录了笔译的研究书目，包括翻译历史（gene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翻译教学（teaching in translation）、译员职业（the translator’s profession）、翻译分类（typology of translation）、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以及书目（bibliographies）共七大类。

一般书目（general bibliographies）按地域、年代或主题划分为译作书目（bibliographies of translated books）、翻译词典书目（bibliographies on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口译书目（bibliographies on interpreting）、翻译学学位论文目录（bibliographies on dissertations about translation topics）和专门领域翻译书目（bibliographies on specif i c domains related to translation）。另外，还有五个在线书目，其中既有综合书目，也有一般书目，包括吉尔（Daniel Gile）编撰的会议口译书目（CIRIN Bulletin），阿力坎特大学的《口笔译研究书目》（Bibliography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简称Bitra）书目，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书目（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汉堡大学的国际手语书目（The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Sign Language）以及本杰明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书目》。

西方翻译学者如皮姆（Anthony Pym）认为，绘制翻译研究图谱会有诸多风险，比如限制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缺乏系统性、术语或概念缺乏统一性、界线不明等。但作者认为，“开放性和描写性图谱仍然能为概念化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加分”（Doorslaer, 2007）。他详细说明了重绘翻译学图谱的必要性，其理由如下：1）霍姆斯/图瑞的图谱不够完整；2）迄今为止该图谱几乎未见任何发展；3）皮姆批判图谱是权利的工具（instruments of power），诱导读者只关注某些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转引自Doorslaer, 2007）。但本文作者则认为，绘制和重绘图谱恰恰能够重置译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作者通过TSB中的关键词统计，呈现了翻译学研究的13副图谱（见原文附录），涉及翻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简单而言，翻译研究分为笔译研究和口译研究：笔译研究包括翻译转换、翻译方式、翻译策略、翻译过程、翻译规范等；口译研究包括口译领域、口译方式、口译对象和基于媒介的口译分类等。以上每个类别又有进一步的细分。最后，作者指出任何学科的图谱都是有缺陷的，本文所提供的图谱是开放性的，可以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而被不断修改和完善。

相比霍姆斯/图瑞的翻译研究图谱，本文作者所呈现的翻译研究图谱要更为详细、全面，而且由于该图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它可以随着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但是，本文作者所绘制的翻译研究图谱仍然未能克服图谱的一些缺陷，比如术语使用前后不一致、过于冗杂、分类不清等。

重绘翻译研究图谱——翻译研究本体建构*Vandepitte, S. 2008. Remapp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owards a translation studies ontology. Meta,53(3), 569-588.

范德皮特（Sonia Vandepitte）

比利时根特大学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迅猛，涌现出了许多新方法、新模式、新概念和新术语。但学者们却很少在观点上达成一致意见。近些年来，有多部著作对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内容展开了探讨，例如贝克（Mona Baker）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8）、圣哲罗姆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研究书目》系列（Bibliography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Jenny Williams & Andrew Chesterman）合著的《路线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 以及欧洲翻译研究协会编纂的《欧洲翻译研究协会目录》（EST-Directory,2003）。然而，这些著作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它们对翻译学研究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的界定和划分大相径庭，缺乏一致性。这导致了学者们为了翻译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仍然会选择霍姆斯1972年提出的译学图谱进行研究。本文作者认为，霍姆斯的图谱也不无缺陷，难以供学者们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对话，需要重新加以绘制。

在指出霍姆斯的译学图谱的不足之前，作者首先将翻译定义为一种“处于因果序列之中的事态（a state of affairs in a causal sequence）”（Vandepitte,2008： 570-571）。“事态（state of affairs）”在此取其哲学上的广义，包括所有类型的情景（行为、活动、事件、过程和状态）；而“处于因果序列之中（in a causal sequence）”则指翻译活动会受到某些客观环境（circumstances）的影响，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consequences）。

作者随后指出，如果以术语学的规范衡量，霍姆斯翻译研究图谱最大的缺陷在于划分各个分支时标准不一。具体而言，翻译研究划分为“纯研究（pure studies）”和“应用研究（applied studies）”是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其中纯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知识，而应用研究除获取知识之外兼有产生改变的目的。纯研究又划分为“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和“描写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应用研究又划分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两者所依据的分类标准分别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然而，纯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非只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划分，用研究方法划分应用研究或者用研究对象划分理论研究也同样可行。这样一来，将翻译研究划分为纯研究和应用研究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话题都可以置于某一理论框架中进行客观地描写。

标准不一的弊端在霍姆斯的纯研究的进一步划分中依然存在。例如，理论研究划分为普通理论研究（general theoretical studies）和具体理论研究（partial theoretical studies），但描写研究划分为产品导向型、过程导向型和功能导向型研究（product- , process- and function-oriented descriptive studies）时却没有遵循这一标准。另外，将产品、过程和功能三者并列的做法也值得商榷。产品和过程同属翻译事件，而功能则是翻译事件的一种结果或影响，其与前两者虽然有一定关系，但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

历数了霍姆斯的译学图中的诸多缺陷与弊端之后，作者开始着手重绘翻译研究图谱。作者指出，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三者都可以用作绘制新图谱的分类标准，而且任何一项翻译研究都必须以三种标准分别加以划分才能确定该研究的特性。

如前文所述，研究目的有“获取知识”和“获取知识+产生改变”两种。翻译研究可以依此划分为“翻译理论（translation theory）”和“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studies）”。翻译理论可以三分为描写、解释和预测研究，三者都应力求客观；而规范性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规约性。研究方法分为“一般性研究方法（general research methods）”和“具体领域研究方法（f i eld-related research methods）”两类。一般性研究方法包括归纳（inductive）、演绎（deductive）、实验（experimental）和推测（speculative）；具体领域研究方法指翻译研究所借鉴的相关学科中现有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可以分为过程（process）、语篇/文本（discourse/text）、原因（cause）和结果（result）四种。一项具体的翻译研究可能涉及其中一种、多种或四者皆有，可以相应地称为“单关注点研究（single-focus studies）”、“多关注点研究（multi-focus studies）”和“综合研究（umbrella studies）”。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将不同的研究对象加以结合，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查，例如时间、地域、性别、意识形态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角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例如“后殖民”便兼有时间和地域两种视角。这样一来，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众多领域基本都可以囊括进范德皮特（Vandepitte）的翻译研究图谱当中——例如单关注点研究中的翻译策略研究（过程）、以文本为重的翻译质量评估（语篇/文本）、出版策略研究（原因）和以效果为重的翻译质量评估（结果）；多关注点研究中的翻译日志研究（过程+语篇/文本）、翻译评论与批评（语篇/文本+结果）、翻译规范研究（原因+结果）、翻译诗学研究（语篇/文本+原因+结果）和本地化研究（过程+语篇/文本+结果）；以及综合研究中的口译研究（过程+语篇/文本+原因+结果）（详见Vandepitte, 2008： 584-588）。除上述内容之外，作者认为，翻译研究图谱中还应包括两个部分，即翻译研究书目编纂和对翻译研究自身的研究。

最后，作者总结了她所绘制的翻译学研究图谱的五点优势：（1）提供了一个清晰、一致而且连贯的体系；（2）既能让翻译研究学者从中受益，也有助于翻译研究教学；（3）有助于在不同世界文化之间分享知识；（4）有助于系统撰写翻译研究书目条目；（5）可以促进世界各地翻译研究机构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总体而论，文章指出了霍姆斯的译学图中分类标准不一致的弊端，对翻译研究图谱进行了重绘，提出的翻译研究对象四分法（原因-过程-语篇/文本-结果）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不过，作者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既然名为“图谱（map）”，理应能够让研究者在图中找到现有翻译研究中真实存在的研究领域或分支领域。然而，图中除了“翻译研究书目编纂”和“对翻译研究自身的研究”相对明确外，其余部分的分类名称过于含混，无法展现翻译研究的内部构成。其次，文章既然关注翻译学科的内部划分，那么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已经足够，将“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甚至是“研究视角”）也一同作为分类标准有画蛇添足之嫌。此外，文章对一些术语的使用缺乏严谨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述的混乱。

霍氏译学图框架下的韩国翻译研究图谱

李香（LEE Hyang Marina）

韩国外国语大学

从1972年霍姆斯（Holmes）提出翻译研究的图谱到今天已有40多年的时间，翻译学学科发展迅速，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然而，即使是在译学界内部，学者们就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等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韩国的翻译学近十余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每年百余篇。韩国翻译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日趋繁杂，亟需制定一套“共同的坐标”以厘清译学研究脉络。

文章采用质性分析和量化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霍姆斯提出的译学框架图谱，以韩国译协会刊《翻译学报》（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十四年间（2000—2013）刊登的423篇论文为研究对象,对翻译学在韩国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情况做了梳理分析。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翻译学三大分支中，理论研究占比最大，其中具体理论研究（partial theoretical studies）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描写性（descriptive studies）研究次之；应用研究（applied studies）最少。每个分支下，各子分支的占比分布并不均衡。例如，不少理论研究着重探讨某一特殊问题（problem-restricted，22%）和某一文本类型（text type-restricted，20%）；约85%的描写性研究关注译作研究（product-oriented）；近一半应用研究为翻译批评类研究（translation criticism）并主要集中于误译研究。作者还指出，在某些翻译研究中，规约性与描写性因素同时存在，而且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很清晰。其次，过去十四年间，韩国还出现了一些研究，其关注对象不在霍姆斯的译学框架之内，代表着译学在韩国的新发展。这些研究包括口译研究、翻译史研究、译者及翻译策略研究和理论思辨研究（philosophical or metaphysical studies）。作者认为，理论思辨研究主要包括元翻译学研究（对韩国翻译学发展的回顾、总结和展望）和翻译本体研究，如翻译与伦理、意识形态、权力、韩国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均超出了霍姆斯所说的翻译学是一门实证学科的范畴。最后，作者还指出了韩国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口译研究明显不足，宏观性或整体性研究较少，翻译的社会功能和过程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总体而言，作者就翻译学在韩国的发展情况做了系统的梳理，视角独特巧妙，为韩国的翻译学研究勾勒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译学图谱，使我们得以了解韩国的翻译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不过，文章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作者似乎并未意识到霍氏框架分类标准不一致、子项兼容的弊端，因此在此基础上增加“译者研究”这一分支只会使框架更为混乱。另外，文中个别地方的表述较为含混，如作者建议在“普通理论研究”和“部分理论研究”之间增加一个新的类别，但后文却未详细说明。此外，“理论思辨”研究具体所指不是很清楚，而且它同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

编者按：2017年上半年，《中国翻译》发表了两篇有关当代翻译学发展趋势的文章：一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17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为数据来源，以霍姆斯（Holmes）的译学构想为框架，对翻译研究在中国15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另一篇则回顾了后霍姆斯时期翻译学在研究范畴和研究途径上的最新发展。两篇文章共同的出发点是霍姆斯于70年代提出、图瑞（Toury）在前者基础上绘制的翻译学构想图，反映了霍姆斯译学构想的前瞻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自霍姆斯提出建立一门新学科“翻译学”并初步勾勒出翻译学的学科框架以来，翻译学研究在中西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学者在翻译学研究本体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本栏目简要概述了发表在国际翻译研究著名期刊《媒他》（Meta）、《目标》（Target）和《翻译论坛》（Forum）上的三篇相关论文，以飨国内译界学者。

（责任编辑 马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