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睿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鲁迅的“立人”理想

苏 睿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立人”思想的形成

“立人”是鲁迅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主要形成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1903-1909)，我认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是推动鲁迅弃医从文，从事文学启蒙的重要因素。

鲁迅在日本的思想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作为起点的。鲁迅作为第一批留日学生，其留学目的是“别求新声于异邦”，学习日本成功“脱亚入欧”的先进经验而后回国使中国变得强大。因而在留学早期，鲁迅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和大多数留日学生一致，表达的是一种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危机感的时代共鸣。其思想混杂在留日学生群体之中，并未显示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例如他在1903年所写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所表达的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资本主义体制最终确立与巩固，其弊病也逐渐开始出现，日本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伴随的种种病态，开始产生了批判意识，进入了“‘混沌暧昧状态’：一方面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充满着信心与膨胀的激情，另一方面却因产业社会的病态而充满着怀疑与恐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尼采主义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尼采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怀疑、否定的态度，并且强调个体)。尼采主义的盛行以及日本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对西方道路的怀疑与批判意识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迅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究竟是什么？他不再认同是由于“外族之觊觎”，而产生了自己的新认识，提出了“心”这个关键词。他认为“所谓民族危机最根本的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而民族文化危机的背后则是‘人心’的危机”，人“心”的自主与自由的丧失才是最根本的危机。由此鲁迅认为“亡国先忘人，亡人先忘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想要挽救民族危亡，最紧要的就是要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鲁迅对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双重质疑使他产生了问题意识，他开始思考当弱势的东方文明碰到强势的西方文明究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心”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鲁迅注重人的主观精神的思想源点，其“立人”思想也开始逐步形成。

二、“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在综合吸收西方思想与多年传统文化积淀的基础上重新自我消化后形成的。那么，鲁迅的“立人”理想究竟是想要“立”怎样的人呢？钱理群认为，概括起来说就是要立具有“个体的精神的自由”的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他认为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以己为“造物主”。也就是说，他认为人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原因，不需要去别处寻找根据和原因，自己有一种自足性。人要自己做主，自己裁判、自立标准、自己执行，同时自己负责。

其二，“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即强调人的自由状态。自由的第一个含义是既然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就必然具有一种独立不依“他”(可以是国家、社会、民族、他人)的特性。人的自主性决定人应该摆脱对“他者”的依赖，不依附任何力量，从而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进入人生命的自由状态。第二个含义是其所提倡的“己”、“我”不是人们所常说的利己主义的“己”，而是与万物、与他人相通的拥有宽阔胸襟的“己”。鲁迅所提倡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的生命。他的自由既是独立地、不依地，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

其三，强调人的精神。他在强调精神力量的时候特别看重人的意志力。这可能与鲁迅思想中没有上帝有关，由于没有上帝，所以只能依靠自己，依靠内在的意志力，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自我就成为鲁迅的“上帝”。因而他提倡人应该具有一种坚毅不挠的精神，偏向于强悍的生命。这在其作品风格上也有所体现，偏向于力的美，粗暴的美。

三、“立人”的现实思考

在“立人”思想初步形成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问题的思考，对中国社会和人性的不断剖析令他深知想要改变受毒已深的“众庶”(“众庶”即被统治者意识形态改造过的民众)的精神的艰难，甚至怀疑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以下就主要从先觉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上对“立人”在中国社会的境遇进行现实思考和分析。

首先，先觉者被民众孤立，甚至被“众庶”所吃。例如《狂人日记》中对狂人生存境遇的思考，该小说所塑造的狂人形象即现代社会最先觉醒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狂人作为时代的先觉者并未赢得任何人的尊重，相反，全村人甚至他的亲人都将其视作疯子。鲁迅即以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来象征启蒙者与统治者、统治者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统治下民众的紧张关系。“立人”是希望可以冲破一切愚弄、扼杀人的破旧秩序和伪道德，将民众和民族从思想的牢笼里解救出来。但几千年来统治者利用专制和封建礼教却使启蒙者站在了“从来如此”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成为人民公敌，反而被人民视作“疯子”。最终民众的精神未被解救，狂人却妥协于世俗成为官员候补，先觉者的自由精神反而被“众庶”所“吃”。如果狂人的被“吃”不够直观，那《药》中蘸着先觉者夏瑜的血的馒头被民众华小栓吃进肚子里就是对先觉者被“众庶”所吃这种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现。

其次，启蒙者也在无意中伤害着民众。例如《祝福》中有一段“我”与祥林嫂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祥林嫂就扮演了一个精神审判者的角色，几个追问追得“我”无地自容。她问“死后有没有灵魂？”这本是知识分子所应回答的，但“我”却回答不了，只能用“说不清”来逃避责任，这个回答可能直接毁灭了祥林嫂活下去的希望。原本祥林嫂还可以寄希望于捐门槛来清除灵魂的“罪恶”，而先觉者的启蒙却告诉人们捐门槛并没有用，这直接打破了祥林嫂们的精神寄托但却又无力替她们建立起新的精神信仰，这就使使他们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恐惧，间接加深了她们的精神苦难。

但是，鲁迅虽然深知要改变受毒已深的“众庶”精神的艰难，但他仍然是抱有希望的。因为他相信民众在本质上仍是“朴素之民”，因此他们的心弦是可以拨动的。他所希望的“立人”从来也不是将外来的思想灌输给民众，而是希望能够破除污浊，将民众内心被蒙蔽了的朴素之诗重新激发出来，从而使民众实现精神的自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苏睿(1994.06-)，山西运城人，黑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