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瑜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新史学》书评

张 瑜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新史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流派奠基人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汇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鲁滨孙提倡将史学研究的对象涵盖整个人类既往活动，注重采用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他与Breasted和Beard合著《欧洲史大纲》两卷；同Beard合著《近世欧洲发达史》两卷，独著《中古近世史》一卷、《欧洲史料读本》两卷。本书于1920年代由何炳松译成中文，并先后于196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和2005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何氏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硅”。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作者鲁滨孙开篇就谈及历史的研究范围，他认为广义上的历史应包括人类过去事业的全部，而不仅只是王朝更替之类的政史，还包括小到个人生活、群众心理、社会习俗等内容。基于此，鲁滨孙教授认为，历史著作不应该只是单纯记载人名地名，他认为这样的记载似乎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他认为，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著作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选择材料的问题，因为史料是如此繁多，以至于如果在在传统史学中，历史主角只有帝王将相，在鲁滨孙的“新史学”流派中，历史主角还包括社会上普通之平民。且鲁滨孙教授认为，历史记载不应该只有动荡与变故。按钱穆先生评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话来说，就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往往只挑动荡与非常之故来写，而忽略了最重要也是最平常的内容。鲁滨孙还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是记住史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史实极易获取。历史记载更多的应该是揭示史实背后的一系列背景、原因、经过、结果以及影响。无独有偶，我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梁启超的史学观点与鲁滨孙的颇有相似之处。梁启超在批判我国传统史学时曾指出，我国传统史学具有4弊、2病、3恶果的缺点，4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知有陈事而不知有今务”；2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3恶果是“难读”、“难别裁”、“无感触”。无疑，梁启超正是从当时西方史学著作中认识到我国传统史学的缺点。鲁滨孙所说的传统著作只注重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只注重陈述事实而非解释内在条理，这些史书的弊端在我国的传统史学中都可以找到。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官方史书典籍大都对社会上层的典制礼法、王侯将相，人物故事。对民间下层的关注与着笔点远远不够。这固然是传统史官的封建史观在支配着历史的书写。但是，钱穆先生对此持不赞同意见，他认为我国的传统史学并非梁启超所说的那么糟糕，在我国的正史著作中，虽然是以政治人物事件为主，但是史书中还包括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对外交通情况。这大概是因为钱穆与梁启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见解。

在叙述完传统史学的缺点后，鲁滨孙着墨于解释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首先历史不单是记忆。因为现实的状况不可能跟过去一样，如果单纯用过去的经验，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第二章 着重叙述了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初年的历史著作受各种不同的观念影响，历史著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条一直被摆布的道路。最开始，历史著作受到文学的强烈影响，以至于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常常混淆在一起，难以分清彼此。诚然，历史著作需要一定的文采，这在东西方史学中都是被强调的，希腊史学家强调历史著作有“三美”，即“秩序之美”、“词章之美”、“真实之美”。我国史学家吴缜亦认为，历史著作当先有事实，再者是褒贬，最后是文采。细细对比，可以发现东西方史学在很多方面其实还是有共性的。从基督教教会建设以来，历史又开始被神学利用了。毫无疑问，神学是要利用历史来巩固统治思想。那时候的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便趁机把宗教因素渗透到历史中，鲁滨孙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Qrosius在《七卷反对异端的历史》中宣传基督没有出世以前，人类的生存状况异常糟糕。借此，Qrosius便无形之中给我们灌输了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的观念。自此以后，史学便长期受到宗教的和政治的影响，这在东西方史学中都有许多反映。大家熟知的是，我国传统历史著作中，在描写统治者降生情形时，往往出现奇异现象，要么是房间周围出现兆光，要么就是统治者头上长有麟角之类的奇事。其实这无非是为了渲染统治者统治是“天定的”，不足为信。在受神学思想摆布了约一千年左右，从十九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又开始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这种表现在德国尤为明显，鲁滨孙以Hegel的《历史哲学》为典例来说明史学此时受到爱国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这类著作实在是因为现实原因才逐步走上受爱国思想影响道路的。上述所说的历史著作，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著作。那么在这里，鲁滨孙引出了一个一直以来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历史到底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历史又转变为受到天然科学的影响，即历史意图实现科学化，而实现科学化的手段有两点：一是更加谨慎地审查历史材料；二是著作历史的时候，秉笔直书。但是，这样就可以实现历史的科学化吗？在我看来，历史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和自然科学般的科学化。其一，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著作的时候，“历史”已经过去了，他们没有办法回到当时的环境去写当时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得到“历史”的准确轨迹。其二，历史著作是写出来的，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一旦染上了主观色彩，这类著作如何能成为科学的呢?其三，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需要参考大量的史料，那么他能够保证他所参考的史料是符合史实的吗？其四，历史事件是相互联系的，史学著作没有办法把现实生活都全方位记载下来。而且，历史主角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完全猜透，史学著作不一定能准确表达出历史主角的思想。不过，虽然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是，历史可以尽量往科学方向靠拢。比如说，在搜集材料时，可以参看不同作者对同一事实的描述，然后仔细审查其不同之处，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其实，清朝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尤其是“孤证不立”这点。鲁滨孙说，“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两件事体，不过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接着他叙述道，要想使历史变成科学的，首先要使历史变成历史的。他的言下之意是两三千年来的历史始终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记载，而历史这样东西，应该是记载过去事实的“所以然”。

“所以然”是什么？我认为“所以然”是过去事实背后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以及过去事实的发展脉络。鲁滨孙认为，历史的继续是一种科学的真理。也就是说，写史的事业不应该中断。

在本章最后一节，鲁滨孙又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整体与历史各个分类的关系。历史的分类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很多人担心历史的分类研究，会导致历史研究的崩解。这显然这是多余的担忧，鲁滨孙解释说，分类研究的结果，不但不会使历史崩解，反而可以让我们更看得清历史的各个部分，甚至可以在很多地方改正历史。他认为研究专史的学者往往有两个缺点：其一是专史学者往往只对其研究领域“专”，他们没有把握到周围其他领域的影响；其二是专史学者没有经过长期特别的训练所以对于历史的研究往往会生出历史学家所不会生出的错误。历史家的使命是研究整体历史的“所以然”，专史学者的使命是研究该领域的“然”。这大概是两者的区别。

接下来是我比较感兴趣的第六章“罗马的灭亡”，当然鲁滨孙教授不是要在本章大费周章的讲述他所认为罗马灭亡的原因，而是在此讨论一个困扰了史学界很久的一个问题，即我们该如何更好得了解和叙述历史发展轨迹。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如果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历史的具体进程，恐怕就不得不对历史进行分界，然后再进行研究。但是这又导致了一个极不利于研究历史的结果，即大多数人都会以为这个具体分界，直接和重大影响乃至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脉络。鲁滨孙教授以近世史为例，推翻了三个所谓标志着近世史到来的标志，这三个标志分别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新大陆的发现和1517年路德宗教改革。事实上，这个缺陷史学家并非不知道，但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研究，史学家也依然对历史进行分界，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针对性地研究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好的普及历史知识，让普通民众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这让我想到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他对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持有很大的怀疑。首先他提出1840年依然是处于清朝，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则无疑是“腰斩”了清朝历史，以至于一部分学者割裂了清朝历史的前后连贯性，其实清朝前期和后期贯彻的政策还是一样，都是力图稳固满洲贵族的特权统治。拿鸦片战争这一重大事件，如朱维铮教授所言，来“腰斩”清朝历史是不妥当的。我认为这个可以用社会和文化的不统一性来解释，虽然鸦片战争给清朝社会以致命一击，引起了些变化。但是，就总体而言，大部分还是沿袭了原来的传统。鲁滨孙教授花了大篇幅来叙述罗马帝国灭亡，其实还是阐述了他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历史的分期以某一重大事件为界是有欠缺的。

现在来通观鲁滨孙教授的《新史学》，书中的很多观点我们都曾经从某些渠道见到过，但是都是很零碎的，而鲁滨孙教授的《新史学》则可以说是较全面的给我们叙述了传统史学的缺陷和新史学的区别于传统史学的特点。概括来说，鲁滨孙教授的观点是：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寻找“新同盟军”；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现在状况的来源以及如何利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古时候的经验教训；历史是连续的，断然以某个重大事件为分界标志是不可取的。《新史学》是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新史学派的一本必读书目，因为新史学派在史学的发展轨迹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但突破了传统史学的重重包围，而且把史学引向一个新更光明的发展方向。因此，《新史学》是新史学流派的一部重要著作，这对我们了解新史学的含义及内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张瑜(1993-)，女，汉族，广东龙川人，暨南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