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

十八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的浪潮。这一风尚不仅表现在贵族阶层对中国器物的追逐和对中国民俗的模仿，更体现在法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与讨论。在一众谈论中国的学者及作家中，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是除伏尔泰(Voltaire)之外的另一位重要的亲华人士。由他撰写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e de la Chine)①《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中译本（译者：谈敏）于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鉴于该译本是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保罗·安德森公司1946年英译本译出，为避免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异而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本文中的所有引文皆由笔者据1767年法语本译出，文章标题和部分专有名词则沿用了谈敏教授的译法。一文，于1767年首次发表，分四次刊载于《公民报》(Éphéméridesdu citoyen)。一部百余页的论著，内容全部事关中国，这在当时的法国是较为罕见的。尽管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华帝国已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学习研究的对象以及论证说理的工具”②Grimm,Diderot,et al.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philosophique,et critique,éd.Tourneux,Paris,Garnier Frères,1879,t.VII,p.112.，但是，除少数汉学家外，很少有作者以专著的形式论及中国的政体。伏尔泰固然是那个时代“最狂热和最执着的亲华人士”③孟华,« Chine»,dans R.Trousson,J.Vercruysse(dir.),Dictionnaire général de Voltaire,Paris,Champion,2003,p.198.，他也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及中国，但我们却未在其中发现像《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样大篇幅论述中国政体的文章。

一般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是一个“中国热”开始降温，中国美好形象急转直下的时期。若事实如此，那么魁奈写作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即是逆时代潮流的产物。其写作动机值得探究。他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兴趣？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对魁奈来说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他对中国的兴趣与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重农学派的关注焦点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重农学派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相似曾使得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二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重农学派的思想，自产生到发展成熟，都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④详见《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序言。。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与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中所提出的理想政府模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后者一定产生于前者。按照1767年印刷版的行文顺序，魁奈先较为详细地介绍中华帝国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而后提出一系列详细而系统的总结性条目。那么，这样的行文顺序及思路，是否是作者的初衷呢？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手稿⑤该手稿被收入在2005年出版的魁奈《经济著作全集及其他文章》的校订批点本第二册(François Quesnay, 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xtes, éd.Christine Théré,Loïc Charles et Jean-Claude Perrot,Paris,L’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démographiques,2005,t.II,p.1005-1114)中。的面世无疑为我们的这一思考提供了可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魁奈笔下的中国政府形象及其创作动机。

一、魁奈笔下的中国政府形象

除却前言和最后一章，《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大部分都直接取材于鲁瑟罗·德·苏尔吉(Rousselot de Surgy)的《益趣杂文》(Mélangesintéressantset curieux)。魁奈将自己欲选用的段落加以整合，添加自己的些许点评或予以轻微改动。正如文章题目所彰显的那样，魁奈在文中谈论的主体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他在第一章①本文中所提及的章节，若无特别说明，皆遵循1767年《公民报》中的章节安排。中这样表述道：“我们的任务将仅限于介绍中国政府的形式并给出与之相关的一切信息”②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Paris,Chez Nicolas Augustin Delalain et Lacombe,1767,t.III,p.32.。

就全文内容来说，魁奈首先对中国的地理、历史、社会及军事各方面予以综述，之后将论述重心移至中华帝国的基本法及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最后一章，一般认为也是《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最重要的一章，魁奈重点提炼了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政府的优势，并引中国为典型例证。

中华帝国是专制国家吗？这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们所热衷的论题之一。如果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行政由等级严明的官僚体系所确保，那么在面对中国政体的实质之时，他们的观点便出现了分歧。就魁奈而言，他自然是使用了“专制体制(despotisme)”这一名词来描述中华帝国，但他对这个词从新进行了定义，并将“合法专制君主与非法暴君(des despotes légitimes et des despotesarbitraireset illégitimes)”加以区分③Ibid.,p.7.。他认为，中华帝国是处于合法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个“国家的组织是建立在明智且不得废止的法则之上”，他将这些法则称为“自然法(loinaturelle)”。这种合法性不仅表现在帝国的思想基础与经济基础上，也体现在立法、行政以及绝对权力的限制方面。

就“专制”一词而言，魁奈曾在多处予以重新定义。比如，在第七章的开头部分，他写道：“中国君主的专制或绝对权力被我们的一些政论作家大肆渲染。”连词“或”的使用给“专制”与“绝对权力”划上了等号。在魁奈眼中，被予以夸大的是中国帝王的绝对权力。鉴于该权力受限于“明智且不可废止”的自然法与实在法，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不是可以一味予以放大的。在后文对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断予以反驳的同时，魁奈指责其在专制制度中看到的总是“一个专横而暴虐的政府”。很显然，在魁奈的政治思想中，专制并不等于暴政。

魁奈认为，作为中华帝国思想基础的“自然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敬天。他直接采用了鲁瑟罗·德·苏尔吉对天的解释（苏尔吉本人则直接引用了中国经书的释义）：“天”就像一个真正的统治者，百姓的父亲。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为。既然这一至高无上的存在能够直探人心最深处的秘密，且热爱美德，所谓的“敬天”就不应仅限于一些特定的仪式，他还要求人们，尤其是帝王，即“天子”，崇尚美德，遵守仪礼。这一基本法则与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更是心系天下苍生的帝国统治者的向导。

魁奈从两个方面介绍了帝国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农业占据了首要地位。农产品的多样侧面说明了农业的繁荣。事实上，农耕者不放过任何一处可利用的土地。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民在平民百姓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只须缴纳粮食所得的一小部分作为税收，经济负担相对较小。

至于帝国商业方面的情况，魁奈沿用了苏尔吉的观点，认为中国境内贸易极为繁荣，但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活跃。不过，这并不妨碍魁奈为“中国商人的狡诈”作辩护。他认为，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欺诈行径只是个例，并不能反映帝国内部的商业景况，因为在那里，儒家道德占据统治地位。在魁奈看来，大多数情况下，境外贸易并非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它并不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相反，这类贸易“对于国家繁荣或许是弊大于利”。因此，人们不应因中国百姓轻视对外贸易而对其政府加以谴责。

在魁奈眼中，建立在“敬天”的思想基础及“重农”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机制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对极权的限制。正是从这一特点出发，他才认定了中华帝国即是合法专制的典范。尽管中国社会等级严明，但统治阶层的权力并非可以无限延伸，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不能滥用职权以扰乱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皇权的限制首先是来自于政府以之为基础的自然法。魁奈认为，自然法能够“防止君主作恶，并保证其在合法行政中的最高权力为人民谋利”①Éphéméridesdu citoyen,1767,t.IV,p.67.。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至于帝国的官员们，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以及百姓面前享有绝对的权威，对其权力的限制依然存在。这些限制来源于皇帝本人，帝国的实在法，以及其他官员的监督。即便出于等级原因，下级由上级控制，下级亦有权利“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这一举措便是为了防止上级滥用权威。对于同级的官员来说，职权的独立以及处理重要事件时的相互依赖则实现了权力的制衡。

这便是魁奈笔下的中华帝国：一个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政府，它尽一切所能让这些自然法则得以遵循，以维护帝国的稳定与繁荣。

二、《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两大写作特点

在魁奈的文章中，有两大写作特点值得我们审视。其一，素材的选取。杜赫德神甫(père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la Chine)以及耶稣会传教士的《有益而有趣的书信》(Lettresédifianteset curieuses)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两部汉学巨著，其中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且多为当时的思想家所引用，但魁奈却并未以这两部书为主要素材。《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直接取材于《益趣杂文》。

翻阅1767前各类文学刊物对最新出版物所作的书摘与书评，我们发现苏尔吉的作品对魁奈来说是最新的素材，而且这部书可称得上是世界多个地区信息的大汇总。苏尔吉立志成为一名“现代作家”，因而也遵循了自己所提出的写作原则：“要描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及他的居民，……在一个人可信度不高的记叙与几个人相反的论断中予以取舍”①Rousselot de Surgy,Mélangesintéressantset curieux,Paris,Chez Durand,1763,t.I,p.ix-x.。在他看来，查阅不同作者的游记固然是描写或论述一个地区自然、道德、社会及政治史的必要步骤，但综合比较、考察这些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同样不可或缺的一步。这实际上是一个探寻真理的过程。除却杜赫德神甫的《中华帝国全志》，苏尔吉还翻阅了其他时期由不同身份的人士或用不同语言写就的各类游记②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t.IV,p.5.苏尔吉所参阅的作家包括Marc-Paul,Emmanuel Pinto,Gemelli Carreri,沙皇Pierre派往中国的Laurent Lange,Le Gentil,Yibrant-Ides以及海军上将George Anson。， 在行文中，亦采取了较为客观而辩证的态度。对中国海军的描写便是最好的例证。在分别转述了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和李明神甫(Louis Le Comte)一贬一褒的言论之后，作者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我们展示了自己在海上航行方面远胜于中国人，但我们也得承认，在河运方面，他们有着我们所不具备的灵活性”③Mélangesintéressantset curieux,t.V,p.238.。此外，对于他所使用的传教士提供的素材，苏尔吉也毫不犹豫地予以质疑④Mélangesintéressantset curieux,t.IV,p.253.。这一切都表现出作者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独立的思考和批判精神。他的作品也因而值得参阅。

苏尔吉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极有可能是魁奈选择《益趣杂文》为素材的另一重要原因。他认为，与其说中国的帝王是一个专制暴君，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广大但受法律制约的君主”⑤Rousselot de Surgy,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éd.cit.,1764,t.V,p.177.。这一观点与魁奈对中国帝王的印象不谋而合。

除却在素材选择方面的用心，魁奈在写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时，还极力维护中国政府的美好形象。这一特点在题为“中国统治上的所谓缺点”的第七章得到了集中体现，我们将在后文予以详述。通篇来看，魁奈美化中国政府的意图随处可见。在从《益趣杂文》中截取选段的同时，他便通过删减或改动语言、文字，以实现论点、观点的转变。以下几个实例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一点。

《益趣杂文》中有一节题为“一级经书”，其中有一段关于《易经》的介绍，结尾部分是这样的：

孔子澄清了《易经》中那些神秘的线条以及一些评论者的作品。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些对国家政府来说甚为重要的机密，并由此汲取了一些优秀的训言。尽管有注释点评的存在，《易经》当中仍然充斥着不可破解的谜团，由此引发了无穷的错误及迷信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愚人之书。⑥Ibid.,p.57.

而在魁奈的文中，这一段的最后一整句话不复存在。在谈及中华帝国的刑罚时，魁奈沿用了苏尔吉的论断，认为中国的刑罚“极为宽和”。但在节选《益趣杂文》时，魁奈却对如下文字弃置未用：“在中国，拷问同样存在，其目的在于得知罪犯的作案动机或使其供出同伙。常见的拷问形式是用两块木板狠狠地夹犯人的手或脚；让人瞠目的一种形式是将犯人的躯体切块或将其千刀万剐。”①Ibid.,p.200-201.

很显然，苏尔吉文中的这段描写与魁奈对中国的认识相去甚远。

以上两则实例说明魁奈蓄意删除了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

有时，文章则被轻微改动。比如，苏尔吉这样评价《论语》，“这本书中满是道德的训示与警句，丝毫不逊于希腊七贤的言论”②Ibid.,p.61.，而在魁奈的笔下，这句话变成了：“这本书中满是道德的训示与警句，胜过希腊七贤的言论”③Éphéméridesdu citoyen,éd.cit.,1767,t.III,p.87.。通过比较两位作者的用词，我们不难发现魁奈想要给中华帝国一个高于其他国度的位置。

在某些地方，魁奈通过细微的改动弱化了某些论断的强度以表明其可商量的余地。比如，在谈及中国商人的欺诈行径时，苏尔吉写道：“不过商业交易中一个普遍的恶习，就是诚信的缺失”④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t.V,p.228.。魁奈将这句话修改如下：“不过商业交易中一个普遍的恶习，据说，是诚信的缺失”⑤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t.IV,p.39.。“据说”二字的添加，成功地将苏尔吉的主观论断转为了一个客观的表述。魁奈在后文中为中国商人的辩护也恰恰反映了他与苏尔吉观点的差异。

以上实例说明魁奈不仅重写了部分素材，而且在行文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中国政府形象。我们不禁要追问，魁奈所作的这些改动与重评，目的何在？

三、魁奈的创作动机

正如魁奈在前言部分所说：“我感觉在欧洲，人们较为普遍地对这国的政府抱有不太积极的看法；而我却从有关中国的见闻录中发现该国的体制是建立在明智且不可废止的法则之上，皇帝使这些法则得以遵循，他自己也严格加以践行：我们只要把这些见闻录简单地拼凑一下，便可以来进行判断。以下就是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而作的摘录。”⑥Éphéméridesdu citoyen,1767,t.III,p.8-9.

很显然，与其他作家相比，魁奈对中国政府有着更为积极的看法。他不仅在前六章详细介绍他眼中的中国政府机制，还在第七章集中反驳对中国的消极论断，并对“专制”一词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平反。

魁奈对有关中国的消极论断的反驳可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针对某些作者，尤其是孟德斯鸠的不合逻辑的论证。在孟德斯鸠看来，“廷杖”与“商人的欺诈行径”足以说明中国的政体中既不存在荣誉也不存在道义。它的本质是恐惧。因而，他将该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更确切地说，是专横而残暴的政体。在魁奈眼中，孟德斯鸠所援引的这两个实例不过是个例，不能用以推断整体情形。“在中国，廷杖不过是惩罚犯人的一种方式”①Éphéméridesdu citoyen,1767,t.V,p.20.；中国商人的欺诈行径是“个别商贩针对外商贸易的一种放肆的行为”。魁奈认为，这些个例不应被引为例证，孟德斯鸠的论证显然是毫无价值的。

在谈及政府的优劣，人口的多寡及其之间的关系时 ，魁奈坚持认为孟德斯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按作者的说法，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的专制政体变为了奴役政体，并催生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帝国百姓的基本需求；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先生错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他未曾意识到，这样繁多的人口只能是这个帝国优秀政府的结果”②Ibid.,p.31.。 魁奈立足于自己的理论，坚持认为优秀的政府是人口增长的前提，并斥孟德斯鸠的思维方式为不合逻辑。

此外，魁奈还对孟德斯鸠写作素材的选取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引用商旅的记叙使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缺乏可靠性。因为大部分商人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一小部分地区，而且商贸中的利益与竞争难免使他们的写作有失客观。

在逐一反驳了孟德斯鸠的例证、逻辑与选材后，魁奈试图解释孟德斯鸠这样描写中国的原因。孟德斯鸠坚持认为恐惧是专制政府的本质，并将中国纳入了他的政治类型学说。魁奈认为，这一偏见是导致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体制抱有消极看法的主要原因。他谴责孟德斯鸠“在专制制度中看到的总是一个专横而残暴的政府”③Ibid.,p.19-20.。 由此，在驳斥孟德斯鸠的同时，魁奈也再次达到了为中华帝国政体辩护的目的。在他看来，专制制度并不是专横暴虐政权的同义词，它指向的可以是一个可敬的，令人艳羡的政体，如“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魁奈针对中国的消极论断而进行的另一类驳斥主要与帝国内的一些弊端有关，诸如“不易察觉的弊端(abusfurtifs)”、“被容忍的弊端(abus tolérés)”、“非常规税收”、贫困、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等。④Ibid.,p.57-58.在魁奈看来，这绝大多数弊端都不应归咎于政治体制本身，因为它们大都出自行政上的问题，或与帝国百姓的风俗密切相关，况且帝国的统治者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尽可能减少或消除这些弊端。至于那些“被容忍的弊端”，即“将迷信引入中国的各种邪教”，魁奈在承认它们确实属于“政府错误”的同时，也不忘为中华帝国当权者的举措加以辩护。在逐一介绍了这些宗教团体之后，魁奈指出它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撼动社会秩序。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们选择容许它们的存在是一个明智而合理的举措。相反，若是一味冒险地去根除它们，很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甚至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

魁奈这些略显牵强的论据更明确地表现出他美化中国进而为中华帝国政体辩护乃至平反的动机。然而，这一直接的目的并没有掩饰住魁奈更深一层的意图。这一点的发现，要归功于作品的最后一章，即第八章，通常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中最重要，也是原创度最高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标题定为《中国法与繁荣政府的自然、机制原则之比较》(Comparaison des lois chinoises avec les principes naturels,constitutifs des gouvernementsprospères)，我们发现作者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比较，他将注意力放在了“自然、机制原则”方面。

将手稿与印刷版两列目录加以比较则更有利于我们洞悉魁奈的深层目的。印刷版第八章的内容，在手稿中被置于大段中国描写之前，题为《开场白·各帝国政府的自然机制》 (Préliminaire.Constitutionsnaturellesdu gouvernement desempires)。其后紧跟《第一章·论中国》，之后的各段落则只有题名而无章节的划分与标示。这样的安排使读者有一个印象，魁奈最初想做的并不仅仅是介绍中国政府并为所谓的“专制”翻案，他更想要分析多个帝国的政府，而中国恰恰是首要目标。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作伊始魁奈没有想到要删改有损中国美好形象的语句。

如果我们把魁奈的手稿与发表在《公民报》上的版本，还有《益趣杂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大部分对素材的改动都存在于印刷版，而手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尊重苏尔吉原文的。

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有关拷问的段落，印刷版中并未将其保留，而魁奈在手稿中却原封不动地摘录了苏尔吉的文字。

另外，涉及中国早期历史真实性的部分言论也经魁奈多番修改。在《益趣杂文》中，苏尔吉在介绍《书经》时这样写道：“这段真实性尚未被所有学者承认的历史同样涵盖了济世的良言与行为准则”①Mélanges intéressants et curieux,t.V,p.58.。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手稿中，魁奈改写道：“这段真实性尚未被所有学者（※那些书写有关中国的作家）承认的历史同样涵盖了济世的良言与行为准则”②根据手稿第一章引言结尾处魁奈所作注释，该引文括号内的文字乃作者自行添加：“倘若我们参照了其他作者的文章，我们会再页面边缘列出。我们不会用引号标注出他们的文段，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文段本身。若这些文段中有我们自行添加的文字，未免歧义，我们会将其置于括号内并以星号加以标记，或者标以数字添加注释。”（François Quesnay,Œuvres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 textes,éd.Christine Théré,Loïc Charles et Jean-Claude Perrot,Paris,L’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2005,t.II,p.1034）。。括号内的补充文字使得质疑中国历史真实性的学者范围明显缩小。如果说苏尔吉的话语可使中国上古史普遍地受到怀疑，魁奈则将这种怀疑限定于以中国为主题而进行写作的西方学者。在印刷版中，魁奈再次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改：“这段真实性已被自孔夫子以来的所有中国学者承认的历史同样涵盖了济世的良言与行为准则”③Éphéméridesdu citoyen,t.III,p.85.。通过这一次的改动，魁奈不再将自己的视角固定在欧洲，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转向了书写本国历史的中国学者。他从正面积极地肯定了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以更为明晰，更为透彻的手法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信任，以及自己对中国的积极看法。

将手稿的《开场白》与印刷版的《第八章》细加比较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的猜想：魁奈的初衷绝不仅限于论述中华帝国的政体。印刷版第八章虽题为《中国法与繁荣政府的自然、机制原则之比较》，我们发现作者在行文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寥寥无几。而在手稿中，这样的提及更是少之又少。据魁奈的《经济学著作全集及其他文章》的校注，印刷版第八章中仅有的几次对中国的提及多为魁奈后来所添加，而在手稿中根本不存在①François Quesnay,Œuvreséconomiquescomplèteset autrestextes,op.cit.,t.II,p.1025-1026.。

魁奈最初的，也是更深层的创作动机在第八章中展露无遗。政府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自然组织结构，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将它们看作一个国家、民族最基本的元素。通过研究这些原则，他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政府结构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原因何在。在他看来，如果自然法能够在一个国家长久得以遵循，那么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便得以实现。然而，为了证明这些法则与这样的政府的确存在，他不能仅满足于给出一个理论模式的“系统而详尽的情况”以及不同的政府类型，他还需要给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范例，而选择中华帝国作为这个范例绝非偶然。

1749年春，魁奈以蓬巴杜夫人私人医生的身份住进了凡尔赛宫。身在宫廷的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在贵族阶层盛极一时的“中国风”的影响。我们可以确信的是，魁奈对中国的兴趣远远早于写作及发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文的时间。早在魁奈为《百科全书》起草《人》（《Hommes》）一文时，就已表现出对中国甚为积极的看法。据魁奈的《经济著作全集及其他文章》的校订批点本，该文的写作始于1757年，最晚于1758年初结稿②« […]la rédaction de « Hommes » se situ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de 1757,celle-ci s’étant achevée au plus tôt en octobre 1757 et au plus tard au début de 1758 » (François Quesnay,Œuvres économiques complètes et autrestextes,op.cit.,t.I,p.258).。显然，早在写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十年以前，魁奈便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且抱有非常积极的印象。

十八世纪中叶，探讨研究中国问题在法国文人之间蔚然成风。在这些探讨中，当然会不时浮现出一些消极看法，但总体而言，还是积极看法占据主流。伏尔泰的多部相关作品，诸如《巴比伦公主》、《哲学词典》、《风俗论》以及《路易十四时代》，都发表于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魁奈在提出自己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同时引中国为例亦可看作是这股“中国风”的影响。

当然，魁奈选中国为例的最重要原因是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及论题密切相关的。在最后一章中，魁奈自最基本的元素出发介绍其政治经济学思想，思考最适应自然的社会形式，并分析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之优势。

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政府建立在“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③Éphémérides du citoyen,1767,t.VI,p.7.”之上。为使这些法则得以遵从，就需要有一个“保护性政权”，该政权“应是唯一的，它在做出决定以及采取行动时应是公正的，且集中于拥有唯一执行权的领导人手中”④Ibid.,p.12.。该政权应在遵从自然法的基础上创立“实在法”以保证人民的自然权利。在魁奈看来，农业是“财富的来源，这些财富既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又构成了保障其安全的必要武装力量”①Ibid.,p.41-42.。在农业社会，如果保护性政权遵从自然秩序，即保证人民的基本需求，并从中提取国家收入，百姓的权利及国家的威望便得以保障。此外，“在一个优秀的政府治下，当然不会发生为了个人利益而垄断、承包、侵占公共利益的事情”②Ibid.,p.58.。这样，国民经济中的物质财富便能得到一个良好的循环，它会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持久以及繁荣。

不难发现，魁奈眼中的理想国度主要具备三大特点，即极权而不专制的君主，繁荣的农业以及众多的人口。而这三点恰恰符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因而，这个经过美化的中华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魁奈文中的具体范例。

四、结语

毋庸置疑，魁奈笔下的中华帝国形象与当时满清政府治下的中国相去甚远。魁奈不会看透帝国表面的繁华，也未曾细究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他为中国专制平反以及捍卫“合法专制(despotismelégal)”理论的意图也为多数时人所不解。该文发表后仅数年时间，重农学派便呈衰落之势。他的论据不足以抵制中国美好形象的逝去。未几，中华帝国便成为了许多作家，如孔多塞(Condorcet)，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等人笔下“停滞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