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与黑龙江是雄踞中国一南一北的两个大省，一个地处祖国大陆的最南端，一个位于祖国版图的最东北。二者都各自具有独特的要素资源禀赋、独特的发展历史与进程，以及特有的发展优势和竞争力。就目前现状而言，经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两大省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距：2016年广东省GDP总量79512.05亿元，连续28年位于全国首位，黑龙江省 GDP总量 15386．09亿元，位于全国21位；2016年广东省人均GDP73290元，位于全国第8位，黑龙江省人均GDP是40365元，位于全国第22位，而全国人均GDP则是53980元。

造成这种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从历史上看，黑龙江省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的大省，背负着沉重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体制包袱，而且这个来自传统体制的包袱又在相当程度上以思维惯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第二，从地缘因素上看，黑龙江没有广东毗邻市场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国际化区域——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从而没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分享到带动经济发展的正的 “外部效应”的客观机会；第三，从产业结构上看，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历史，即农业大省的定位，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时期里，黑龙江并没有率先搭上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机会，这在一定程度羁绊、影响了黑龙江经济的率先发展。同时，黑龙江也没有如广东那样，率先获得对外贸易开放的实恵与便利；第四，从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来看，黑龙江并不是中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地区，缺乏广东由率先改革开放而形成的社会改革创新文化的积淀和政治、制度资源的积累，从而相对缺乏改革的内在活力与制度创新的更深刻的认知能力。

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黑龙江几乎与生倶来的要素禀赋优势，这一直是黑龙江的骄傲，也是黑龙江赖以发展的坚实而厚重的基础，它几乎是上帝对黑龙江的恩赐与宠爱。黑龙江土地面积全国第6位，可耕用土地面积位居全国之首，拥有森林面积位居全国第2位，石油存储量位居中国第2位，天然气和煤炭存储量分别位于全国的第8、第9位；反观广东省，土地面积位居全国第15位，拥有可耕用土地面积位居全国第21位，拥有森林面积位居全国第9位，石油存储量位居全国第21位。黑龙江省在这方面的自然资源天然拥有量，广东省是远远比不上的。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丰富的自然要素禀赋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给黑龙江带来与其资源要素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成就？推动、促进一方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质资源本身，还是其他别的因素？龙粵目前经济发展的差距更关键的是经济本身的差距，还是影响、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机制方面的距离？

首先，自然资源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自然资源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它只是财富的一种原始的形态)，使自然资源成为创造财富之财富的重要因素是人。同时，人的理念还决定了自然资源将以怎样的方式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我认为对于黑龙江而言，相对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思想和观念的力量是更重要的资源。因为观念的约束是最深重的约束，思想的贫乏是最根本的贫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观念更新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观念的更新，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奇迹的产生，也不会有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伟大的实践。因为观念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观念更新既包括对习以为常但并非良好的某些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扬弃，又包括对更加先进、现代、文明的社会规制的学习，更包括对创新精神的培育和足以引领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城市文化的养成。豪爽、坦直只有与契约精神结合才具有品格的魅力；纯朴、厚道只有与企业家精神融合才有可能焕发出创造力。当一个社会能以他的城巿素养与品格吸引他乡人时，她才有可能以观念的力量让自然资源在创造与创新中为社会带来更具有价值的物质与文化的收获。能驱动自然资源并使之在恰当使用中创造价值的不凡力量，永远是具有正确思想的人。

其次，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制度的竞争，而政府则是制度这一最大公共物品的最主要的供给者。同时，政府的认知能力也决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发展的程度与高度。

中国社会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绩效。先有改革的政府，才有改革的社会；先有明智理性的政府，才会有法治、宽松、包容的社会发展的制度——文化环境。这要求地方政府要具有远见卓识的高度，要具有用权力剥夺权力的勇气，要具有由服务政府走向授权政府的胆识。以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方式，用宽松的制度——文化环境降低经济增长的制度成本，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成本，从而提高制度供给的绩效；以法律的力量完善社会分配制度，保障经济主体权益，营造公平、宽容、有序的竞争环境；以政策的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集聚高端生产要素，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在实现要素价值的同时，实现社会发展的 “帕累托最优”。政府是社会经济的掌舵人，而非划桨者。市场和市场中的经济人才是最善于划桨的理性经济人；学习型的政府，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保障，也是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前提。

再次，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仅构成了创新型国家体系的内容与结果，也构成了一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拥抱富饶的自然资源，走一条低资源消耗型的创新发展之路，既是黑龙江发展的最佳路径选择，又是龙粤合作的切入点所在。

从2016年的统计数椐来看，广东省年专利申请数量是505667件，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35293件，位于全国第24位；广东省专利授权数259032件，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18046件，位于全国第24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地区以4.1万项国际专利数排名全球第二，东京——横滨城市群以9.4万项位于第一，美国的圣何塞——旧金山城市群(硅谷所在地)排名第三。同时，在广东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深圳，还形成了“四个90%以上”的独特现象：90%以上的企业是民营企业，90%以上高科技企业是民营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民营企业，90%以上专利发明产生于民营企业。

创新可以让一个社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与资本，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改善一国的贸易结构，可以以减少资源消耗的方式创造价值，可以为人类自身创造难以置信的美好生活和神奇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它将改变人们的观念，并以观念的力量改变着社会。从长远来看，创新给人类带来的文化和观念的收获甚至高于创新所创造的财富或产值。这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生命力与魅力之所在，也完全有可能成为黑龙江潜在的实力与魅力。

一个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但却会由于缺乏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生命力。来自于自然恩赐的富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如何把自然的恩赐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和提升人们福祉的财富则是“可求不可遇”的。留住人和人才的不是单纯的富饶之资源，而是干事创业的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大量黑龙江人南下创业、南迁买房居住，不是单纯的畏惧寒冷，而是渴望更舒适、现代的生活。

我认为，来自于选择的自由与来自选择的富强都需要思想与制度的力量。龙粤合作将会在观念对观念的碰撞、思想对思想的启迪中，在比较优势的驱动下，促进资本、技术、制度及各类资源的相互流动，跨区域合作也将会为黑龙江创造出制度与政策高地，从而迎接富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