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扬子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曹扬子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探讨的问题之一。王阳明针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中最具有特色的命题之一，其不是简单地重复性的对前人的总结，而是从一个全新的特殊的角度考虑。王阳明从封建社会的道德实践观念角度，重新定义主体到知行合一的概念。遵循古代先贤的道德标准，延续儒学道统，从道德层面回归圣人的超道德的直行知。

致良知；知行合一

一、行知之争

“‘知行合一’论,与其说是从认识论方面回答知、行关系,毋宁说是从为知、行关系作心性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探讨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指出:‘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阳明在龙场顿悟后开始对自身思想反思，开创“知行合一”教。

(一)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特别的一对范畴。众多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曾关注重视过知行问题，但都未曾真正去认真探讨过。无论是儒家早期的，例如孔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与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还是后来的宋明理学中程朱的：“君子以认识为本，行次之”，“知先行后”，“知行常相须”，“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等等。

而王阳明在这个问题上却将“知行合一”作为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提了出来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一思想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王阳明身处的明朝中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阶级矛盾突出，积怨深重，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甚至提出了“重开混沌之天”的口号。这一口号就是对程朱理学的质疑和否定。不但是来自外部的起义军的冲击，而且还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倾轧同样威胁其政权稳固。作为统治思想教育下的程朱理学的信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原来还是满口仁义礼智信的臣子文人，也不得不做了不仁不义的叛逆之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天理约束和禁锢。

(三)作为王阳明哲学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基础的“心即理”的关系，还是“致良知”的推行，主体意愿的“知行合一”而一以贯之。

在本体论时期，心即理来看，天理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显现出来就必须通过“知行合一”，因为只有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手段与工夫，才能保证主体真正的进入到客体世界中，从而达到万事万物之中。在修养论时期，作为本体的良知需要推行，而推行良知的工夫就不仅仅是主体的简单的冥想，还必须包括对良知的自觉，从而使良知不是一直停留在大脑中，“知行合一”的进入现实世界。只有心处于清洁无染，虚空的无善无恶的时候，天理和良知才能真正与各自的对立面相互自然的合二为一。

因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前人的关于知行关系的伦理道德难题，也是为了挽救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统治下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之主意，行知之工夫

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就是将知与行合作一处，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知行之主意，行知之工夫。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王阳明反对程朱的“知先行后”，“知常相须”，将知行两分。“王阳明所讲主意是指建议、指导、工夫是践行躬行。躬行实践过程中离不开知的指导，同样‘知’离不开‘行’。正所谓一个‘知’在，必有一个‘行’在；一个‘行’在，必有一个‘知’在，知与行相互融为一体。如果‘知’离开了‘行’是陷入了‘悬空、思索’之中，如、果‘行’离、开了‘知’的指导就会陷入冥行妄作之中，正因为当时社会存在这么两种人，王阳明才为补救时弊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主要针对朱子“知先行后”之说而言。”知在具体实践中起主导作用，行在知的指导下活动，知行相互连结，相互渗透。二者不可分离，缺一不可。

(二)王阳明从知行不能简单的相离，进而得出知行只是一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切实用力的就是行，觉悟理解的就是知，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他认为，普通人之所以不能做圣人，主要就是由于普通人的本质清浊不分，使“知”与“行”分家了，“行”离开“知”便是乱“行”，“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

“知行合一”的重要所在就是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伦理纲常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人们的思想当中，慢慢滋长，从而解决普通人的“心病”。“从成就德行(美德之事)的角度看,知行合一同时意味着德行的培养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上的合一,知就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认识,而行则是人的外在的行为活动。王阳明所强调的就是使内在的道德认识和外在的道德行为统一起来。”

(三)知行也是工夫，是实践的工夫。在王阳明哲学体系中，本体、工夫和境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种实践的自由。阳明由早期的向程朱学习的格物致知，从而在长期的“静处体悟”的方式打破程朱学说的缺口。通过“静坐”磨练自己的天理人欲，扫清阻碍，进而达到更高的境界。工夫也贯穿于其心与理的关系以及良知与致良知的关系中。

“知行合一”，就是“求理于吾心”，也就是阳明哲学所谓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的工夫就是行。王阳明的知是封建的道德意识，不是我们所说的认识；而行则是指的是内心世界的道德修养(道德实践)，不是我们所谓的实践(非道德实践，而是实际活动)。因此，所谓的知行合一，就是讲道德意识与道德修养是一回事，教人把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和谐——儒家的圣人之境，道德标准。

(四)从理论结构上看，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旨归，其间具有逻辑必然性。所谓“吾心即理，无假外求”，只要体认自心，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种认识论，虽然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是，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之良知)以推求万物万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却也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良知时刻关照着人的行为和心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使人不会失其本心，不会让意志为外物所动摇，沦为外物的奴隶

王阳明对于知行以及其主体的重新界定，是儒家道德意识与道德修养相互结合，道德本体落实到道德实践的重要表现形。重新建构的封建道德修养对现代的生活也有重要指导意义，无论何时道德修养与道德意识，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真正的道德理论是以道德实践的完成来判定的。

三、小结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个由知善到行善的过程,要求人们将自己的伦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从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念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如果没有道德实践,那么道德理论就沦为了空谈,并且道德不是单纯的一种知识。无论是什么时候，道德都是一把无形的枷锁，既封锁人的自由，又是使人的自由得到保证。因而，“知行合一”成为儒家道德形象的准绳，在自身达到“内圣外王”的圣人君子的典范形象之后，又服务大众，从而更加彰显自身。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