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晓红，缪锦春

(1. 华夏银行 上海分行，上海 200000；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闫晓红1，缪锦春2

(1. 华夏银行 上海分行，上海 200000；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区域性、局部性、行业性风险暴露增多，经济金融域的不良资产持续增加，不良资产的风险化解和处置工作日益紧迫。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虽然中国面临着与美欧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但不良资产的性质是一致的。本文通过研究日本、美国、欧洲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指出应该依靠市场机制来筹集资金和分散风险，提出对化解渠道进行升级、对处置合作方进行升级、对不良资产所属组织主体进行升级再造等对策。

商业银行； 不良资产处置； 策略探索

一、国际上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做法

(一)日本模式

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价、股价暴跌，经济泡沫破裂，大量持有地产和股票的企业破产，对应的银行贷款在劫难逃，但日本政府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97年之前对银行问题贷款的处置优柔寡断，缺乏当机立断快速处置的决心，也不愿意财政出资负担，试图通过银行自救、金融同业援助、存款保险制度来应对银行危机，但收效甚微。日本民间资本先后成立了共同债权收购公司、住专债权管理公司、东京共同银行，甚至由财政出资改组成立整理回收银行，也没能扭转金融形势恶化的趋势，直至1997年12月日本出台“稳定金融体系紧急对策”后才有所遏制。[1]由于没能有效控制不良资产暴露节奏，资产价格断崖式下跌，并引发恶意连锁，银行不良资产集中爆发，日本政府错过了处置不良资产的最佳时机，导致银行业危机的时间长达十余年，日本社会最终为解决金融稳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也说明，除了应对措施精准外，对银行危机的预见和快速处置尤为重要。

(二)美国模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金融体系接近崩溃，金融市场交易基本冻结，救助危机银行、稳定金融体系成为关键。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正视问题，积极应对。为防止危机扩散，稳定市场信心，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008年经济紧急稳定法案》，核心是不良资产救助；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开始实施“资本购买项目”，财政部先后提供了1520亿美元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积极介入银行风险处置，保持了金融体系服务功能的稳定。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不良资产的周期依存状态容易导致“火线销售”问题和“不良资产加速数”效应，单纯处置不良资产不足以稳定金融市场，随即将TARP的重点调整为对银行和企业救助等反周期措施的实施。美国政府对不良资产结构性和周期性性质的准确判断和精准把握，在恢复市场信心、推动经济复苏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对银行“有毒资产”进行买断，市场信心迅速恢复，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实现反弹，仅在两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便成功收回救助本金，并获得上百亿的红利和财团股权、权证。2013年5月，美国财政部宣布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提出了重组信托公司，负责依法处置资产和负债。RTC所采取的主要处置措施有：(1)公开拍卖和暗盘投标；(2)签订资产管理合同；(3)资产证券化；(4)股本合资。美国设立单独的机构RTC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在当时实数首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很多国家纷纷效仿此种方式处理不良资产，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处置不良资产的典范。

(三)欧洲模式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宣告12.7%的财政赤字和113%的公共债务GDP占比，希腊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蔓延至欧元区其他国家。2012年初，法国等9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主权危机席卷整个欧洲，欧债危机全面爆发。面对危机，欧洲各国积极应对，联合援助、量化宽松、银行资本重组、债券置换、财政紧缩、财政联盟等，手段繁多，但时至今日，欧洲经济并未真正走出阴霾，英国已启动脱欧程序，其他国家脱欧呼声不断。应对措施效果有限的主要原因可以从应对银行业危机的举措和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模式两方面来探讨。从应对银行业危机的举措来看，最主要的是提高银行资本金比例，但资金来源极为艰难，低价出售资产、政府直接注资、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等成为主要方式。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模式来看：一是剥离，或在公开市场拍卖不良资产，希望以此使银行摆脱不良资产困扰，轻装上阵，但资产价格的有失公允不可避免，或是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也存在流程复杂、资产剥离透明度低和公众接受度差的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剥离，也都是治标不治本，并未从银行自身找原因、设计解决方案;二是政府注资，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在一个国家乃至国际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保有特殊的、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家救助势在必行，甚至首当其冲。但无论是通过直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还是通过购买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注资资金来源无非是政府向公众发债、向央行借款增发货币、直接动用公共税收等，实质上都是国家从普通公众手中拿出钱去救助了银行，是全民赤裸裸的赔付，并非市场规律下的救助。

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已连续十几个季度呈上升趋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银行资产质量仍将处于堪忧的状态，不良资产处置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处置模式的创新需求凸显。2017年一季度季末不良贷款余额15795亿元，不良贷款率1.74%，拨备覆盖率178.76%。虽然仍然可控，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压力依然存在，特别从主要上市银行情况看，关注类贷款迁徙率达到近年来最高值，34.94%的占比说明关注类贷款加速下迁为不良贷款。而且，从五级分类来看，逾期贷款额大幅提升，2016 年末主要上市银行逾期贷款占比为2.77%，大量风险被主观抑制，但很难实质性化解，风险在蓄积着，压力较大。

根据《金融企业呆账准备金提取及呆账准备金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提取呆账准备金，并运用现代会计管理办法鼓励冲销呆账，在做法上借鉴了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我国传统的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是：成立团队组织专项清收，健全“清收人员+专职清收客户经理+律师”的“铁三角”工作机制，主要以压缩不良资产余额为重点开展不良资产清收攻坚战，采取多种技巧，提升清收作业效率。一是安排专人驻点法院，通过与法院各层级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形成默契的作业配合，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合理选择司法程序，通过采用担保物权、法庭调解、支付令等方式，缩短诉讼时间；二是整合外界资源，通过退出效率低下的律所，精简律师队伍，加强律师考核激励，提高案件处理执行力；三是通过微信平台、房产中介、行内推介等多渠道发布卖房信息，同时提前办理行内手续，确保款清过户，有效提高抵押品处置效率。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虽然中国面临着与美欧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但不良资产的性质是一致的。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行的过程中，政府可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有的“存量调整”手段，以及在地位、信息、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快加强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在运用反周期政策缓慢暴露不良资产的同时，发挥其救助型金融功能，从而实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此外，多个国家的处置经验告诉我们，不良资产处置的成本不能完全分摊给社会公众，而应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依靠市场机制来筹集资金和分散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资产本身及其处置中所发生的“沉没成本”。因此，一方面需要银行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并不断探索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资产交易市场的规范性，以及信息披露机制的公开、透明度。再者，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处的金融发展阶段是不一致的，同时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程度不平衡，需要像欧洲一样考虑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同需要，加上中国与欧元区同属大陆法系，有着相似的法律传统，故中国未来若要通过制度建设构建起反危机的政策框架，则欧盟不良资产处置的建制化对我国有着较高的借鉴意义，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三、新型策略分析

从上述各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想要成功降低不良资产数量，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从内外两方面入手。从外部看，要依靠政府强化外力处置不良资产，即政府注资或出资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或是重组。[2]从内部看，要依靠市场强化内力处置不良资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的方式入手，并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反应速度和处置力度。[3]从不良资产处置所涉及的主体来看，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对“断舍离”的方式进行一次全面升级优化：

(一)对化解渠道进行升级，“断”出效益

通过对不良资产的真实价值进行重新发现并通过资本市场运作，重新盘活不良资产，对现有的不良资产进行分层，通过分层分群管理，辨识出具有高投资价值的不良资产。当然，在目前来看，这种处置模式还受限于法律法规界定、债转股无足够的政策和法律支撑等因素，但前瞻来看，这种模式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业体制改革的到来而成为一种趋势。[4]因此，对包括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而言，可适当运用资本方式进行处置，可赋予资产保全部门一定的投资银行职能，将不良处置、资产运营合二为一。

(二)对处置合作方进行升级，“舍”得分享

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这种升级可以用两种渠道：一是采取业务外包法，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作用。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外包给律师事务所、信用咨询调查公司、保理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处置。[5]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等法规尚无禁止不良资产处置外包的规定，这部分工作暂时还未收到监管、法规的严格约束，再加上律师事务所、信用咨询调查公司、保理公司均有现实需求，因此，从中长期看，外包还将刺激信用调查、咨询、评估等中介机构的发展，甚至将有利于提多社会中介事务的专业化分工格局。[6]同时借助债权人委员会最大程度保全我行权益，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力和竞争力的企业，稳妥有序推动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遏制企业逃废债。[7]按照风险不扩大、担保不弱化的原则，依法合规进行贷款重组。对户数多、金额小、处置复杂的项目，积极探索委托清收等处置方式。二是采用信托处置模式。利用信托公司的制度优势和产业基金和优势进行创新。抓住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陆续成立、债权转让市场买方增多的契机，深入挖掘项目亮点，提升转让定价水平。具体做法可简单概括为：将区域性的不良资产整体打包，通过拍卖，由信托公司买断债权，利用信托公司所特有属性和专业性，将资产与所有的债权人分离，高效处置不良资产。

(三)对不良资产所属组织主体进行升级再造，“离”亦有道

针对不良资产所属主体，一是充分借鉴同业经验，启动不良资产证券化，推动不良资产证券化。二是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有潜力的优质企业，探索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同时严禁将“僵尸企业”、失信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作为市场化债转股对象。

[1]靳纯平.美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比较[J].时代金融，2012,(6):126-127.

[2]喻心怡.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法创新研究[J].金融经济月刊，2015,(4):10-13.

[3]陈晨.浅议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法[J].现代经济信息，2013,(11):137-138.

[4]廖湘岳，段豪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72-75.

[5]马遥.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策略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

[6]张彩红.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发展的途径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0，(6).

[7]缪锦春.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J].云梦学刊，2017，(6)：82-86.

AnInternationallyContrastiveStudyofDisposingNon-performingAssetsofCommercialBanksandItsEnlightenmenttoChina

YAN Xiaohong1, MIAO Jinchun2

(1.Shanghai Branch,Huaxia Bank,Shanghai 200000, China;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China)

With the “new normal” of Chinese economy, regional, local and industrial ris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exposed, with the result of mounting financial non-performing assets and the urgency to dispose and resolve the risks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In light of China’s reality, although China is facing a differ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nature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is consist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related experience in Japan, America and Europ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unds should be raised and risks should be diversified by market mechanism.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upgrading the channels, the partners and the subjects of the non-performing assets disposal in order to dispose it.

commercial banks; disposal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strategy exploration

2017-09-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080，715731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J20160083)

闫晓红(1966—)，女，山西曲沃人，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第一副行长，经济师。缪锦春(1972—)，男，江苏东台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教授。

F830.33

A

1672—1012(2017)06—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