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 怿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安哥拉内战与美中关系
——基于美国“联华援安”战略始末的考察

忻 怿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1974年春，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提速，源自族群纷争的安哥拉内战于次年爆发，并升级为美、苏、中等大国牵涉其中的全球冷战的组成部分。自1974年初，中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的军援提速，以制衡苏联扶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美国也开启秘密援助“安解阵”，但规模有限、成效一般，白宫因此通过纽约渠道及高层访华向中方多次提出“联华援安”建议。鉴于对外战略转轨，中国政府并未迎合该建议，并于1975年底结束援助“安解阵”。美国“联华援安”虽流产，但美中就后续涉安问题仍保持配合。安哥拉危机体现出内战国际化与冷战本土化的特点。就此议题的美中坦诚互动与美方所凸显的联华渴求，客观上增强了美中双边的政治互信与战略共识，在以有限合作为准绳的美中抗苏伙伴关系形成进程中起到了特殊作用。

安哥拉内战；美中关系；联华援安战略；军事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借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关系稳中有进的东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于1973年底向中方提出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而毛泽东不以为意，并发起旨在扭转外交部就中美关系“右倾”的批周运动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反“右倾”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此，毛泽东在1974年初就中美接近程度设了限。但同期，突发的安哥拉独立运动及内战却维系着中美两国的战略沟通，扩展着美中抗苏伙伴关系的实质内涵与政治互信，成为文革结束前夜稳定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助力。安哥拉内战是美中和解、促成冷战转型以来，一场深入耦合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与大国冷战博弈对抗，即所谓冷战本土性与国际性“双重逻辑”的地缘危机事件。就美中两国对安战略，特别是美方所谋划的美中共同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设想进行考察，有助于加深对福特政府时期美中关系定位的理解，窥见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及对外战略逐步转轨等诸多关键议题。

目前学界对美苏就安哥拉危机进行博弈的论述成果初显，但对美中两国就安哥拉内战的互动磋商，特别是就美方“联华援安”战略设想的缘起、发展及终结等尚无专门关注，对该设想在美中关系演进中的特殊作用未加以重点分析，也并未将中国脱身安哥拉内战与文革末期中国对外宏观战略转轨相联系进行考察①。近年来，福特政府时期关涉南部非洲和美中关系的外交及安全档案陆续解密。本文拟通过对《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数字化国家安全解密档案》(DNSA)、美国国会研究处文件(CRS)以及其他相关资料②的解读，就上述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美中两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应对

安哥拉地处西南部非洲，油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重要，是二战后葡萄牙的最大殖民地。面对民族独立风潮，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坚持严厉的殖民政策，但这并未能阻遏当地的去殖民化洪流。1950年代以来，以安哥拉主要族群及利益诉求为基础，形成了三派力量：霍尔敦·罗伯特(Holden Roberto)领导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FNLA)，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为首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MPLA)以及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主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UNITA)。“安解阵”是北部巴刚果人的部族武装，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受到扎伊尔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政权的扶助；“安人运”信仰马列主义，部族武装的色彩较低，群众基础深厚；“安盟”力量较弱，是奥文本杜人的部族武装，遵循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理念[1]4-6。进入1960年代，三派掀起武装斗争，但战果有限。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牵涉本国政治路径的左右道路抉择，逐渐吸引美、苏、中等域外大国及扎伊尔、南非、赞比亚等周边国家的关注，成为上述国家南部非洲政策中的重要议题。

苏联于1960年代早期接触过“安解阵”，但后来转向支持“安人运”。“安人运”自1956年建立便受到葡萄牙共产党支持，与苏联取得联系。1964年12月，苏联公开支持“安人运”。截止1973年，包括培训人员及供应武器，苏联对其援助共5200万美元[2]49。不过，在1974年安哥拉独立前景骤然提速之前，莫斯科就安哥拉问题的涉入仍较为低调、有限。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安政策则与对葡政策相联系，凸显其推行非殖民化与维系美葡同盟之间的抵牾。出于多重考虑，肯尼迪(John Kennedy)上台后，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白宫认为，葡萄牙殖民统治不会持久，联络安哥拉未来政治力量有益于国家利益。1961年12月，白宫公开谴责葡萄牙殖民政策违反《联合国宪章》，同时开始制裁里斯本，包括限制对葡武器出口，敦促其改良殖民政策[3]548-549。在肯尼迪的授意下，美国中情局还对较温和的“安解阵”开启秘密支持[4]543-544。不过，葡萄牙当局虽是右翼独裁的萨拉查政权，但鉴于葡属亚速尔群岛的战略价值及葡萄牙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华盛顿就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以及对葡萄牙的制裁仍是有限的。1962年，美、葡就美军亚速尔基地开展续约谈判，现行对葡政策遭到军方反对。是年12月，美方有所退让，对谴责葡萄牙殖民政策的联大议案投了反对票[5]564-565。1963年7月，肯尼迪指示国务院，对“安解阵”的秘密援助维持在“极低水平”即可，不能破坏美葡关系[6]181。

尼克松(Richard M.Nixon)政府上台后，在调整全球及南部非洲战略的同时，也修订了对安哥拉的政策，即断绝援助“安解阵”，恢复支持里斯本。美国连续否决制裁葡萄牙的联大议案，解禁对葡武器出口，向其提供贷款及援助[7]165。尼克松在阐述1973年对外政策的咨文中宣称：“美国不会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推行暴力的组织合作。”[8]276他认为，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引导黑人非暴力、非左倾地通过与白人政权达成妥协，实现殖民地排斥苏联影响的稳定治理，是美国南部非洲政策的要义。但是，尼克松政府希冀葡萄牙威权政府维系安哥拉局势相对缓和，进而实现南部非洲稳定的亲美的既定政策并不牢靠。

同期，中国也在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中苏矛盾由意识形态分歧滑入安全互疑及战略对抗的同时，毛泽东主导的各项政策逐渐“左”倾，内外战略的共同“左”转、联动互促服务于其改造中国、输出革命的意志构想。在抗苏以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以及配合国内政治改造的宗旨下，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功利主义成分愈加明显。与支援越共及马来亚共产党等组织类似，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扶助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要务。自1960年代末，北京积极向非洲开拓外交空间，全面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风潮，与美、苏争夺战略影响。中方于1972至1973年的援外规模甚至超过苏联，声势浩大[9]20。其中，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与对莫桑比克武装阵线等其他葡属殖民地武装的援助相配合，成为中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64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便向中国求援；1971年，“安解阵”领导人罗伯特访华，北京予以小规模援助；1973年底，罗伯特再次访华，中方同意派遣军事顾问，为其精训500名游击战人才，并援助供1.5万人使用的武器装备[10]7。同期，“安盟”人员也在中国受训。北京虽与“安人运”保持联系，但关系并不密切。内图曾于1971年访华，因其不愿断绝对苏关系，中方并未予以援助[2]52。在1974年春，安哥拉独立形势提速前，北京执行对三派武装力量均保持联络并重点援助“安解阵”的策略。在苏联扶持“安人运”的情况下，北京希望三派均衡，避免“安人运”单边做大。此外，中国对安政策与对扎伊尔、赞比亚等国政策相联系。扎、赞两国敌视亲苏的“安人运”，并谋求在安哥拉内乱中渔利。北京则希望确保与扎、赞的友好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亲和其对安政策。中方也乐见扎、赞等符合北京意识形态信条的“革命国家”援助“革命武装”，将中共民族解放与建国建政模式向南部非洲移植拓展。就此，中方除去在国内演训部分“安解阵”及“安盟”人员，大部分军援主要通过扎、赞两国，借由向扎伊尔及赞比亚派驻军事顾问与输送武器装备，中方对以扎伊尔为主要战略后方的“安解阵”武装进行秘密演训，实现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隐秘参与。

二 美中对安哥拉内战的反应及美国“联华援安”构想的肇始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③，副总参谋长斯皮诺拉(António Spínola)组建新政府，实施新政。安哥拉将作为海外自治省同葡萄牙建立联邦制国家，里斯本则继续控制其内政外交，该政策受到各派反对。斯皮诺拉下台后，温和派将领戈斯麦(Francisco Gomes)执政，宣布允许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独立，实现非殖民化。然而，三派武装的权力斗争、就未来政治道路的左右博弈以及域外大国干预等因素，促使安哥拉独立建国之路异常坎坷。

在多方斡旋下，1975年1月，安哥拉三大武装派别与葡政府签署《阿沃尔协议》(Alvor Agreement)，规定安哥拉于是年11月11日独立，里斯本与三派平分过渡政府权力，实现制宪及大选。随后，葡军撤出安哥拉，实现其完全自主。然而，《协议》很快流于空文。是年3月起，围绕争夺首都罗安达，“安人运”与“安解阵”爆发激烈冲突，逐步形成“安人运”占据首都及中部地区，“安解阵”与“安盟”结盟，控制疆域南北两侧，与“安人运”对峙的局面。1975年8月22日，两大阵营相互宣战，安哥拉内战④爆发。突变的安哥拉局势立刻引起美、苏、中等国关注，肇因于内部族群矛盾与权力分配的局部冲突迅速激变为大国冷战角力的热战新场域。

“康乃馨革命”前，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暂处低潮，“安人运”陷入分裂。苏共中央认为，对其援助应取决于其实际战果，而在葡军打击下，“安人运”前景堪忧，应暂停援助[11]2。至1974年初，苏联基本暂停援助“安人运”，静观其变。然而，“康乃馨革命”后，苏联对安政策迅即调整。莫斯科决议支持内图平定内讧，全力促使“安人运”掌控优势。1974年10月起，苏联将军援物资运往刚果人民共和国⑤，再通过海路转运给“安人运”，并演训其军事人才；东欧及古巴也相向而行，展开军援行动[2]50。

葡萄牙政变伊始，白宫观察斯皮诺拉政府并未实质性调整殖民地政策，因此在4至6月间并未重视安哥拉议题。戈麦斯政府上台后，安哥拉独立前景引起华盛顿重视。福特(Gerald R.Ford)政府一改尼克松政府的相对忽视态度，积极行动起来；中情局首先在罗安达筹建情报站，并恢复联系“安解阵”。1974年7月起，美方重新对其小额资助。同期，扎伊尔、赞比亚及南非等国也推动美国干预安哥拉危机，表示愿提供支援。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表示，一旦局势失控，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12]233。但美国水门事件引起的国会崛起、国会及民间力量反对对外武装干涉等政治局势变化，使得华府内部就援安议题还存不同意见，力主援安的强硬派代表基辛格一时颇受掣肘。

1975年初，正值美国在越南全面败退。以西贡陷落为标志的美国印度支那战略大溃败，促使安哥拉成为基辛格所日益瞩目、用以对抗共产主义扩张、在美苏角力中努力“扳回一局”的新筹码以及显示美国盟主信誉与并未退缩大国地位的较量的新阵地。此外，在安哥拉的现实利益，也促使白宫应有所行动。安哥拉当时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安直接投资达4亿美元[1]2。一旦亲苏的“安人运”单独掌控政权，不仅美国经贸利益将遭受挑战，安哥拉将威胁南非等地区亲美国家，危及美国南部非洲的系统性战略利益。

《阿沃尔协议》签订后，白宫跟踪研判安哥拉形势。负责海外隐蔽行动的四十人委员会⑥，于1975年1月末召开会议。中情局长科尔比(William Colby)强调，苏联已通过刚果人民共和国向“安人运”输送重型武器，支持“安解阵”及“安盟”是美国必须依仗的“战略筹码”；基辛格深以为意，指示对“安解阵”的援助增至每月30万美元[13]235。事实上，主导福特政府外交决策的基辛格，力压反对意见，甚至在国会对秘密援安行动已有所察觉并开展调查的情况下，仍多措并举地对安哥拉危机施加干预。

随着冲突加剧，白宫援安力度攀升。基辛格明确指出，安哥拉要“避免刚果模式”，即杜绝亲苏势力单独掌权[14]23-24。四十人委员会于6月初决议对“安盟”也开启援助，并推动“安盟”与“安解阵”联盟。同时，美方确定了援安模式，即秘密援助应通过扎伊尔、赞比亚两国，主要由扎伊尔向“安解阵”和“安盟”转运美军非现役武器以及扎方的苏式武器，美方再补充扎方亏空[15]251-253。6月25日，基辛格强调，美国不仅要援助亲美武装派别，还应主导安哥拉未来政治进程，最低限度也应构建有“安解阵”及“安盟”参加的联合政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也支持基辛格，福特总统亦赞同，正式授予基辛格援安的行动全权[16]265-268。就此，秘密援安的隐蔽行动⑦正式拉开。7月起，中情局动用美军战略运输机及舰船向扎伊尔秘密运送武器，并向“安解阵”注资1400万美元，驻扎伊尔美军情报人员则开启越境空中侦察，并帮助扎方在其境内演训“安解阵”士兵[17]290。

鉴于越战教训和国内政治生态束缚，基辛格对直接干预安哥拉事务存有忌惮，国会作梗、非洲统一组织反对外部干预等均对其形成掣肘。而对安援助是中情局筹划的海外秘密行动，仅调用其部门经费及美军少量非现役武器，规模及成效亦很有限。援安行动的“非法”及规模受限，直接导致华府逐渐倚重其他伙伴国就安哥拉危机的深入参与，寻求其协同援助亲美武装乃至直接出兵，这成为白宫谋求驭控局势发展的现实途径。随着1975年7月后苏联援助提速，特别是古巴密谋出兵，美国遂秘密推动南非入安作战。鉴于国际政治观感，美方对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存有顾虑。而除去南非，为进一步强化援安力度，基辛格急于寻觅其他潜在战略伙伴。这一时期，美、中事实上各自独立向“安解阵”进行援助，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舆论及其决策层则认为美、中在援安问题上存在合作[18]。就此，已经深入参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国，成为基辛格眼中可资合作的战略对象。为对抗苏联、破坏美苏缓和，美国“联华援安”设想逐渐形成。

白宫开启援安行动的同时，密切注意北京在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参与。1960年代末开始，中国对非军援规模陡增，北京对不少贴近中共意识形态信条的政府及武装派别施以军援，其中包括对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武装的扶助。1964年起，坦桑尼亚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及加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政权稳固后，以其为原点，两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予以支持。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于是年起，向两国派驻顾问，协助其对包括“安解阵”在内的民解武装进行演训[19]474。进入1970年代，出于支持扎伊尔蒙博托政权对安哥拉局势的考量及中扎关系的密切，北京强化中扎军事关系的同时，开始通过扎方对“安解阵”施以援助。“安盟”虽更贴合中方意识形态，但限于其实力较弱及偏居南部，中方对其援助有限。据美国驻扎伊尔大使馆线报，应“安解阵”领导人罗伯特请求，北京于1974年4月向扎伊尔派驻112名顾问，用于训练驻扎在扎伊尔境内的1.5万名“安解阵”的“自由战士”，并提供配套武器，包括机枪、轻型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发射筒等[20]。此外，中方还雇佣50名朝鲜及罗马尼亚籍军事顾问，指导“安解阵”的炮兵作战[21]227。而据中方史料，截止1975年底对安援助结束前，中方共向扎派驻658名军事人员，用以训练“安解阵”士兵[19]521。

在扶助“安解阵”及“安盟”的同时，中方也并未断绝联系“安人运”。1975年4月，“安人运”代表访华，希望北京减少援助“安解阵”，中方则力促三派和谈，婉拒其请求，会谈无果而终[22]2-4。在外交场合，中方则始终强调对三派一视同仁，希望各派和解以建立联合政府，即便内战爆发及“安人运”政权建立后，上述外交立场均未改变[23]13,24。显然，“安人运”崛起后，中方策略是扶助“安解阵”及“安盟”，以打促谈，维系两大阵营势力均衡，避免“安人运”单独掌权。同时，北京不主动恶化与“安人运”的关系，愿意与任何主导未来政治进程的力量保持接触。显然，中方在安哥拉问题上既保持抗苏的战略坚定性，也凸显维护、延展国家利益的战术灵活性。

综上，就涉安议题同美方有相当利益共识与战略诉求的中国，成为基辛格决定加以联合的战略伙伴。而在其战略谋划中，美国“联华援安”计划存在以下几点基础。首先，美、中均反对“安人运”独占政权，至少要确保组建联合政府，避免安哥拉单边亲苏。这是美中合作的政治基础与利益共识。其次，中方与作为美国援安渠道国及战略后方的扎伊尔及赞比亚关系密切，中方援助事实上也通过上述两国。这是“联华援安”的便利化现实渠道。最后，北京在参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时间上早于美国，并在早期涉入强度方面也超过美方。尤为重要的是，对安事务熟悉程度较强的中方，还具备向“安解阵”及“安盟”提供大量苏式轻重型武器，特别是传授游击战、运动战作战经验的独特能力。而这对于熟悉使用苏式武器、进行非正规作战的部族武装尤为关键。正是观察到美、中就此议题的抗苏战略共识以及中方在援安问题上可资美方利用的战略价值，以基辛格为首的美国积极援安派，决心正式对华提出联合援安建议，促使美中合作早日实现。

三 美中就安哥拉危机的磋商与美国“联华援安”的流产

白宫的秘密援安行动成效有限，“安解阵”陷入颓势，“安人运”凭借军事优势于1975年11月在罗安达建立政权。对此，基辛格在援安层面产生了较强的对华战略需求，希冀中方既有援助势头不要减弱，以共同扭转局面。白宫遂通过维系双边沟通的纽约渠道，就涉安议题开启美中首轮磋商。

1975年9月，中国外长乔冠华飞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8日，基辛格与乔冠华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晤。期间，双方第一次正式谈及安哥拉议题。基辛格强调，内战爆发后，苏联援安提速，古巴欲求出兵；他援引相关情报特别指出，受中方指导的“安解阵”及“安盟”轻装步兵无法应对装备步兵战车及自行火炮的“安人运”，“安解阵”面临战败；同时，美方担心扎伊尔及赞比亚首鼠两端，动摇援安立场；基辛格对中方近来并未扩大援安规模表示不解，希望中方尽快援助重型武器，并安抚扎、赞两国政府维系援安立场[24]741-743。

针对美国官方上述战略吁求，乔冠华没有直接回应，相反指出：“我们的一些朋友寻求南非参战，这是十分短视的。”基辛格略显无措，承认目前美方依靠扎、赞渠道对“安解阵”进行援助，但断然否认存在美、南合作。美、中就安哥拉危机的第一次磋商无果而终。在基辛格建议下，中方同意继续就此议题与美方保持沟通；美方则将向中方通报其所获悉的战况情报以及“安解阵”的作战评估，为中方援助作参考[24]743-746。顾左右而言他的乔冠华，事实上清楚北京在安哥拉议题上的态度正发生微妙转变。自1975年秋，中方对“安解阵”的作战效能表示忧心。随着“安人运”取得优势以及中方预估南非参战，北京就后续援安事宜开始审慎。但美国对中方此种政策变化的认知不深，依旧决定推动“联华援安”计划，扭转战争局势。

为福特总统1975年底的访华行程做准备，基辛格于是年10月19日先期访华。期间，他同实际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再次商谈安哥拉议题。会谈伊始，基辛格独自发言达五十分钟。他强调，美方不会误判中方在外宣场合不时出现的对美“放空炮”行为，“两国存在巨大差别乃至一些深刻分歧，但美中双边事实上存在着愈加广泛的战略汇合点”；他声称,“东方”与“西方”是命运共同体，任何一方在苏联压力下的失势都是另一方的灭顶之灾，确保苏联不将扩张触角深入南部非洲便是美中的战略共识之一[25]753。面对9月纽约会谈以来中方在援安问题上的踟蹰不前，基辛格略显不满。他强调，包括安哥拉内战议题，中方在外宣领域表现异常高调的不妥协立场，而在实际行动方面谨小慎微，美方虽没有如此高调的宣传声势，却在抗苏的各条战线上孤家寡人地积极行事；他重申，包括安哥拉问题在内的诸多地缘安全议题均是美、中的利益交汇点，希望中方推动扎、赞两国向“安解阵”加大武器输送力度，中方也应扩大军事援助；对此，邓小平言不对题，将话题引向别处，闭口不谈安哥拉议题[25]755-757。后几日会谈中，基辛格则再未提及该议题。

这一时期，白宫推动法国参战的战略设想成为泡影，就援安议题消极应对的中方更令基辛格颇感无奈。北京援安战略的微妙改变同时得到了美国情报机构的信息印证。据中情局情报，中国驻扎伊尔的军事顾问于1975年11月初全部撤离，北京特别指示蒙博托政府不得擅自向“安解阵”转运中方军援物资[26]1。而据南非官方情报，11月，中方最后一批舰只在安哥拉近海向安“渔民”运送“货物”；自12月，中国已经停止向“安解阵”及“安盟”输送武器装备[27]1-2。面对“安解阵”的战略颓势，北京继续严守中立，呼吁三派构建联合政府，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和平斡旋。

面对上述讯息，基辛格依然未放弃美国“联华援安”的可能。凭借对福特政府外交事务的掌控，他寄希望于通过总统访华，由福特直接向毛泽东面陈联华援安，实现突破。基辛格在向福特递交的访华应对战略中指明，总统应确保中共高层感受到白宫对发展美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及美国抗苏的强大意志，应让北京确知在后越战及后水门时代，美国不会战略收缩；同时，两国应积极“强化在事关双边共同利益的战略及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促使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推动两国持续走在一起”[28]854。显然，这其中包含基辛格所忧心的安哥拉议题。

美国总统福特一行于1975年12月1日到访北京，福特与毛、邓在12月2日举行的会谈中率先谈到安哥拉问题。在提及美国全球抗苏战略时，福特强调美方正努力避免苏联在安哥拉获得优势；毛泽东则认为，美方在有限援助的情况下，该目标很难实现，他支持美方将苏联赶出南部非洲，但明确指出北京也无有效措施。福特强调，只要美中倾力合作，该目标可以达到；未等毛泽东回应，邓小平向毛耳语片刻后突然直言，南非参战致使局面异常复杂，美国触怒了黑非洲。福特则回应，为对抗苏联，南非的干预情有可原且“值得钦佩”，他再次以近乎于请求中方有所行动的姿态强调，中美合作便可解决安哥拉议题；邓小平对此不置可否，反问福特：“你认为南非值得钦佩？”福特改口说：“不钦佩。”基辛格见总统阵脚已乱，遂将话题接过去，强调美国将持续提供武器，但限于“安人运”建立政权，“安解阵”与“安盟”渐向反政府武装转化，因此中国军事顾问的游击战经验、苏式武器的提供以及在非洲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是美方所珍视的。福特最后强调，白宫近来又资助两大武装3500万美元，鉴于形势紧迫，希望中方积极行动以配合美方；毛泽东并未回应，指示具体事务应询问邓小平。[29]864-866

在随后与邓小平的会谈中，美方再次抛出“联华援安”设想，请求北京有所配合。面对中方的回避态度，福特改变战术，直接发问：“中方在非洲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能够采取何种举措来对抗苏联，促进美中相向同行的战略合作潮流呢？”邓的回答则很宽泛，即中方会加强自身建设及外宣上“放空炮”，相反指出美、日、欧联合自保的重要性。显然，邓小平避忌谈及中国承担具体的海外抗苏义务。邓随即将话题引向南非参战的负面作用，敦促美方注意黑非洲国家的情绪。基辛格强调，一旦替代性力量参战或“安解阵”及“安盟”力量得以自持，美国将敦促南非撤军；他再次请求中方提供军援游击战顾问，邓小平则对美方这一建议避而不谈。[30]12-14

随着南非参战及战况变化，赞比亚及坦桑尼亚两国对“安人运”政权的态度发生软化，赞比亚暂停通过其领土为“安解阵”转运武器。福特则希望中方利用政治影响，说服两国政府坚定援安立场，并建议中方在北线、美方在南线形成援安的行动分工；邓小平则表示这不可行，建议美国自主在南线提供支援即可[30]16-17。无论是会见掌握宏观战略的毛泽东，还是面谈具体执行机要的邓小平，美方三番五次直接或间接就安哥拉问题提出的“联华援安”建议均遭碰壁。稍后的访华行程中，美方便再未提及该议题。基辛格借美、中元首会面之机，推动“联华援安”的政策设想悻悻而终。

1975年8月，安哥拉内战爆发后，在“安解阵”亟需更多军援的情况下，中方持续了一年多的秘密援安行动反而呈现放缓趋势。北京的隐秘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方在安利益诉求的同时，逐渐面临困境与局限。除去“安解阵”作战能力堪忧，非统组织反对外部干预安哥拉事务的政策发声，以及“安人运”政权的现实稳固，也影响了北京的战略抉择。出于避免与南非同伍，造成干预安哥拉事务的不良国际政治影响，自1975年秋，北京的参与力度明显降低。至是年底，中方对“安解阵”的军事援助正式终结。同时，中方转入外交斡旋，继续同“安人运”政权保持接触，力促三派弭兵，组建联合政府。由隐秘参与到低调退出，拒绝美国“联华援安”设想，中方对安政策的重大变化有着深刻复杂的战略背景，透露出中国对外及外援战略的重大变化。

四 美国“联华援安”战略失败、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及美中就涉安议题的后续磋商

从宏观战略背景看，中国包括对安援助在内的对外军援的逐渐放缓，与中国决策层开始渐次修正，乃至逐步停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功利主义对外战略，进而转入建构正常国家身份与正常国家间关系的对外战略之转型以及中国国家发展道路之转轨直接相关。自1958年中国内外政策逐渐激进，对外战略中体现革命意识形态的“软性国家利益”与现实主义利益观指导的“硬性国家利益”所构成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双轨特色愈加突出。自1960年代中期，包括军援在内的中国对非援助更是遍地开花，中方一时间为扎伊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几内亚、马里、埃塞俄比亚等众多国家的政府军及一些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武装提供军事援助，扶助这些符合北京意识形态信条的“革命国家”与“革命武装”，践行革命民族主义与武装民族解放道路。

但是，除去耗帑巨大，影响国民经济，中国为对外传播、实践中共民族解放与建国建政模式的对非军援，事实上收效一般，渐陷尴尬。中国军援以轻武器为主，所供重型武器有限，而苏联后发开启的对非军援相当程度抵消了北京的战略影响。除去北京积极扶助的莫桑比克武装阵线成功夺权外，其他均未收获实效。相反，因中方人员运用毛泽东思想等中方政治宣教话语介入相关国家及武装力量的意识形态训导，反而引起不少抵牾，致使受援方不适乃至反感。对外援助效费比的不良表现，也渐使毛泽东心灰意冷⑧。无疑，中国国力与客观国际环境无法支撑中方实现上述两种利益的长期共存，突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软性国家利益”逐渐难以为继。而这一时期的联美外交则在逻辑上与毛泽东仍未放弃的革命话语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至1974年，毛泽东构想出“三个世界”理论，用以舒缓联美外交与革命战略间的逻辑冲突，并为美、中接近程度设定了天花板。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国家，仍然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内核，但同时则就外援战略等进行务实调整。这便是中方就美方“联华援安”战略不予配合的关键背景。

就此，1975至1976年，伴随中国对外战略转轨，包括军援在内的对外援助全面转入低潮。邓小平依据毛泽东1974年底提出的“三项指示”，自1975年全面推动就内外政策的“整顿”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强调将发展重点转入内部国民经济建设，对外战略需服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因此，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共十一大报告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197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31]列入总纲。而为配合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亲自审定、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今后对外援助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则就对外援助战略进行全面修订，即总量控制、量力而行；在规定的“五五”计划期间，援外占财政支出的比率要从“四五”期间的6.5%降至5%以内[32]544。相应地，对外军援规模也开始逐步下滑。至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已大幅降至3.48%[32]544。尽管“整顿”工作于1975年底因毛、邓分歧及毛泽东发起批邓运动而遭遇困阻，毛泽东勉强维系了秉承文革衣钵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左”的对内指导方针，但他无奈地相对放弃了内外政策的双频互动，在援外及对外战略方面延续了“整顿”时期邓小平就极“左”激进外交路线的适当修正⑨。

美国“联华援安”战略设想的落空，同时也在于美国决策层仍以“革命后继续革命”及“世界农村对抗世界城市”的陈旧思维惯性来判断北京的决策意图，未能敏锐地捕捉到中方对外战略的微妙转型，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会积极承担在南部非洲的抗苏义务。同时，美国“联华援安”的流产，也与基辛格过高估计美、中双边关系的亲密层级以及低估中方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直接相关。这与其于1973年底提出美中军事合作计划而遭遇挫折的原因基本一致，显示出这一时期美中合作程度的有限性。

基辛格积极推行“联华援安”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在调查白宫是否卷入安哥拉内战。1975年12月16日，中情局被迫承认美国卷入内战；参议院随即通过了修正案，禁止新一财年预算被投入援安行动，禁绝了白宫继续援安的可能[33]1-2。基辛格寻求盟国予以资金协助的谋划也遭失败。至1976年1月，中情局利用上一财年剩余资金完成了向“安解阵”的最后援助[34]233。同期，苏联援助力度继续加大。3月底，南非撤军，“安人运”获得全面胜利。

尽管如此，基辛格并未放弃在后续涉安及南部非洲议题上继续推动美中合作的可能。1976年3月29日，基辛格再次向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镇建议美、中联合抵抗苏联，希望中方相向而行，杜绝安哥拉模式在罗德西亚及纳米比亚等地复制，但黄镇并未明确回应[35]926。1976年9月，美、中外长会晤中，基辛格提议中方应对“安盟”残余力量进行扶助，乔冠华不置可否[36]965-966。1976年，中国政局波谲云诡，北京无暇在南部非洲牵涉过多精力。政局平稳后，中方虽未就安哥拉等议题向美方承诺具体抗苏责任，但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美、中就排斥“安人运”政权加入联合国、敦促古巴撤军、维系南部非洲非亲苏政权稳固等方面维系着合作。中国调整援外模式后，对非援助并未停息。1982至1985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援助为4.82亿美元，由无偿军援调整而来的有偿军售共2.37亿美元[37]2。这事实上配合了美国的非洲战略。

就安哥拉议题而言，进入1980年代，与美国联合南非、恢复援助“安盟”的举措不同，北京对安政策愈加独立。1982年10月，中国外交部对中方援助“安盟”的传言予以否认，表示中、安两国正就建交事宜积极谈判[38]。北京基于多重利益考虑，决定承认“安人运”政权合法性。1983年1月，中国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向其提供2500万美元及2000吨谷物援助[37]3。无疑，伴随中国对外战略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进一步向现实主义转轨，中安关系摆脱冷战色彩而构建起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美中关系也生发出非联盟特性的伙伴关系。

五 结论

正如加迪斯(John L.Gaddis)所言，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思潮及其具体实践的激进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冷战的直接形塑[39]121-122。基于对现代性的不同解读，后发国家和地区被加速裹挟于现代性的道路抉择中，而捍卫并拓展自身现代化模式成为美、苏、中等大国参与全球冷战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零和博弈思维下，安哥拉内战同其他冷战时期新兴民族国家的内部纷争一样，外化升级为全球冷战的热战新场域，形成内战国际化与冷战本土化的“同构与互动”[40]22。

中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源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毛泽东在执政晚年，为取得对内超强政治动员与对外输出革命的双频互动与双重支撑，进而证明其解说革命浪漫激情主义与革命功利进取主义的合法性与普适性，北京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狂飙突进，四处出击的对外战略扭曲放大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义务及战略能力。基于此，白宫对美、中两国在包括安哥拉议题在内的抗苏合作尤抱期待，在高层互动中推心置腹地提出“联华援安”战略。该设想凸显出美国对中国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及制衡苏联战略中独特影响的渴求，如供应苏式武器、传授游击战经验及中共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等。美方此种联华需求是在美中关系和解及初步发展阶段所罕见的。

然而，随着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由领导革命胜利的魅力统御型政党逐渐向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绩效型政党转变，中方外援政策与对外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北京就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由最初的积极参与到随后的低调退出，伴随着中方对外战略的现实性转轨。就此，北京婉拒美国“联华援安”建议，拒绝承担超出国力承受的抗苏义务。与之前持续近20年的相对激进的对外战略与建政初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外交不同，中国就安哥拉问题的态度转变是中方逐渐构建去除冷战对抗色彩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与现实主义对外战略的重要表现，透露出中国致力于构建非联盟特性的新型美中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乃至可以看做是北京逐渐退出冷战的先期信号。

尽管美国“联华援安”设想流产，面对1973年末以来美中关系的相对低潮，发生于以美中和解为标志的冷战转型初期的安哥拉内战，成为福特政府时期稳健美中关系的宝贵动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正能量。继第三次印巴战争及印支问题的解决，又一次以地缘危机事件为注脚，强化了以美中有限合作为基调的冷战转型格局。与冷战初期新兴民族国家的内战强化苏中联盟抗美的格局相反，以安哥拉内战为代表的地缘危机事件，以内战的形式铺陈出冷战的新逻辑。这便是随着苏联逐渐破坏美、苏关系缓和，美国愈加强烈的对华战略渴求，以及美中抗苏伙伴关系的逐渐夯实。总体来看，安哥拉内战在客观上扩展着美中有限合作关系的战略内涵与政治互信，双边关系在涉安议题的互动中实现了事实上的递进，美中关系定位也由策略性的“权宜之计”逐渐向有着日益广泛利益共识与战略基石的“心照不宣同盟”迈进。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田金宗《冷战与内战——美国对安哥拉内战的介入》，《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南江《浅析安哥拉内战与苏联的作用》，《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3》；王江岩《安哥拉内战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田金宗《冷战视野下的安哥拉内战(1974—1988)》，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毕元辉《将冷战与非殖民化相连接——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演变(1961—1991)》，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Ian Taylor,Mainland China-Angola Relations：Moving from Debacle to Détente,Issues &Studies,1997,No.9； John Stochwell,In Search of Enemies，A CIA Story,London： Andre Deutsch,1978；Fernando Andresen Guimares,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1971—1976),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2005；Ernest Harsch,Angola，the Hidden History of Washington’s War,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6.

②《美国外交文件集》，即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是美国国务院定期解密的外交文档。“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即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chieve，简称DNSA,是美国普若凯斯特资讯公司(Proquest)联合美国国家档案馆推出的美国外交与安全档案在线数据库,网址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美国国会研究处即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CRS，是为国会各所属委员会提供情报讯息及政策参考的国会智库机构。

③“康乃馨革命”是指1974年4月25日由葡萄牙中下层左翼军官发起的，旨在推翻右翼独裁政权的军事政变。政变中，军人将康乃馨插入枪管，以示非暴力推动葡萄牙的民主化。

④本文对安哥拉内战的定义，是指1974年8月至1976年初“安人运”初步击败反对派、基本统一安哥拉的时段，不指涉“安盟”坚持游击作战而延续到2002年的广义安哥拉内战。

⑤即今天刚果(布)共和国。

⑥尼克松政府建立的署理海外隐蔽行动的跨部际领导小组，得名于1970年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第40号文件(NSDM40)。

⑦海外隐蔽行动：狭义的海外隐蔽行动指美国对苏东国家采取的包括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及准军事行动在内，用以维护拓展美国国家利益的对抗行动；广义的海外隐蔽行动则包括美国在海外进行的针对任何目标的上述行动。参见：白建才《论冷战时期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

⑧毛泽东对来访的蒙博托表示了对于非洲革命武装革命成果有限的失望。参见：《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的谈话(197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第九册(内部)，1982年,第54页。

⑨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呈送毛泽东，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的论述中，邓小平尤为重视向外国学习及和平共处的口号，建议毛将其列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内容，毛泽东批示将文件印发政治局学习及全党讨论。该文于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刊发。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34页。

[1]NSSM 224-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ngola.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ecret,Summary.June 18,1975.11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01307.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ngola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Interdepartmental Group for Africa.Secret,Report.June 13,1975.87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01306.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3]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undy)to President Kennedy，Doc.353[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1-1963，Vol.21，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

[4]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Hilsman)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undy)，Doc.349[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1-1963，Vol.21，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

[5]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Doc.362[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1-1963，Vol.21，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5.

[6]Fernando Andresen Guimares.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n Civil War：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1971-1976)[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2005.

[7]Ernest Harsch.Angola，the Hidden History of Washington’s War[M].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6.

[8]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9]Wolfgang Bartke.China’s Economic Aid[M].London：C.Hurst &Company,1975.

[10]Foreign Assistance in the Angola Civil War:Chronology of Reported Events,1957-1976.Document Date:June 8,1976[G]//Agency: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CRS).Agency Publication Number:76-87.FA Length:36p.

[11]沈志华.库拉科夫关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G]//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ollby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Doc.100[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28，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13]Memorandum of Record，Doc.102[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28，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14]Secretary’s Staff Meeting：Attached to Decision Summary，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Secret,Minutes.May 16，1975.52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KT01624.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15]Memorandum，Doc.108[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28，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16]Minut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Doc.113[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28，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1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21[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28，Afric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18]Leslie H.Gelb.US,Soviet,China Reported Aiding Portugal,Angola[N].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5,1975.

[19]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10-1987.12)(内部)[M].1988.

[20]Embassy in Kinshasa Reports FNLA Receiving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Agency/Central Security Service.Top Secret,Cable.June 12,1974.1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HN01780.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1]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2]Chinese Contact with Angolan Nationalist Group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une,1975.4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H00355.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3]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安哥拉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M].1976.

[2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19[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25]China-Angola 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p Secret,National Intelligence Bulletin.November 5,1975.1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H00386.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6]China-Angola United State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op Secret,National Intelligence Bulletin.December 11,1975.2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H00403.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27]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 to President Ford，Doc.132[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EB/OL].(2000-12-06)[2015-08-26].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362.htm.

[29]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0]Calendar No.562.Restrications on Assistance to Angolo，U.S.Congressional Serial Set.Hearing Id: HRG-1976-HIR-0061.Title: U.S.Policy on Angola Hearing.Date: Jan.26,1976.32p[Z].Committe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se Sudoc Number:Y4.In8/16:An4/2.Legacy CIS Number: 76-H461-79.

[31]Jonh Stochwell.In Search of Enemies，A CIA Story[M].London：Andre Deutsch,1978.

[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46[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3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57[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34]China’s Polic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August 20,1985.9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H00739.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关于中国和安哥拉建交谈判情况的谈话(1982年10月22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17).

[36]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5.

[37]余伟民.国际斗争与本土革命：冷战逻辑的解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7(2).

[3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34[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39]Meeting between Gerald Ford,Henry Kissinger and Deng Xiaoping,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ecember 3,1975.23pp[DB/OL]//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CH00398.http://search.proquest.com/dnsa/index.

[4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Doc.121[G]//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73-1976，Vol.18，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

[责任编辑：凌兴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olan Civil War and US-China Relations

XIN Yi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

Since the spring of 1974，the national liberation progress of Angola sped up.The civil war originated from the ethnic conflicts broke out in August 1975.However,the regional civil war deteriorated into a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old War which involved the giant powers of that time,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ince 1974，the assistance from China to FNLA accelerated in order to counterbalance MPLA which was assisted by the Soviet Union.At the same time,US began to support FNLA in a secret and restricted way.Then White House proposed a strategic conception that US could unite with China to give conjunct assistance to FNLA.So Washington raised the proposal to Beijing for many times through China’s officials in New York and the meetings between top leaders.Bu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Beijing rejected the proposal of offering conjunct assistance to FNLA and stopped to aid FNLA since the end of 1975.Although the proposal was aborted,China and US achiev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on the follow-up issues of Angola.The civil war of Angola strengthened th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strategic consensus between China and US.It also promoted evolu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Angolan Civil War;US-China relations;unite China to assist FNLA;military aid;FNLA

2015-11-06

忻怿(1990—)，男，内蒙古包头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史、冷战史，博士生导师为朱卫斌教授。

D829.712

A

1000-5315(2017)01-016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