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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塔利亚湾》的“他者”空间

2017-04-14余江流

宿州学院学报 2017年8期
关键词:土著人赖特土著

余江流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卡彭塔利亚湾》的“他者”空间

余江流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从澳大利亚土著作家亚力克西斯·赖特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出发,以列斐伏尔关于“抽象空间”的论述为依据,探讨了赖特小说中人物实践的三种主要空间,家、部落以及各种异质空间与土著种族的他者身份紧密相连。房屋的分布体现了空间权利化的特点,国家抽象同质性力量下,原住居民生活在城镇边缘贫瘠地带的破棚屋里;两大部落的书写展示了一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同时因白人强权、排斥和诱惑而扭曲的空间;在异质空间中,土著人遭到驱逐、杀戮、监视和囚禁,然而在抽象空间的强制性力量前,原住民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唯有委屈求全。赖特从家、部落和异质空间三个维度,呈现种族暴力之下的原住居民的他者社会生存,揭露白人抽象空间力量对土著的他者化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借助对他者空间的书写,恢复他者文本和历史的在场,重新构建了他者主体性。

亚力克西斯·赖特; 《卡彭塔利亚湾》 ;他者;家;部落;异质空间

亚力克西斯·赖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土著作家之一,先后发表多部优秀作品。《卡彭塔利亚湾》(以下简称《卡》 )是她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小说,但国内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大多在后殖民的杂糅理论和新历史主义关照下进行分析,例如詹春娟的《论〈卡彭塔利亚湾〉中土著性的混杂构建》从“混杂”文化语境、文本以及“混杂”作为反殖民策略三个方面探究小说土著性建构;吴迪在“混杂性”理论关照下,探讨了文本中语言、叙事方式,土白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身份构建问题;武竞研究了《卡》中赖特“土著思想的主权”体现以及这部小说从土著人视角对当代土著社会的展现。迄今,还没有相关的文献运用空间理论来解读这本小说,然而,空间书写是该小说的一大特色。小说以卡彭塔利亚湾为背景,将原住居民古老的神话、传说、信仰、历史还原和现实生活融入到空间叙事模式和空间书写之中,展现土著的精神世界以及历史和命运。小说中人物实践主要展示了三类空间:一是边缘的他者之家,二是敌对的土著部落,三是他者生存的异质空间。作者从他者的角度反观澳大利亚白人主导空间对他者生存的暴力,对他者实行的空间剥夺,对他们这个特定群体的他者化,还原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大的社会背景下的被抽象空间同质性所掩盖的差异空间。土著文学曾是“欧洲都市文学传统边缘的居住者”[1],一度丧失话语权;赖特也曾直接指出土著人既不会说标准的英语,也不认同西方认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而成为被放逐的他者[2]。《卡》这种“他者”空间的想象和书写,重现了原住居民的历史在场,表达了强烈的种族意识;并且还原土著历史在场,让消音的群体回归到历史叙述中,发出自己声音,建构了他者的主体性。

1 边缘的他者之家

人类社会活动使得空间社会化、抽象化,社会政治运用各种手段使空间同质化,这种同质化、抽象化的实质就是施加暴力。空间的建构体现权力的运作,社会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的空间,房屋的分布以及构造无不揭露空间权力化的本质,房屋的等级也体现着社会生产关系。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绝不是简单的景物描写,它呈现特定的历史,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表现了不同人物各自特点和相互间的关系。

小说开篇,赖特便借助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对卡彭塔利亚湾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白人住在小镇,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原住居民处在小镇的边缘荆棘丛生的灌木丛,土壤贫瘠,环境恶劣。他们不是一家人挤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铁皮、破布以及塑料搭起的一间间东倒西歪的小棚屋里,就是在大纸箱里、瓦楞铁皮下,油桶、破储水箱或是废弃的汽车里藏身。他们基本上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即便是仅有的小棚屋,也被白人视为眼中钉,恨不得把它们全都拆掉。白人种族主义不仅通过各种手段剥夺占有土著空间,限制他们在空间内的活动,还通过抽象空间力量向他们灌输白人的审美和价值观,从而实现空间同质化。垃圾女王安吉尔·戴太太,仿照白人的房屋搭建自己的小棚屋,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土著事务所的官员立即找人给她拍照,写关于她的报道,将她标榜为先进典型——澳大利亚土著人进步发展新理念的天才。无疑这是白人对土著进行同化教育,实现同质化空间的策略。社会抽象力量强加给土著白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导致他们努力靠近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然而对于处在他者境地的原住居民,这一切又是难以企及的,于是他们自轻自贱,走向生活状态的另一端。安吉尔便是在追求白人幸福生活方式中,不断扭曲和贬低自己,贬低自己的种族。她坚持在白人的垃圾堆旁建立自己的家园,为此她和诺姆争吵不断,她对诺姆说:“一想到要像狗一样在丛林里生活就恶心,反胃。”[3]14安吉尔内化了白人文化,土著传统生活方式在她这里遭到无情的摒弃。安吉尔自认为拥有白人的东西就高人一等,因此她像女王一样要求别人听从她的摆布,并宣称自己是垃圾场历来的主人,为了争夺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她甚至不惜和其他族人大打出手;最后安吉尔还是抛弃了诺姆,抛弃原来平庸的生活,成为莫吉的情人,住到城里的那栋房子里。与其说安吉尔是追求爱情,不如说她在追求白人家的标准下,丧失了基本的道德信仰,她得到的是孤独和破碎的家庭。人格的变化反映了抽象空间的强迫力量在安吉尔身上实施的后果,内化白人的审美标准,努力使自己靠近白人主流社会的生活使土著产生的了自我堕落的心理。安吉尔最终遭到部落的孤立,情人的遗弃,惨死在白人大货车之下,灵魂也不能回归老祖宗栖息的地方,“只能闷闷不乐生活在一个魔鬼横行的地方”[3]368。

2 敌对的土著部落

社会政治矛盾通过空间得以实现,因此,空间的矛盾使社会关系的矛盾得以运作。也就是说,空间矛盾表现社会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只有在空间中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矛盾也就成了空间的矛盾[4]。《卡》这部小说站在边缘角度,书写了两大土著部落。土著部落是处于种族主义强权排斥下形成的“他者”空间,带有明显的他者性。土著部落是澳大利亚国家抽象同质化过程的结果,是对一个种族整体歧视压迫的结果。部落作为原住居民最主要的空间实践场所,赖特对两大部落空间的书写,表现部落间彼此依存又互相敌对的状态,展现这种既联结原住居民,同时又因白人的强权、排斥、诱惑和同化而扭曲变异的空间。小说开始便呈现出澳大利亚土著人与白人力量的对峙,这种对峙正是通过空间上的对立体现的。赖特用戏谑的手法讽刺了白人通过语言运作,通过空间重命名的方式强化种族压迫的企图。小镇自治委员会将“骆驼被赶走”记入档案,作为来到小镇完成的第一件工作;城里的所有档案被大火化为灰烬,小镇新史的第一页从阔嘴鹬的到来开始。白人殖民者有选择性地将微不足道的小事记载下来,以此证明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将原住居民放逐到历史之外,从而“有理有据”地剥夺土著的生存空间;重命名更加体现土著人在空间上遭到排斥的事实,小镇德斯泊伦斯以小镇白人缔造者马修·德斯泊伦斯·弗林德斯船长的名字命名,而后又被一届州政府改为马斯特顿,在小镇公路两侧树立着许多马斯特顿的新标牌,国家地图上也再无德斯泊伦斯;土著人心中的“蛇河”万加拉以已故女王的名字命名,而后殖民者急于让采矿业在这里发展起来,将其改为“诺姆河”。无论如何命名,命名权都掌握在白人手中,在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力量面前,土著人只能顺从,并且,与白人空间权利的对峙也并不能改变土著人被排斥的命运。

澳大利亚社会抽象空间建构的过程,空间所蕴含的权利剥夺了土著人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在边缘空间构建自己的“他者空间”,因此,土族部落成为土著人生存的核心空间,它关系社会同质化空间下的他者生存,也是土著文化和传统得以保存和传承的重要基地。有别于其他小说,赖特不仅指责了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导致土著人丧失土地,在抽象同质空间边缘艰难生存的境地,而且将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分化以及部落个体自身的问题一一呈现,而这一切都与空间问题融合在一起。首先,两个部落面对白人的殖民入侵,没有团结起来维护部落的权益,为土地作斗争,才导致白人有机可乘;面对白人的怀柔政策,两个部落更是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些土著人为了点蝇头小利就出卖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再者,抽象同质空间所蕴含的种族强权对土著部落和群体的他者化,对原住居民群体及个人身份构建产生了更为严重影响。第一,唯利是图的白人社会将眼光投向土族群体,把所有土著归为一类人,把他们整体凝固起来。如詹姆逊论及这种群体他者化所说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们莫名其妙地成为相同的人,我们成为了一个阶级或种类的代表,两个相同类型的某个东西。”[5]也正是如此,破坏了矿山的输油管道之后,威尔尚能逃之夭夭。从小到大,走过白人小镇,白人不会多看他一眼,他太普通了,他者地位使他变成隐身人。正如白人所说:“‘在我看来,他们都长得一样’,‘分不清谁是谁,从来分不清’。”[3]298这种强制性力量把土著群体定义为他者,剥夺了土著群体自我塑造的权利。他者化导致土著个人及群体的无能,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感到无奈,对痛苦已经麻痹,他们安于现状,接受作为客体的身份,甚至捍卫它。土著男人让女人心痛,“他们一天到晚就想喝格洛格酒”,疯人院似的小酒馆里,到处挤满了“黑鬼”,他们打赌喝酒,直到喝到烂醉如泥,一动不动躺在地上为止。诸多的种族问题如酗酒、暴力、保守、颓废都加速了白人对原住居民这片土地的掠夺,也加剧了对土著人生存空间的侵占。当然,土著人中的有识之士与白人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捍卫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拓展种族的生存空间做出种种努力。年轻的“叛逆者”威尔,土著人的精神领袖莫吉,一次次炸毁矿山,给白人造成巨大损失。然而,一些土著人反对为争取土地权奔走呼号,更有人指责说谁也没听说过“土地权”的玩意儿。威尔叛逆的行为遭到一向隐忍退让的父亲诺姆的反对,甚至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莫吉向来是麻烦的制造者,白人憎恨他,那些老年土著人也巴不得他赶紧滚蛋,打心眼希望他不要再回来。土著种族在白人强大的种族压迫下的无奈、麻痹、土著群体种族意识的淡薄一目了然。赖特在此笔锋直指原住居民部落,认为土著部落不能一味妥协,应增强自我意识,克服自身的狭隘,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团结起来,从而重新回到话语空间,以谋求种族的整体发展。

赖特除了强调面对强权政治和种族歧视,土著部落对原住居民整体生存的重要意义,更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凸显个体身份与土著部落之间的联系。土著部落不仅是原住居民整体生存空间,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存流传的重要场所。土著人历来保持着口述的传统,赖特对此在小说中作了详细的描述。部落的老人争着给孩子们讲故事,那些故事可以连续讲几个月,还有老祖宗留下来的关于去往遥远大海梦幻之地的歌谣;威尔就将老人的故事烂熟于心,在寻找霍普和巴拉之前,老约瑟夫·迈得纳特也将他的歌传给了威尔。部落有责任将传统文化、传说、信仰一代代传递下去,使这个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的种族保持完整性,从而得以存活。一方面,部落是个体自我身份构建的潜在力量,个体无可避免地由种族构建;另一方面,部落对其中的每个成员进行教育和规训,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评价、指责,一旦个体背离其价值体系,便丧失文化之根,个人身份陷入危机。安吉尔抛弃土著文化的行为,遭到部落的疏远,也使凡特姆一家失去了远亲近邻;而后她极不负责地住到了城里,和莫吉的两个儿子度过了无数孤单寂寞的日子。她堕落到去下等酒吧和其他男人厮混,还和一个自己叫汤姆大叔的人跑了。她内化白人的价值观,厌恶土著传统的生活方式,向白人的生活标准靠拢,信仰白人的宗教,她正一步步远离土著部落和文化;可是她又潜移默化地受到自身种族文化的影响,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在她的修复下无疑是海湾土著女神;因此,她的身份构建是有问题的,她的结局也必定是悲惨的。无疑,赖特借此表明自己对像安吉尔这样被白人文化同化而迷失自我的人命运的思考,表明对背离土著部落传统价值行为的态度。土著部落的建构无不体现白人社会对原住居民生存空间的侵占剥夺,在种族主义的强权下,土著群体只能在边缘地带构建自我的 “他者”空间。“他者”空间体现了原住居民被压迫的历史,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命运。

3 他者生存的异质空间

《卡》中不仅展现了家和部落两大空间的他者存在,而且将原住居民在异质空间的他者化呈现在读者面前。赖特关于异质空间的书写渗透着强烈的种族文化意识,揭露空间、权利、身体以及生命之间的联系。“作为连接权力及其施受对象的中介,空间总是被分割为不同的类型,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空间,不同的空间涉及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体系。社会通过这些体系将知识纪律化,对身体进行规训。”[6]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异质空间这一概念尤为突出。赖特在《卡》中描绘了各种异质空间,对异质空间的书写丰富着他的空间叙事,从不同维度展现土著群体、个人的他者存在。赖特较为关注的异质空间大概分为以下四类:牧场、监狱、墓地以及流动的空间汽车。首先,通过土著人关于牧场的记忆,《卡》展现了白人牧场这一异质空间。原住居民是个游牧民族,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白人登陆澳大利亚以来,不断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土著人被驱逐到贫瘠甚至荒漠之地,而殖民者大多占据肥沃的土地,成为这里的牧场主。对于那些温顺的土著人,牧场主给他们一丁点微薄的薪水,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对于那些试图“找麻烦”的原住民,他们拿起枪和鞭子,捍卫据说是他们的土地。诺姆便亲眼看到白人屠杀土著人的残忍行径。“在那儿,牧场主鞭打着土著人,巨石上有一个可以窥视的小孔,透过着个小孔,看得见对当地部落居民大屠杀的子弹像石头子而一样,散落在大地之上。”[3]85牧场体现了复杂的空间关系和政治关系,是白人资本扩张的结果。在这里,原住居民成为客体,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意义,不是沦为干活的工具,就是被毫不留情如同动物般杀死。其次,监狱是赖特关注的另一异质空间。监狱这一异质空间直接代表着权利,剥夺他者自由,对他者身体进行毁灭以消除异类,从而稳定治安。监狱是高度实现权利的空间,监狱内部,身体是权力规训的直接对象,监狱以其严酷的惩罚制度成为一种威慑的社会存在。土著人都害怕,要是被小镇警察楚斯福尔逮住了怎么办。小说第二章中,安吉尔在垃圾堆找到一座钟,为此她兴奋激动不已,然而她立马便想到要是白人诬赖她偷了那个座钟,她会像“一条肚子塞得鼓鼓的鲻鱼”关在监狱里。种族暴力下,监狱这一异质空间的威慑力由此可见一斑;警察作为权利的软组织,安插在社会各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监视力量。像楚斯福尔这样一个白人世界无能的警察,也能利用作为警察和白人的优势,欺压凡特姆一家,勾引并逼迫格里亚成为他的情妇;小镇镇长布鲁泽没什么证据就抓捕三个土著小孩,他们被拖进高墙环绕的看守所,像一袋袋土豆一样扔进黑暗的牢房,布鲁泽一顿顿暴打他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不提问,也不反抗,最后在暴行和恐吓之下上吊自杀了。土著人在白人权力机构面前只能委屈求全,面对白人的种族迫害也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赖特关注的第三个异质空间是坟墓。如列斐弗尔、福柯所认为的,坟墓是自然空间的一部分,但又被赋予了社会政治力量。坟墓与社会力量紧密相连,反映了不同社会的社会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这种神秘空间往往与种族及文化息息相关,与被殖民者的命运相联系。《卡》中,赖特对坟墓这一死亡空间的书写,融入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展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他者境地。土著人生前作为“他者”在白人社会主导空间边缘隐忍退让,以求得生存,死后依然不能按照自己民族传统安葬。德斯珀沦斯的镇公所以死人对海水造成污染为借口,设置地方法禁止水葬。海湾的公墓暗示白人主导空间对土著人的他者化,而小说中到处游走的灵魂和幽灵则表现了土著人与白人的对抗。坟墓作为死亡空间,代表着时间的断裂,而在赖特笔下,坟墓的异时性特点已经变得模糊。那些惨死在白人暴力之下的死者亡灵从泥土里爬出来,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莫吉回来到祖先居住的岩洞为三个孩子举行葬礼,部落被打死的逝者靠着岩壁坐着,洞壁里面,神灵在运动,在洞壁对你呼喊,莫吉用死亡的语言与老祖宗交谈。逝者的灵魂游荡在卡朋塔利亚湾,诉说真实的历史,告诉生者不要忘记当初的杀戮。坟墓关联着历史和现实,将缺席和在场混为一谈,是一种对抗性的空间,控诉白人抽象空间对土著群体的他者化。第四种异质空间是汽车这种流动性的空间,汽车是福柯空间理论中典型的异质空间。汽车本身是相对封闭的空间,然而汽车能通过流动与无限的空间连接,并承载凌驾这些空间之上的抽象力量。莫吉的护卫队由一辆辆破旧的汽车构成,护卫队沿着老祖宗精神之旅的道路继续宗教远征。这个精神之旅既是宗教仪式,又是逃亡之旅。汽车既是一种交通工具,又是莫吉带领的护卫队他者身份构建的重要空间,是他们逃避现实的空间,是逃亡者的空间。莫吉不懂妥协,城里人视他为隐患,土著人怕他带来麻烦,莫吉没有容身之处,唯有带领护卫队开始他的精神之旅;威尔炸毁矿山输油管道后,混到护卫队以躲避白人的追捕;原住居民中的病人都等待莫吉把他们带走,因为他们害怕被送到白人的医院。护卫队的成员无不是社会所排斥打压的他者,汽车这一流动空间表现了白人对土著种族的歧视和迫害。护卫队的车辆越过山川、河流,穿过沙漠,在这些旅行空间中,他们亲眼目睹了曾经的战场,经历着“他者”的待遇,一路艰难自不必说。在牧场主辽阔的牧场上,莫吉的人马被认为冒犯了白人的尊严,白人手握钢枪驱赶他们;不管汽车驶进那座小城,大多数居民都急忙跑回家,紧闭大门,以保护自己的家园不被玷污,他们认为土著人肮脏的脚正践踏他们的土地。只是从牧场经过,却被看成是对白人空间的逾越,一路他们承受白人社会的歧视、侮辱和暴力,遭到白人空间的排挤,赖特借此深刻揭露了白人社会主导抽象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

4 结 语

赖特作为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的原住居民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通过空间叙事,从家、部落和异质空间三个维度,融历史和现实,把政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书写白人种族主义下土著人、部落在边缘空间的艰难处境,揭露白人抽象空间力量对原住居民他者化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赖特对他者空间的书写恢复他者文本和历史的在场,使得流放的他者得以重构自身主体性,重获话语权,为本民族发声。

[1]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32

[2]Jean-Francois, Vernay. An Interview with Alexis Wright[J]. A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2004,18:119-121

[3]赖特.卡彭塔利亚湾[M].李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Henri,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365

[5]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249

[6]刘玉红.从福柯空间理论解读殴茨小说中的异质空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5):54-57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8.019

I712

A

1673-2006(2017)08-0077-04

2017-05-18

余江流(1991-),女,安徽安庆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责任编辑刘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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