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生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教育技术系, 江门,529000

刘震云小说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

王洪生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教育技术系, 江门,529000

语言的重复性贯穿于刘震云小说中，实现了其小说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为了探究刘震云小说中重复性语言对于小说主题表达的意义，深入分析其小说中重复的人物命名、高频出现的中心词汇、重复的句式结构，从而揭示了小说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即语言的重复性带来的漩涡感、延伸性以及语言展现的内在张力感。

刘震云小说；语言重复性；艺术特征

1 相关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河南籍作家代表人物先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如1987年后陆续发表的《塔普》《新兵连》等自传体小说，《一地鸡毛》《单位》《头人》《官场》等描写知识分子和官场的系列小说[1]。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刘震云的作品从写实到讽刺再到荒诞，由幼稚到成熟，取材也大多贴近生活，从生活中找原型，反映社会现状，揭露社会现实，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人性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从《塔普》简单的写实真实地反映了农家子弟为了理想而废寝忘食的艰难处境，字里行间中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令人感动。而《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不断地重复，反复地啰嗦，在读者看来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且让作品显得臃肿、冗杂，其实这些不断的反复也从另一个层次表达了作者想要传达的事情。

国内外研究刘震云小说语言的颇多，如江南分别从带有现代特点白描体的使用，与“拧巴”叙事相对应的“拧巴”语言，反讽修辞的大量使用三方面揭示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风格[2]。王春林以人与人之间说得来与说不来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展开了对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叙事语言的形象刻画与乡村叙事[3]。李晋晖通过对刘震云小说文本的分析与解读，以刘震云小说“拧巴”的语言为切入点，体悟刘震云小说创作的艺术世界。在“众声喧哗”的叙述中，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因口语化特征而独具特色，同时口语也被赋予了尽量多的意义[4]。刘新征以刘震云晚近的两部小说《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为研究对象，从刘震云通达机智的人生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小说叙事态度，力于夸张、错位的幽默手法，繁简搭配、庄谐杂出的语言技巧等方面，提示了刘震云小说语言诙谐幽默的特征[5]。刘震云小说语言夸张、拧巴、反讽修辞、诙谐幽默等特征赋予了小说的语言特色。综上所述，对刘震云及其小说有价值的研究大多是文学评论性质的，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多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至今还未见严谨科学地比较分析和说明的成果。

本文借鉴社会语言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语法学、认知语言学、文艺学和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刘震云小说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在细节上下功夫，力求全面透彻地展示刘震云小说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刘震云小说这种絮叨、琐碎的语言方式展现出了生活的荒谬和人生的悲凉。颠来倒去地复制克隆“一地鸡毛”的乡间小事，不断出现许多“一腔废话”式的不推动情节发展的絮絮叨叨的语词、句式，笔者认为这些“弯弯绕”的语言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人的孤独、现实的荒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也是刘震云对传统叙事手法的一种挑战。

2 语言重复性的具体表现

刘震云的很多作品流露出的主要特点是贴近生活，与生活息息相关。他的灵感也大多来自农村，来自社会。他用自己独有的写作特点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叙述，进行批判。大部分作者和读者都会认为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精练，尽量减少必要的重复和啰嗦，同样的故事讲清楚就不要再多说。而刘震云却通过不断的反复重复来讲述故事，将社会的复杂性刻画得淋漓尽致。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更是用不断的啰嗦、不断的重复颠来复去地重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正是这些小事，在读者看来似乎全篇都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其实却在重复中揭露了人性的孤独、现实的荒谬。

2.1 重复的人物命名

《一句顶一万句》里，作者不仅在叙事上采用了诸多啰嗦、重复的语句，而且在人物名上同样采用了这一写作特点。小说里大量的重复人名，让读者看起来眼花撩乱，没有章法，实际上却又很耐人寻味。

小说中主人公杨百顺的各种生活经历，比如与老李、老王、老胡、老尹、老孙、老葛、老耿、老费、老万、老董等很多师傅的交往[6]，尽管他们在相处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的误解、不满，有的还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但是主人公在与他的师傅分开后仍然十分想念他们。小说中主人公的这种表现何尝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人性的美和丑在小说人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老“××”完全摒除了阶级门户，老幼关系的芥蒂之见仅仅是小说的前半部就已经将所有的常见姓氏罗列了一遍，充分说明作者对人物的一视同仁，同时也消除了人物个体的身份特性。毋庸置疑，如果这里有其他办法，作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取消这些称呼代码，以千人一名、千人一面取而代之。刘震云在《一句顶万句》中将重复性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体现在小说情节的方方面面，命名的重复、故事人物对话的重复都有深刻的内涵，令人深思。

2.2 高频出现的中心词汇

据求证，暗含小说主题的一些核心词汇在文章中会不断重复，如“合不来”出现4次，“过心”出现5次，“说得着”更甚，共出现了33次之多，这些都不及“喷空”在文章中的使用量，一共出现了61次。对于喷空的解释，刘震云认为就是有影或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喷”在字典中取射出之意，也可理解为说出自己的言论，而“空”则是虚无之意，正贴合了小说的主旨。其实，《一句顶万句》不也可以说是“喷空”的一次尝试吗？同时这些核心词汇的大量使用也对文中的中心主旨起了强调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作者的这些高频词汇在作品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刘震云随意胡编乱造的，而是更加贴近，也更加符合落后农村的特点。刘震云大量使用这些词汇，正好突显了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语言粗俗。文中甚至出现了谩骂的话语，而这些都将农村这一特征体现了出来。

2.3 重复的句式结构

“谁，也就是谁谁，也就是谁谁谁，也就是谁谁的谁谁……”或者“……是因为A，也不是因为A，而是因为B，也不是因为B，而是因为C”的句式结构在刘震云的这篇小说中屡见不鲜，好似为了不断提醒读者人物关系以及事态发展的前因后果似的，总是在正常叙述中揉入一段重复拉回读者的思绪。比如，文章中曾出现过的关于曹青娥姓氏部分的描述，笔者曾试着将其改写，虽然意思似乎表达清楚了，但却失了它的内在主旨。例如，直接表达为曹青娥应姓杨，即使是小说的读者也会觉得这句话来的些许生硬，似乎少了很多应有的流程，这在小说原句的表达中陈述为“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是因为曹青娥是被拐卖到曹家才取姓曹的，但其亲生父亲实姓姜；后又说道“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是因为其生父过世，随了娘姓吴。最后定论说“不该姓吴，应该姓杨”，是因为曹青娥的心一直远在继父所在的延津，最亲的人还是杨百顺，但和她娘不亲，故应跟继父姓杨。可见，看似繁复的句式表达，却在文章中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3 语言重复性的艺术特征

重复叙事具有建构的功能。通过重复，可以无限地放大一个故事的真理性，进而衍生为永恒。《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万句”的重复性叙述，是不断扩大和显现故事情节的过程，使故事产生十分强大的艺术能量。正是如此，小说的那“一句”显得着实浓烈和沉重。J．希利斯·米勒认为重复的作用是:“将众多不可重现的事件的前后发展顺序依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得脉络清晰可辨。事件在程序内发生着、随之被复述着，形成故事具有较强的情节性并且环环相扣,进而激发人们在感情上引起共鸣。读者所有的这些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作为小说的‘意义’。”[7]因而，在小说语言中重复出现的人物名称、高频出现的中心词汇以及重复性的句式结构使小说的艺术特征增色不少。

3.1 重复性语言带来的漩涡感

《一句顶一万句》中大量重复性语言的表达方式很容易给读者一种纷繁错杂的感觉，在阅读每个故事、感受每个场景时，似乎总是在迷宫中前行，有一种深深的压力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时候很难把握这种故事，因为每一个场景都像迷宫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找不到边际。在阅读中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跟着场景走，但很多时候却又好像在原地打转，感觉每一个场景都似曾相识，其实这正是作者写作的奥妙之处。这种纷繁复杂的感觉就像是生活一样，生活中人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有其相似之处，但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千篇一律，看似一样却又有不同，读者认为像迷宫一样的场景，但刘震云却如鱼得水般地总能在一件事绕完后自如地进入下一个谜团之中。看似一个个迷宫似的情节相互纠缠，却又各自为营，主干之外的配角人物总是占据着很小的空间，鲜有出镜，随时听候差谴。拿《我叫刘跃进》这个作品来说，首先单从题目上看就很有味道。在正文中，他通过塑造一个叫刘跃进的民工，包被抢后，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事。该文以包为线索，幽默地讲述了刘跃进发生的一系列事。当然对于读者来说，也许只是简单的一个趣事，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绝对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作者也正是想通过刘跃进这个包的事，来反映社会的一些现状。诙谐幽默中又不失讽刺，刘震云以这样的方式说明某一些事。

在叙事上，刘震云也同样采用这种重复、螺旋式看似像迷宫一样的写作方法。对小的叙事单元的过多赘述，难免会干扰主旨传达的明确性与清晰性。不得不说传统的叙事方式遭遇了刘震云这种创作风格的新的挑战。《一句顶一万句》看似是在进行长篇累牍的“复制粘贴”，但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照搬照抄。刘震云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写作手法本就是体现在他娓娓道来、纷繁芜杂的行文上与描绘拼接破碎故事和破碎世界的细腻手法上。这本小说所创造的“喷空”式写法与先锋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奉行用自由流畅的手法去书写如梦呓般的文字。但不同于先锋文学有因无果或有果无因，崩然断裂、无疾而终的创作，《一句顶万句》的“迷宫”却又有着环环相扣的完整性。每个小的叙事单元都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揪扯，共进共退般地叙述着小说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走势，作者看似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无解迷宫，却又为每一个迷宫准备了逃出生天的康庄大道。

3.2 重复性语言具有的延伸性

重复性语言有它自身独特的延伸性。在刘震云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不单单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在《关于世纪末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对话》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用社会的循环来解释历史，更加生动形象，容易把握[8]。小说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或者是讽刺某种现象。大量的运用重复、反复的手法，重在强调和突出，不能只看到表象就认为作者的这些丝毫没有意义。其实正是作者的这种写作手法，有意要将读者带到这种循环之中，从中寻求新的东西，寻找和体会他想要传达的内涵。笔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和存在的意义。作者不会无缘无故地长篇大论没有意义的东西，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精力解释同一件事情。之所以长篇大论，不断重复，唯一可能的就是作者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引导读者，耐心去体会这些重复性的语言。他想要传达的不是表面的意思，而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内涵；他以重复为特征，强调他想要批判的事情。因此，读者在读刘震云小说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以读其他小说的思路来比拟，而需要更加认真、细致地去体会每个重复的意义，结合作品本身的人物和社会的原型进行比对，从而真正体会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作品的人物中从文人小刘儿到白石头的少年，他们二人好似彼此的影子，而《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依然不断上演着重复的戏码。以杨家庄作为起点，一路走过了延津县的多个村庄，读者仿若看客，旁观杨家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物走上各自的人生戏台，却又没有戏子的千姿百态，而都带着相同的面具。一遍遍的重复不断充斥着读者的眼球，作者的中心思想得到深刻而彻底的体现[9]。

《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的离开似乎只是一个引子，陆陆续续迎来了河南新乡、开封甚至牵扯出了晋冀蒙陕等地，延津众人一面的姿态好似胀满欲裂的气球一般，迅速撑破了束缚，扩散蔓延开来。牛爱国在70年后归来又似乎是为当时离开延津的地理延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现代社会里，小说有各种各样的风格，而刘震云的这种写作风格可以说是其他作家写作迥异的，也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这种重复写作特点不会让读者感到别扭，反而会有一种快感。因为他的取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同时，他的每一次重复都是贴近作品写作背景。比如，作者要写的是落后农村的事情，那么他披露的对象就是落后农村。他将落后农村村民的形象通过大量重复的话语来表现，看似啰嗦，实则是对人物极好的诠释。同时，《一句顶一万句》中重复性的运用成功地塑造了作品的立体性，跨越了历史与地域的局限性，为大家展现了生活的广阔性。相较于《故乡相处流传》中拗口、乖张的“共时场语言”，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秉持了沉着冷静、通俗质朴的生活式语言风格，反而达到了一种奇妙的效果。这里不再过多描述。

3.3 语言重复性展现的内在张力感

一方面，《一句顶一万句》透露着贯有的平民气息，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基层民众的本真生活。《一地鸡毛》在开始部分是“实话体”的,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描述选用了生活化的语言，小说中最为平凡的人物、最为平常的心态，作者没有美化、拔高，更没有进行诗性化描述。这些作品是对现实生活中物质的思考，通过对变馊了的豆腐味的描述，使人不想成其为人，慢延变成每天为了送孩子上学、烧鸭子以及老婆工作事情等一些日常问题而忧心随之失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尴尬现实。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开始的单线叙事，通常是和现实生活同行的故事结构，故事中时空场景的描述也是在家和单位之间进行相互转换，故事中的语言叙述也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生活感悟。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很舒服，也很有相似的体验感。因为作品就是来源于生活，读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正是刘震云作品的魅力所在。相较于现如今大量文学作品中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概括与遮掩，刘震云用一针见血的“白描”手法给了底层民众生活以最本真的还原，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物质、精神到语言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底层民众的文学形象，这是尤为重要，也是尤为难得的。

另一方面，随着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主题文化弱化，多元文化共存。看似歌舞升平只是浮华背后的虚影，难以掩盖空虚寂寞的内心。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不免有一种从开始纷繁错杂的重压到最后释然而空的感觉。刘震云独具匠心地以隐含的第一读者的身份，精确地把握了读者此时的心理状态。当生活以一种不被人们所熟知却是其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则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些冲击也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

4 结 语

刘震云的创作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经验的沉淀积累，他一直追求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的不断创新和更迭，语言的运用也更加精炼娴熟。虽然还无法与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相比拟，但刘震云对作品和语言的不懈创新精神确是值得大力推崇的。总而言之，刘震云在小说创作中重复性的独特运用与精确把握，使得他的小说更加发人深省，传递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震云独特的语言叙述为我国“纷繁”的文学世界创作了更多想象的可能和话题的空间。

[1]李萍.刘震云小说的文化意识评述[J].短篇小说, 2013(5):21-22

[2]江南.刘震云小说语言论[J].甘肃社会科学, 2016(3):24-29

[3]王春林.围绕“语言”展开的中国乡村叙事：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2):82-87

[4]李晋晖, 安志烁.“拧巴”的口语：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特色[J].现代语文, 2009(3):89-90

[5]刘新征.论刘震云小说语言的幽默感[J].名作欣赏, 2014(4):129-131

[6]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 2009(8):43-45

[7]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5-60

[8]陈思和, 李振声, 郜元宝,等.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关于世纪末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对话之四[J].作家, 1994(10):69-74

[9]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23-26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8.016

I207.42

A

1673-2006(2017)08-0063-04

2017-05-16

王洪生(1975-)，河南汝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胡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