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比喻书写下“文革”时期乡村女性的边缘形象
——以《玉米》为例
2017-04-14陈晓倩权继振
陈晓倩,权继振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蚌埠，233030
毕飞宇比喻书写下“文革”时期乡村女性的边缘形象
——以《玉米》为例
陈晓倩,权继振
蚌埠医学院公共基础学院，蚌埠，233030
为探究毕飞宇笔下中国“文革”时期乡村女性的边缘形象，从比喻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女性和男性形象在“恋爱关系”和“性”两方面喻体的差异以及“女性自我认知和对同性评价”的比喻特点，发现毕飞宇习惯将“文革”时期的乡村女性比作无生命的物品，不仅为滥用私权的男性所霸占和摧残，更是权力追逐下的牺牲品；此外，男权阴影生活下的乡村女性，思想亦被男性为主导者的观念所奴役，匍匐于“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边缘。
比喻书写；《玉米》；“文革”时期；乡村女性边缘形象
1 问题的提出
陈望道称比喻为“譬喻”，认为“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1]。张弓指出比喻是语言形象化的一种重要而常见的修辞手法，不仅可以造成语言的具体性、实感性和鲜明性，使言难直陈或直接表述索然无味的事物的传达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更形象、更有韵味，而且可以通过喻体透露说话人或作者对本事物的爱憎情感和褒贬态度，另外比喻的形象化作用能够帮助听众或读者在对事物特征形成具体认识的基础上加深感染[2]。
当代著名小说家毕飞宇曾惊叹“语言里头蕴含了一种大的宿命，构成了我们人类特别的痛”[3]，一直以来他都致力于运用独具创造性、富含想象力的语言书写人类所经历的共同疼痛, 而极具原创性的比喻修辞奠定了毕飞宇语言书写的根本。毕飞宇经典之作《玉米》中就存在大量的明喻和暗喻，不仅体现了毕飞宇精致的描述，更成功地塑造了“文革”时期男权社会体系下被边缘化的众多乡村女性形象。《玉米》自问世以来便吸引眼球无数，众多学者围绕着小说的几大主题——权力、性别、乡村女性的生存和命运，专门著文进行探讨，如一些作者基于小说内容从女性主义视角以及小说的理性结构和艺术结构等方面相继对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了剖析[4-8]。并给出了两大主要观点：一是毕飞宇通过《玉米》揭示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贫瘠而又特殊的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二是《玉米》中玉米三姊妹虽然使用不同手段在男权社会中追逐着权力，但与小说中其他女性一样都匍匐在男权阴影下, 处于劣势和边缘的地位，承载着千百年来女性的所有痛楚，最终也无法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但是，这些论述主要聚焦于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却没有系统地研究毕飞宇的写作手法，尤其是能够让读者直接感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喻书写。本文试从比喻角度出发，对比分析《玉米》中乡村女、男形象在“恋爱关系”和“性”两方面的比喻差异以及“乡村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对同性评价”的比喻特点，从而更好地探究毕飞宇如何通过比喻书写，将“文革”时期乡村女性的边缘形象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并使之感受和领悟小说语言的艺术和哲思。
2 《玉米》中女性边缘形象的比喻书写
毕飞宇的《玉米》围绕着王家三姐妹“玉米”“玉秀”和“玉秧”在与命运相抗争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各种不堪层层展开，折射出文革洪流冲击下，乡村女性挣扎于男权社会体制边缘，艰难求生，让读者得以窥见当时乡村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在那个特殊年代，政治的绝对统治强化了男权的主导，乡村执权的男性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压迫、榨取乡村女性。恋爱、婚姻与性不仅是男女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毕飞宇借助比喻，用于批判权力侵蚀人性的强有力武器。
2.1 恋爱关系里男、女形象的比喻
玉米作为王家庄村支部书记王连方的长女，聪明能干，端庄贤慧，是王家庄的一只金凤凰，本应挑选英俊潇洒的男子作为丈夫，却选择了相貌平平的彭国梁作恋人，仅仅因为看重他飞行员的身份，是与“帝、修、反”作斗争的“国家栋梁”，拥有美好的发展前途，不仅能够成为玉米将来的依靠，更是光耀了王家的门楣。面对开飞机的彭国梁，玉米甚至感到惭愧了，认为自己配不上他；玉米心中的这种自我贬抑在毕飞宇的比喻世界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例1他的背影像远去的飞机，万里无云，却杳无踪影[9]47。
例2她行走在桥面上，像墙上的影子，一点重量都没有[9]48。
例3彭国梁现在是玉米和玉米家最后的一根支柱，他这架飞机要是飞远了，玉米的天空真是塌下来了[9]62。
例4玉米发现这一刻自己只是一张纸，飘飞在空中，无论风把她抛到哪儿，结果都是一样的，不是被撕毁，就是被踩满了脚印。哪一只脚能放过地上的一张纸呢。[9]62
例1和例2描绘的是玉米和彭国梁确立恋爱关系后离别的场景，通过两个明喻，毕飞宇将彭国梁的“背影”比作一架“飞机”，翱翔于万里长空；而离开恋人的玉米，虽是个大活人却被比作虚无飘渺的“影子”，失去了重量，不再是独立的客观存在，依附男人存在的乡村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不禁叹息“恋爱”中玉米的可怜。
布尔迪厄说：“爱情除了促使她们摆脱男性统治之外，无论在最普遍的形式上还是在最异乎寻常的形式上，都为她们提供了一条社会升级的道路，这通常是惟一的道路。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婚姻，在男性社会中，她们借助婚姻从低处向高处攀升。”[10]1王连方倒台之后，王家也失了势，彭国梁成了王家翻身的唯一指望，但是屋漏却逢连夜雨，两个妹妹惨遭强暴，玉米也因此被牵连，被彭国梁误会和抛弃。例3和例4中的比喻十分贴切地诠释了这段恋爱关系的性质，彭国梁是玉米的“飞机”和“天空”，是她的希望和支柱，没了彭国梁的支撑，玉米便成了“一张纸”，饱受王家庄村民的指点议论，任由外界欺辱和压迫，毫无招架之力，悲惨的命运从此成了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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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通过以上四个比喻书写，清晰地刻画了以“玉米”为代表的乡村女性的恋爱悲剧，她们虽然希冀通过恋爱和婚姻提升社会地位，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自我，希望寄托于男人身上，最终也就沦为占主导地位男人的附属品，“沦陷——依附——被抛弃”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揭示了文革时期男女之间恋爱的政治和权力色彩，乡村女性被动地存在，被动地忍受，成功激起了读者的怜悯之心。
2.2 性关系中男、女形象的比喻
王连方，王家庄的村支部党委书记，俨然一副 “土皇帝” 的嘴脸，仗着权势，为所欲为地和村里的媳妇们行苟且之事，用王连方自己的话说，他睡过的女人横穿了“老中青三代”，而他的妻子只是其传宗接代的工具。政治上的绝对统治使男权发展到了极端，女性沦为物品，为男性所霸占、享用和娱乐，又不幸地沦为男性权力追逐的牺牲品。
例5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的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9]3。
例6那些女人上了床要不筛糠，要不就像死鱼一样躺着，不敢动，胳膊腿都收得紧紧的，好像王连方是杀猪匠，寡味得很[9]34。
例7有庆家的一上床便体现出她的主观能动性，要风就是是风，要雨就是雨。没人敢做的动作她敢做，没人敢说的话她说得了，整个过程都惊天动地。做完了，还侧卧在那儿安安静静地流一会儿眼泪，特别地招人怜爱，特别地开人胃口。这些都是别窍的地方。王连方一下子喜欢上这块肉了。王连方胃口大开，好上了这一口[9]34。
例8不过有庆家的是王连方的自留地，他至少还可以享一享有庆的呆福[9]55。
例9王连方尝到了甜头，像一个死心眼的驴，一心一意围着有庆家的这块磨[9]35。
王连方一连生了七个女儿才老来得子，在“性生活”方面从不考虑妻子的感受，例5中“板着脸的赤脚医生”的比喻刻画了王连方的冷酷残忍，而“针头”则展现了乡村妇女施桂芳被压迫成为生育机器的恐惧，却无力反抗。例6～9这四例是关于王连方和村里那些与之有染的女性的比喻描写，这些女人，哪怕是王连方最中意的“有庆家的”，作为一个群体，都被比喻为诸如“死鱼”“肉”“自留地”和“磨”这些没有生命的物品，被王连方这个“杀猪匠”和“死心眼的驴”消遣、享用和霸占着，用来满足他的私欲。可见，用于比喻这些乡村女人形象的喻体与那些比喻王连方形象的喻体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握有权势的男性对乡村女性的侵犯与压迫。乃至王连方苟且之事东窗事发，被开除了党籍和职务，在王家庄失了势，姘头“财广家的”打击报复的对象并不是王连方本人，而是转向他不涉世事的两个女儿，导致玉秀和玉叶遭受性侵犯，被剥夺了贞操，成为王家庄人人嘲笑、议论的对象，甚至被孩子编成童谣拿来娱乐，像例10中的“稻草人”一样，脆弱、无力也无法立于王家庄的社会生活。毕飞宇通过以上比喻，披露了“文革”时期，无论是作为结发妻子还是情人，乡村女性在“性”关系里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面乡村男人在权力追逐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乡村女性都逃脱不了成为牺牲品的悲惨命运，匍匐在男权的阴影下。
2.3 乡村女性的自我认知及同性评价的比喻
毕飞宇笔下的乡村女性不仅生活在男权阴影下的社会里，而且男性是主导者的观念已植根于她们的思想深处，使她们在精神层面也处于被奴役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她们的自我认知和对同性评价的字里行间。《玉米》中存在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毕飞宇依然进行着自己所擅长的比喻书写，去刻画处于此等境地的乡村女性心理。
例11白白地留着身子做什么?还能给谁?肉烂在自家的锅里，盛在哪一只碗里还不都一样[9]47？
例12不过玉秧又想，自己在班里头什么也不是，属于长江里的一泡尿，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好事和坏事都轮不上，操这份闲心做什么[9]187。
例13那样的客气玉米见多了，既心虚，又巴结，既热情周到，又魂不附体。一边客气还要一边捋头发，做出很热的样子。关键还是眼珠子，会一下子活络起来，什么都想看，什么都不敢看，带着母老鼠的鼠相。玉米想，那你就客气吧，不打自招的下三滥!再客气你还是一个骚货加贱货[9]26。
例14就因为有了那只骚狐狸!这一切全是骚狐狸一手做的鬼!玉米对有庆家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恨了[9]36。
例15最让玉米瞧不起的还是那几个臭婆娘，过去父亲睡她们的时候，她们全像臭豆腐，筷子一戳一个洞。现在倒好，一个个格格正正的，都拿了自己当红烧肉了。秦红霞回来了，小骚货出事之后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9]54。
从例11可以看出，玉米惨遭彭国梁抛弃后，不但没有意识到彭国梁的虚伪，却悔恨当初没有把身子给了他，更可悲的是，她认为自己的贞操只是一块“肉”，存在便是给男人享用的，而且恋爱失败的打击让她感慨“贞洁”给予任何男人都一样，心理的自我认知扭曲可见一斑，也为之后嫁给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做二房埋下了伏笔。来自乡村的王家老七——玉秧，尽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省城的师范学校，一度成为王家庄的骄傲，但是自卑已刻入她的骨子里，认为出身乡村的自己只是“长江里的一泡尿”，无论是在班级生活还是整个学校，她都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自我放逐，把自己放置于社会边缘的认知体现在例12中。
例13～15都是主人公玉米对其他女性的评价。玉米顾家能干，致力于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对于父亲的不忠，玉米是反抗的，但她的反抗只局限于是不理睬父亲，被王连方视作蚊子的嗡嗡，不予重视。而她却转而将所有的过错推给那些被逼无奈的乡村女性。借玉米之口，毕飞宇称这些慑于王连方权势，被迫与他有染的乡村女性为“骚货”和“贱货”；除此之外，她们因外貌、处事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还被分成三六九等，通过“臭豆腐”与“红烧肉”、“母老鼠”与“骚狐狸”的比喻，毕飞宇将她们形象的差别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毕飞宇笔下的这些女性在自我认知和同性评价方面，虽然会权衡外貌和能力，但依然将自我和同性视作物件，而且将婚姻中的不忠完全归咎于女性，可见“文革”时期乡村女性在心灵和精神上受男权伦理和男权专治残害至深，不仅伤害自我，还伤害其他女性，将自我和同性放逐在社会边缘。
3 结 语
本文从比喻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中女性和男性形象在“恋爱关系”和“性”两方面喻体的差异以及“女性自我认知和同性评价”方面的比喻特点，发现毕飞宇通过自己的比喻书写不仅将“文革”时期的乡村女性比作无生命的物品，而且为滥用私权的男性所霸占和摧残，成为权力追逐下的牺牲品。此外，男权阴影生活下的乡村女性，思想也被男性为主导者的观念所奴役，将自我放逐于“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边缘，困于悲惨的命运轮回中无法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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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673-2006.2017.08.015
I24
A
1673-2006(2017)08-0060-04
2017-05-1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学术英语和通用英语有效衔接研究——以医学院校为例”(sk2016A0600)；蚌埠医学院教研课题“微时代大学英语教学创新平台构建研究”(jyxm1513)。
陈晓倩(1990-)，女，安徽蚌埠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刘小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