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达++徐彦杰

摘要：《聊斋志异》中描写了许多有关女性与科举的故事。这些女性不仅为士子们进京应试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还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及第。尽管有些是虚构的情节，表达了蒲松龄一种美好的想法，但也反映出现实中的女性在士子登第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明清科举文化影响的扩大以及女性文化水平的提高，很多女性对科举较为关注，而女性与科举也由此成为明清小说中的重要题材。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性；科举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历来被视为反对科举制度的经典之作，如《叶生》《于去恶》等篇目揭露了士子登第的艰难，也暴露了科举取士存在的弊端。但蒲松龄在某些篇目中又肯定了科举的价值和合理性，如《封三娘》《青娥》《胡四娘》等，这些故事的主角基本上都是女性，男性反倒成为了配角。小说中的女性为士子的及第创造了诸多条件，反映了蒲松龄“另类”的科举观。

一

据笔者统计，《聊斋志异》中有关女性与科举的篇目约三十余篇，如《阿宝》《红玉》《凤仙》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女性的角色与作用各有不同，或是妻子劝导丈夫刻苦攻读，或是母亲劝诫子孙获取功名，或是其他女性以局外人的身份帮助士子及第。

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士子们大多出身贫寒、颇有才华却不懂营生，而他们的妻子则是家境优越、聪慧勤劳或拥有仙术。她们不仅支持士子们进京赶考，而且在物质上予以了很多的支助。《阿宝》中的阿宝就是出自富商之家，家庭财富可以“与王侯埒富” ① ，而且“姻戚皆贵胄”。阿宝嫁给孙子楚后，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小阜，颇增物产”，使日常生活得到了很好地改善。虽然孙子楚不事生产，只顾研读圣贤之书，但是，“女善居积，亦不以他事累生”。在阿宝的精心打理下，不光“家益富”，孙子楚更是顺利通过乡试，并高中进士。《胡四娘》中的程思孝也是“家赤贫，无衣食业”，后来得到胡银台的赏识，不但将女儿许配给他，并且分给他们房子居住，“供备丰隆”。同时，胡银台还帮助他进了县学，后来程思孝因故没有参加乡试，胡四娘便又鼓励程思孝争取考试的机会，“四娘赠以金，使趋入遗才籍”。

另外，胡银台的爱妾及三女儿也“赂遗优厚”。尽管程思孝此次考试名落孙山，但由于四娘等人给予了足够的考试费用，“囊资小泰”，才使得他还有机会到京城再次应试，“连战皆捷”。假设没有胡银台的提拔以及胡四娘等人的援助，程思孝很难在科举路上取得成功。可以说，这不单单是一个女性的付出，差不多整个家庭都在资助程思孝。

为了能让士子更好地攻读举业，有些女性更是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冯相如亦是贫寒士子，“忧贫乏，不自给”。红玉就勉励冯生专心备考科举，“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歉，或当不殍饿死”，并且身体力行地从事农业生产，“遂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镵诛茅，牵萝补屋”。同时，积极帮助冯相如恢复生员身份，“是科遂领乡荐”（《红玉》）。还有一类女性则是利用士子们的思念之情，鞭策他们刻苦学习，如凤仙。凤仙曾留給书生刘赤水一面镜子，“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见无期矣”“因念所嘱，谢客下帷。一日，见镜中人忽现正面，盈盈欲笑，益爱重之。无人时，辄以共对。月余，锐志渐衰，游恒忘返。归见镜影，惨然若涕；隔日再视，则背立如初矣：始悟为己之废学也。乃闭户研读，昼夜不辍；月余，则影复向外。自此验之，每有事荒废，则其容戚；数日攻苦，则其容笑。于是朝夕悬之，如对师保”。也就是说，假如刘赤水想在镜中见到凤仙，必须要勤奋攻读经书。在这种近似游戏的督促中，刘赤水“一举而捷”（《凤仙》）。与此类似的还有《书痴》中的纱剪美人，她为了纠正书生郎玉柱读死书、死读书的习惯，也是通过这种若隐若现的方式进行激劝，“‘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试观春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若不听，妾行去矣。郎暂从之。少顷，忘其教，吟诵复起。逾刻，索女，不知所在”。除此，纱剪美人还鼓励郎玉柱四处交友，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声誉。郎玉柱本来就熟读儒家经典，只是学习方法不当，因此多年未能中第。经过纱剪美人的修正以及社会关系的处理，郎玉柱不久便乡、会试联捷。可以看出，红玉、凤仙以及纱剪美人在士子们登第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这三个人都非现实中的人，但多少反映了科举社会中女性对于男性以及整个家庭的付出。特别是士子们赴京应试，他们的妻子更是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故事如《邵九娘》《细柳》《任秀》等，则讲述了另一类女性对士子登科的作用，即母亲的科举教育。任秀在其父去世之后，不只荒废了学业，家里也是一贫如洗。尽管入了县学，但“佻达善博”，毫无上进之心，某次岁试列居四等。按照清代的考试规则，生员在四等以下要受处罚，甚至黜退。其母多次告诫，乃至“愤泣不食”。在母亲的规劝与情感的感染下，“于是闭户年馀，遂以优等食饩”。任秀后来不单入监读书，并且通过经商富甲一方（《任秀》）。相比而言，细柳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更加科学有效。继子（高生前妻所生）长福，由于母亲早逝，又加之父亲高生的离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娇惰不肯读，辄亡去从牧儿遨”。细柳多次严加管教，甚至进行鞭打，都未能改变长福的习性。于是，细柳便调整了教育方法：首先，并不强迫长福读书，但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劳动，“贫家无冗人，便更若衣，使与僮仆共操作。不然，鞭挞勿悔”。于是，长福便与奴仆一起早出晚归做农活。结果长福无法适应这种体验式的生活，但细柳并没有当即答应长福的要求。然后，继续让长福体味生活的艰辛，“残秋向尽，桁无衣，足无履，冷雨沾濡，缩头如丐”。作为一个后母，如此对待继子，必然遭到了邻居们的指责，但细柳并未放在心上。长福因受不了煎熬也离家出走，但没过几个月又因无法生存而返家。之后，长福又托人向细柳求情，细柳先让长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还是没有马上让他读书，“既知悔，无须挞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最后，经过旁人的劝解，长福才得以从师读书，“勤身锐虑，大异往昔，三年游泮”。尽管细柳看起来类似现在的虎妈教育，但这种层级式的方法却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并且在她的亲生儿子长怙身上也得到了验证。长怙心性愚钝，“读数年不能记姓名”，细柳并未要求他在学业上有所作为，而是“令弃卷而农”。但长怙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细柳也是通过这种曲折的教育方式，使得长怙迷途知返、经商创业，积累起巨额的财富。此时，长福也通过乡试，三年后又进士登第（《细柳》）。即便在今天看来，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棍棒教育，远比强迫硬塞更有成效。可以说，细柳的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成就了两个儿子的美好前程，也达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然，还有一类女性与前面两种类型不同，她们与士子并无直接关系，而只是在其中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如《封三娘》。为了促成范十一娘与孟安仁的结合，封三娘扮演着红娘的角色，不但力劝范十一娘私赠金钗作为信物，并且在其去世后又用仙药救活。孟、范两人最后得到了家族的认可，而孟安仁乡、会试也是连传捷报。青梅最初也是极力撮合阿喜和张生，但由于张生家境贫寒，阿喜及其父母并未同意这桩婚姻，最后青梅才自荐嫁入张家，而后张生也得以授官（《青梅》）。

由上可以看出，这三类女性对士子们的登第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实际上反映了蒲松龄对处在科举社会中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或者说，小说中描绘的各类形象就是现实中的女性在科举考试过程中默默付出与牺牲的真实写照。

二

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与科举的题材早在唐代就已大量出现，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些故事一般发生在士子登科前后，只是此时的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李娃传》中虽写了李娃在科举上对郑生有所帮助，但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赎罪，也并非作者强调的重点。相比而言，这些女性反倒成为受伤害的对象，如崔莺莺、霍小玉。当然，唐代传奇中也有一些神话传说，如《柳毅传》就描叙了柳毅应试下第后与龙女结好的故事，其中虚幻的内容与构思与上述《聊斋志异》中的有关狐女篇目多有相似。

女性真正成为科举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则是在元代，如《西厢记》《陈母教子》《曲江池》《荆钗记》《琵琶记》《渔樵记》等剧目都大量描写了女性与科举的情节。《曲江池》中的郑元和就是在李亚仙的救助下一举登第，并且较好地缓和了家庭矛盾。《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在物质上对王十朋就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王十朋缺少上京应试的资费，钱玉莲便主动回家借钱，“官人，此系是前程之事，况兼官府催行，虽则家道艰难，如何辞免？可容奴家回去，恳告爹娘，或钱或银，借些与官人路上盘缠” [1] 243 。当初钱玉莲没有遵从父母的意愿下嫁给王十朋就已遭到后母的羞辱，但为了能够凑足费用，钱玉莲只能放下尊严向父亲求助。应该说，王十朋高中状元离不开钱玉莲的大力帮衬。《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也是在科举社会中被忽略的一个经典形象。蔡伯喈进京应试之后，赵五娘独自扛起打理家庭的重担，照料年迈的双亲。“奴家自从丈夫去后，屡遭饥荒，衣衫首饰尽皆典卖，家计萧然。争奈公婆死生难保，朝夕又无可为甘旨之奉，只得逼逻几口淡饭。奴家自把细米皮糠逼逻吃，苟留残喘，也不敢交公公婆婆知道，怕他烦恼” [2] 117 ，灾荒让贫苦的生活更加艰难。特别是公婆去世后，赵五娘又面临着巨大的生计难题。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早已超出本能承担的范围。高明便在作品中设计用天神帮助了赵五娘，但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更为艰难。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事件本该由蔡伯喈来承担。由此可见，士子进京后家庭中会发生许多难以意料的事情，而女性则代替他们履行了职责。特别是单亲家庭，作为母亲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不仅要维系整个家庭的正常运作，而且还要肩负教育子女的责任。《陈母教子》中的冯氏则是通过早期的科举教育，让陈氏三兄弟都名列三甲。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多只看到士子金榜题名的光环，却难以看到这些女性为此所做的贡献。元代文人着力突出了女性的作用以及在科考中的重要性，对明清文人的创作多有启发，特别是如《聊斋志异》等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应该受到了更多的影响。

因此，类似的题材在明清文学中更加丰富，甚至许多作者安排了女性参加科举考试的情节，如《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蜚娥就是女扮男装考取了秀才（《二刻拍案惊奇》）。徐渭的《女状元》更是将黄崇嘏描绘成才华横溢且精通政事的优秀人才，并且一举夺魁。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女扮男装”考科举就成为清代小说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聊斋志异》中的颜氏即是一例。颜氏非常支持丈夫攻读举业，不仅时刻陪读和监督，还亲自做出表率，“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敛昏，先挑烛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只是这个读书人文运不济，多次被宗师黜落。为了增强他的自信心以及展示个人的能力，颜氏便请求女扮男装去应考。于是，颜氏被装扮成丈夫从小就分离的弟弟，两人一起学习备考。外人看到颜氏的作文，“瞲然骇异”；加之仪表举止得体，“由此名大噪，世家争愿赘焉”。大概是外界的刺激和内心的激励，某生和颜氏都顺利通过了科试。至少说，颜氏的鞭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某生乡试失利，而颜氏则连中举人、进士。颜氏的成功无疑是对士子们的一种讽刺，但也只是蒲松龄的一种遐想。而抱有这种想法的小说家却大有人在，如《儒林外史》中热衷于科举的鲁小姐、《再生缘》中高中状元的孟丽君等。也许，《聊斋志异》也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想法。

可以说，女性与科举的题材是伴随着科举的出现而产生，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而更显多样化。相比而言，《聊斋志异》也呈现出了别样的风貌，即蒲松龄掺入了大量的狐鬼形象，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助力士子登第，如前文提及的红玉、凤仙等。即便这些女性都是虚幻的想象，但蒲松龄还是赋予了她们勤劳善良的品德，如青梅为了帮助张生中举，也是通过刺绣赚取生活费用，“得资稍可御穷。且劝勿以内顾误读，经纪皆自任之”。其他女性如胡四娘、邵九娘等，莫不如此。这些女性亲自劳动致富的描写在其他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不但代表了蒲松龄的理想，也是封建社会中优秀劳动妇女的化身。

三

《聊斋志异》中还描写了不孝女、悍妇妒妻等其他女性形象，蒲松龄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但在涉及女性与科举的作品中，他大多持着肯定的态度。这些小说中没有士子的负心，也较少有女性的薄情，更多的是她们默默地付出和无私的奉献。所以，她们大多能以较好的方式结局。这既体现了蒲松龄辩证的妇女观，其实也折射了个人的凄苦内心与坎坷境遇。

蒲松龄从十九岁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都名列第一，但自顺治十七年（1660）初次鄉试后，却屡试失利。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年（1666）、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松龄都曾应试，都因各种原因未能中举。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七十一岁的蒲松龄才在青州的岁贡考试中顺利出贡，并获得“儒学训导”一职。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一生都是功名蹭蹬。所以，在他取得科名之后，也是颇有感触，“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 [3] 641 （《蒙宾朋赐贺》）。诗中概述了五十年来在科场中的坎壈，既感慨自己一事无成，也表达了他对家人的歉意。正是因为蒲松龄在现实中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于是就想通过一种虚幻的方式来弥补内心的遗憾，而“红袖添香”则成为较为理想的方式，“清贫的文士被社会所抛弃，但美貌女子向他们敞开了怀抱，他们失去了科场，却在情场上能独领风骚……现实的不满在非现实中得到了满足，失落的价值通过虚幻的方式得以补偿” [4] 188 。因此，《聊斋志异》中抒写了许多狐女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士子们及第的故事。实际上，小说中也寄托了蒲松龄的一些期望和美好的想法，特别是士子们在科举场上的成功让蒲松龄多少得到了些许慰藉。

文学作品中所写的女性对科举的重视以及被世人忽略的作用，其实在现实生活多有实例，《唐摭言》《宋人轶事汇编》等史料中就记载了许多相似之事，明清时期则更多。清代著名女诗人席佩兰就积极支持丈夫孙原湘的科举活动，“养亲课子君休念，若寄家书只寄诗” [5] 478 （《送外入都》）。诗中诉说了两人难以割舍的情感，并明确表示自己承担照顾家庭、教育子女的责任，让丈夫安心的去参加考试。当孙原湘考场落败，席佩兰又写了一首长诗安慰，“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作君之诗守君学，有才如此足传矣。闺中虽无卓识存，颇知乞怜为可耻。功名最足累学业，当时则荣殁则已，君不见古来圣贤贫贱起” [5] 446 （《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开导丈夫不要过于在意功名，应该注重个人的才学与品行。当孙原湘乡试中式后，席佩兰又写了《贺外省试报捷》一诗庆贺。孙原湘在嘉庆十年（1805）终于高中榜眼，肯定是离不开席佩兰的鼓励与劝导。再如八旗名媛汪太君，在丈夫去世之后，独自教育三子成才。“惟望三子学业有成，勉强延名师，截所居斗室之半为家塾；鬻衣饰、市经书，楮墨、饔飧、修脯备极诚敬。已而贫益甚，渐不能支，命负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课督，风雨篝灯，声泪俱下。其后并无赁屋资，栖身靡所；因赁地结篷编篱为屋以居；或晨炊不继朝夕。教诸孤，感动奋发读书，立志无替祖父家声。诸子偶失学嬉游，则号泣抢地痛刻责，如不欲生；皆哀惧，长跪请改，然后已” [6] 4374 （蓝鼎元《贞节汪太君传》），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最穷困之时，汪太君依然没有放松对三子举业的监督。在汪太君的感染与引导下，大儿子逢泰和小儿子满保同年中举，并先后考中进士，二儿子元旦后来也通过了乡试。毫无疑问，三个人的荣誉都归结于汪太君艰辛的付出。由此可知，母亲在单亲家庭中的教育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她们指引儿子走上科举之路，不仅是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也很好地维护了个人及整个家族的荣耀。特别是在富贵官宦之家，假设没有科名的支撑，家族的利益及威望都会受到影响，甚至由此走向了衰落。所以，王定保很早就道出了科举取士的社会意义，“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7] 97 。《聊斋志异》中的细柳及任秀之母等女性，也无不鼓励着后嗣去夺取功名；而这些士人科举及第后，也带来了家族的兴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中的事例既是对现实的客观描绘，也反映了当时夫贵妻荣、子荣母贵的社会心态。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明清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女性与男性的交往渐渐增多，在文人们的指引下，她们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能够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且通过结社的方式表达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愿望。特别是男性对科举的痴迷与狂热，必然也吸引了女性的关注。有些殷实的家庭开设家塾，让子女共同学习，多少也会接触到一些科举的内容。加之嫁入夫家，受科举兴家等思想的影响，必然也会支持丈夫或后生去应试。因此，她们当中的某些人在科举方面应该也多有研究，只是没有机会上场展示才华。《万历野获编》中就记有“妇人能时艺”一条：“山阴张雨若（汝霖）驾部，曾为余言：同里孙司马樾峰，以甲戌举南京第一人，而少时师傅，惟其长嫂所授，即冢宰清简公嫡配，而俟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严而慧，深于八比之业，决科第得失如影响，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 [8] 595 所以，这些人便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男性分享，期望他们能够金榜题名。《聊斋志异》中的颜氏之所以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也是因为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在时尝教之读，一过辄记不忘。十数岁，学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学士，惜不弁耳”。某些女性从场外人的角度去审视举业，或许能够更清醒地把握八股文的规律，在写作技巧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因而给予士子们较大的启发。蒲松龄等小说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将此编成了小说素材，女性也就成为明清科举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或者说，“女性从科举的旁观者，变成科举活动的外围参与者，乃至通过对男性才能的肯定获得了与科举评判相似的权力。这既显现了女性在小说所描绘的科举社会中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同时也为女性在有关科举的小说中频频露面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 [9] 145 。

总的来说，《聊斋志异》中叙写女性与科举的故事，既反映出了蒲松龄对她们的肯定和认可，也表达了自己对科举的一种憧憬。通过对这些女性角色的论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女性也是科举考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些问题却往往被忽略，也就难以发现女性在科举社会中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高明.元本琵琶记校注[M].钱南扬，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胡晓明，彭国忠.江南女性别集初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6]钱仪吉.碑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叶楚炎.科举与女性——以明中期至清初的通俗小说为中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

（6）.

On the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Liao zhai zhi yi

YANG Da XU Yan-ji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Liao zhai zhi yi described a lot of the stories about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se women not only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for scholars 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 to help them to 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though some are fictional plot which expressed Pu Songling's an idea，but also reflected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impa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omen's educational level in the Ming and Qing，many wom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and the wom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iao zhai zhi yi；women；imperial examination

（責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