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戴维斯的史学创作《马丁·盖尔归来》

2017-04-13陈文平

宿州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盖尔蒂尔贝特

陈文平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9

试析戴维斯的史学创作《马丁·盖尔归来》

陈文平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9

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大量史学文献为支撑，运用社会史、心理史等史学方法，巧妙地将历史想象与文学虚构结合起来，还原了一起真假马丁事件。著作中不仅分析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迁移、婚姻、土地等问题，而且再现了不同人物的行事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其内容既不乏后现代史学的历史底蕴，又独具微观史学的突出特色。

《马丁·盖尔归来》；微观史学；社会史；心理史

《马丁·盖尔归来》是美国知名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代表作之一。戴维斯主要致力于欧洲近代史研究，早期研究观念史，后在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下从事社会史研究；接着转向社会文化史研究；后期主要运用历史素材进行历史编撰学研究。代表作有《马丁·盖尔归来》《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银屏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界》等，其中《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被史学界誉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中微观史学研究的模式作品之一。作为微观史学代表作，学界更多地关注其微观主义。刘漫从微观视角出发，看小村庄、小人物、小事件的发展变化[1]；王奕丹在把握故事情节发展的基础上，阐述微观史学的发展历程[2]；张强从人物个性的角度细谈女性身份的塑造[3]；新文化史相关书籍对戴维斯的微观史学进行宏观讲解。然而，对于书中所体现的微观史学方法研究较少，故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探究。

1 《马丁·盖尔归来》微观史学内容简介

1.1 关于微观史学

微观史学是文化史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将研究视角从长时段的对宏观领域研究转向对个别、细小事件的具体研究，通过微观事件分析、探究、还原社会事件。此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研究范围，现已从政治史、文化史拓展到身体史、心理史、阅读史等领域。

1.2 《马丁·盖尔归来》内容简介

《归来》一书的叙事从达盖尔一家自亨戴迁居至阿尔蒂加开始，讲到盖尔与德罗尔斯家联姻，马丁在重压下离家出走，贝特朗独自生活，迪蒂尔听闻前来冒名顶替；从迪蒂尔与叔叔争吵，讲到他们在里厄和最高法庭图卢兹的官司；从整个审判程序，讲到科拉斯法官撰写文书的过程；从科拉斯本人的下场，讲到蒙田等人的反应等。这样一种离奇的故事情节设置，鲜明的叙事风格，特别是文章的组织构架，几乎完全摒弃了传统史学家的分析框架，充分展现了“戴维斯文化史中的核心概念‘文化与认同’”[4]。

思想启蒙促使史学家在文化与社会学和人类学间建立紧密联系，在文化史研究方向上，“新文化史成为主要实践之一，甚至把它说成历史学实践的主要形式也不过分”[5]。戴维斯独具风格的写作方式，反映了历史观念的新变化，原来“科学化”的企图已被逐渐放弃。相反，“借助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历史又重新与文学结盟，以描述过去的点点滴滴、枝枝节节为己任。”[6]《归来》作者以缜密思维进行宏观叙事的同时，结合社会史、心理史等新史观，再现了16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

2 《马丁·盖尔归来》反映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社会现状

2.1 从盖尔一家搬迁看法国农村迁移

《归来》开篇讲到达盖尔全家和兄弟皮埃尔从亨戴到阿尔蒂加的迁移活动，从中体现了巴斯克农村移民的真实情况。16世纪的法国正值资本主义转型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刺激法国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亨戴这一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迫使该地村民背井离乡，而战后瘟疫的蔓延、疾病的困扰也迫使农民迁移。除此之外，戴维斯从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语言、个人纠纷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盖尔一家迁移的可能原因。这一方面填补了先前《归来》作为影视史学所缺失的史料背景，另一方面也为研究16世纪法国农民迁移提供文献支撑。

2.2 16世纪法国农民财产继承与土地问题

迁移途中不免涉及家产清理，普通家产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处理,但对于农民手中握有的最大财富——土地，作为不动产只能留下来。戴维斯从16世纪法国农村家庭财产与继承入手，指出祖业家产的承继：“对可动财产实行遗嘱继承，对不动产实行长子继承”[7]。转让方面，根据拉博德习俗：“禁止转让祖传的财产，除非迫不得已之时，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还须征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亲属许可。”[8]这里更多地显示封建家长制下人际关系间的相互牵制。

此外，她还指出家庭与土地的关系，这主要受制于村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在阿尔蒂加，“他们既不需要缴纳采邑税，也不需要为某领主庄园服劳役，在土地使用权上，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8]24。16世纪的法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封建领地制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然而随局势转变，这一经济体制在13世纪后变得有所松弛，各地农民纷纷通过赎买政策获得人身自由，加之此时的领主一般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租给农民，故形成“分成租佃制”。其方式有两种：一种“纳赋地”，农民缴纳年贡后土地可世袭使用，地租额占总资产比例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种按照契约收取租金，地租占总资产比例的二分之一左右。阿尔蒂加土地政策的宽松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达盖尔一家的到来，侧面体现了16世纪法国封建农民对领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即领主制度的弱化。

2.3 从马丁与贝特朗结婚看法国农村婚姻制度

达盖尔一家在阿尔蒂加安定后开始各自生活，继而马丁和贝特朗在双方父母同意下结为夫妻。以历史人口学统计，读者或许认为男女双方年龄至少已十八九岁。但戴维斯根据档案中的上诉材料推测：马丁当时年龄在14岁上下，贝特朗估计还是9或10岁的小姑娘。教会法规定：男14岁、女12岁，即达法定结婚年龄。显然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合法，但在双方父母同意下，他们的婚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从其结婚的一系列过程中可看出法国农村的婚姻状况。

2.3.1 婚姻制度为封建家长包办制

法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都在教会法管辖范围之内。教会法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只要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且双方自愿即可，不必征得家长和监护人的许可。但在父权家长制主导下的农村，即使子女未达到法定婚龄，依然可结婚，且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正如勒叙厄尔日后指出的：“传宗接代的希望，不仅存在于国王心中，也存在于乡下人的心中，他们都留心在幼小的年龄就让他们成家。”[8]28

2.3.2 女性社会地位低下

贝特朗父母在未征得贝特朗同意之下，一纸婚书让她成为马丁的合法妻子，贝特朗对此没有任何反抗。可见在父权家长制的封建传统中，女性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而且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一直根植于广大农村人心中。

2.3.3 农村结婚习俗

农村地域相对封闭，受外来思潮影响慢而窄，故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会留下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久而久之传承为一种习惯、一种风俗。法国南部乡村，女性地位虽低下，但出嫁之时也应出部分彩礼，如富有人家有时会付给男方一小部分土地以及床上三件、钱柜、衣服和姑娘贴身用物等。彩礼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女性在男性家庭中的地位，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戴维斯还讲到农村婚礼中的习俗，如少主人和老主人同住、晚宴被送婚床、午夜闹洞房、带一种饮料(以浓烈的草药与香料配制而成)以保证行房事、保证子孙满堂等，虽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不失对16世纪法国农村生活的一种纯朴、真实的写照。

在关注《归来》故事情节发展之余，不难发现戴维斯对女性特有的描写，多处再现以贝特朗为主的妇女个性的塑造。在戴维斯眼里，农村女性不仅有经济独立性，而且有性的冲动。同时有容易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文化价值，这使得历史开始重新回归到对人性的追求。在以父为纲的家长制下，她听从父命嫁给马丁。其后在以夫为纲的束缚下，因婚后没有生育而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她选择忍耐，断然拒绝婚姻解体。这里，即可从16岁的贝特朗身上看出女性独有的固执个性，她还关注自己作为女性的名誉，表现出敏锐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人格魅力。后来，虽借助巫术的力量生下儿子，然而马丁在生活与家庭双重压力下一走了之，贝特郎又一次为了名誉，在艰难生活中力求赢得村民对她的尊重和给予她的非正式权力，她以自己的行事方式生活，耕作田间、处理家务等。这些都透露出此时的贝特朗开始进行自我个性的塑造与升华，已不再是历史学家笔下常写的“婚姻牺牲者”。

马丁出走，贝特朗摆脱不了寡妇身份。12世纪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此后查士丁尼法规定：“妻子，在丈夫不在场情况下不能再婚，除非妻子手上握有丈夫死亡证据，即使丈夫离开二十年也不可……死亡必须由证人提供证明，她必须提供确凿的作证书，或是重要和显然的推断。”[8]48法律约束下的贝特朗只能在盼望与绝望中守护着自己的名誉。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来历不明的迪蒂尔以马丁身份出现在贝特朗眼前，一切似乎又回到原点。然戴维斯以“私定的婚姻”为标题，向读者阐述了一段看似荒谬却真实的婚姻。

出走18年的马丁未留下任何照片、字迹，群众虽无法识别，但以贝特朗的细致、聪明，她是不难辨认的。天主教会婚姻法规定：“婚姻是在双方相互认同前提下缔结关系，仅需两人同意即可。如果他们在当下的言语中被彼此为夫妇，即便在没有牧师或任何目击者，没有交换定情信物，特别是在他们接着圆了房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在无法分割的整体中结为连理了。教会是不赞成这种秘密的成婚方式。”[8]60基于教会法，她不敢揭露骗局。为寻求心灵安慰将目光转到对新教的信仰上。16世纪正值欧洲宗教改革，天主教正统地位受到冲击，新教力量逐渐在农村各地壮大，贝特朗和迪蒂尔接受新教洗礼。新教重新对婚姻法作出规定：“男女双方可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的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4]198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直接向上帝忏悔和祈祷，而不必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即可消除内心的负罪感，从而得到慰藉。

随后，迪蒂尔和叔叔在财产方面发生冲突，叔叔将迪蒂尔告上法庭，从里厄法庭一直审判到图卢兹，从当地法庭一直到最高法庭，为读者分析、呈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司法程序。作者通过分析迪蒂尔与叔叔间的尖利关系，侧面反应了法国农村家庭中的社会人际关系。戴维斯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以严谨的结构方式，揭示了中世纪法国农村中的迁移、家庭成员、遗产继承、婚书、风俗和司法程序等问题，意在强调历史史料带来的自身的暧昧性和史料解读的开放性与多元性。

3 《马丁·盖尔归来》中再现了历史人物

3.1 马丁：繁重压力下的极端心理

戴维斯开篇以简短话语介绍马丁与贝特朗成婚，几年后不堪忍受生活压力而离家，一家之主的他出走不免造成家庭困境。但在评价事情造成后果时，往往要站在主人公的立场来分析。马丁身在农村，十三四岁结婚，小小年纪的他已背负了一个家庭重任，在传宗接代重大问题上，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也许当时的他年龄小，一时无法接受突为人夫、人父的现实，也许他感到生活压力下的孤寂，这种负面压力长期紧紧地压制在他周围，直接导致他离家出走。他表现的是有点懦弱、悲观，但压力下的人往往会做出极端之事，也许这也是一种精神释怀。

3.2 迪蒂尔：生活期望下的自信与侥幸

1556年夏，自称马丁的人出现在贝特朗面前，眼前的他身材、面貌、语言虽与之前有所不同，但他记忆之事全然清晰，这使众人相信他就是离家出走数年的马丁。这显然是一起冒名顶替案件，从心理学上说：“它显示了将他人的生活占为己有与单纯模仿此人之间的区别。”[8]58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多的是指一些人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源于自身运气和异于常人的努力，且整天活在别人对自己不能胜任职位、自己能力有限的恐惧之中，可能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在书中，戴维斯指出迪蒂尔之前是一个流氓，平时作恶多端、不学无术、喜欢出风头，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在内心深处存有深深的畏惧。也许当他听说马丁出走后，一方面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做常人做不到之事；另一方面是内心的空虚，他长期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想借此机会给自己的心灵一个归属。基于这两种猜测，迪蒂尔以惊人的记忆、敏捷的思维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以假马丁的身份拥有了真马丁的家庭、事业和财富，成功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当所有人都认为迪蒂尔身份为真时，故事在最后一秒发生奇迹般的转折，真马丁出现了。至此这起冒名顶替案件才得以顺利审判。

目睹迪蒂尔结局之后，读者又不得不感叹迪蒂尔所拥有异于常人的心态和聪明才智，他懂得如何去塑造自己，如何改变言谈举止，他将欺骗的招数巧妙地集于一身，完美地替代了真马丁。从心理学对个性的分析来看，迪蒂尔的个性属于活泼型，这样的人坚强、沉着，属于多血质，这种性格决定了他能成功地代替马丁。迪蒂尔之前不学无术，而后则尽心尽力扮演马丁角色，这表明因环境的不同，思维方式即发生变化，进而造就他扮演马丁前后两种不同的个性特征。

迪蒂尔的表现已让众人坚信他就是离家18年的马丁。然而，在财产问题上，他和叔叔发生争执，被告上法庭。16世纪的法国农村，审判官在对案件进行审讯之时，按照法定程序，在其叔叔认为他有可能是假马丁之时，审判官完全可以在农村找到认识迪蒂尔的人，但是法官并没有这样做。原因：一方面审判官科拉斯将这些归咎为邪术，认为是类似巫术的神奇力量在帮助他，在审判官眼里他就是一名巫师，可见中世纪西欧农村中的巫术仍旧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迪蒂尔让科拉斯感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他身上所发生的离奇之事，虽跟自己先前所经历的不一样，但从性质上看，两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迪蒂尔的遭遇触及到科拉斯本人的矛盾情感。对迪蒂尔的审判，其实也是审判官科拉斯对自己所处困境的一种忧虑。作者在这里分析了科拉斯的矛盾心理，在对迪蒂尔进行审判时，他一直抱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对迪蒂尔所犯的错误，他并没有直接进行判刑，在原则上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这也许就是科拉斯对自己困境的一种解决方式。当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时，从心理学上分析，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投射效应，即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矛盾。真马丁没有到来之前，从法官对迪蒂尔的审判可看出，科拉斯作为对迪蒂尔一案的审理，他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草率、急躁地下结论，也许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安慰。

3.3 贝特朗：独立个性下的矛盾心理

书中心理活动极具特色的人物是贝特朗。在马丁出走后，她为了名誉，努力让自己融入到寡妇角色和村里农事之中，内心的苦涩只能通过繁忙的家事和农事来减压。当迪蒂尔出现后，虽认定他是假马丁，她没有揭露，而是通过新教法来安抚自己内心的不安。当迪蒂尔被叔叔告上法庭，她同迪蒂尔对口供，也许她已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在帮助迪蒂尔，更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出于自我保护意识的本能反应。戴维斯这样概括她性格中的基本特征：“一种作为女人对自身名誉的关注，一种倔强的独立性，一种在被置于其性别上的种种限制中自如应付的精明的现实主义。”[4]193即女性意识的觉醒。15世纪文艺复兴开启了思想启蒙运动，随之兴起了女权主义运动。阿尔蒂加这样一个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之地，女权主义思潮也已传播至此，贝特朗深受启发，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去争取。但当叔叔威胁她控告迪蒂尔时，她迫于压力控告迪蒂尔，舆论之下她也许预感到真马丁并没有死，答应叔叔要求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贝特朗先前为了名誉选择忍耐，现再次为了名誉，在矛盾中作出理性的选择。当最后在法庭上见到真马丁归来时，她颤抖和哭泣，并跑过去抱住他，请求他饶恕自己所犯的错误。

贝特朗一系列的言行举止，可看出她的慌张与羞愧，其表现的委屈让法官不忍心判她的罪。这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女人，在众人的眼中，她转眼成为一个无辜、可怜、受伤害的女人。也许是时事的变化，造就了她内心世界的坚强，在法官眼里，性别的弱点也许真得严重到了连婚姻的爱恋和通奸都无从分辨了，这就是贝特朗个性的完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