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正龙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语言转向，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罗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共同推动了这个转向。虽然说结构语言学对20世纪文学理论特别是形式主义批评影响深远，但是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关于语言的思考对文学理论也事关重大。语言转向更新了文学观念，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认知。本文从模仿或再现论的衰微、文学游戏论的复兴以及大“文学”和大“叙事”观念的形成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一、模仿、再现论的衰微

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古老的模仿论、再现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式走向了衰微。可以说，结构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共同促成了这一进程。

在索绪尔那里，语言被视为各个组成要素以及这些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把语言归结为纯形式性和关系性，冲击了先前再现论的语言观。在受之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家眼里，文学创作被视为语言行为。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把艺术归结为技巧和程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进一步认为，“动词‘写作’变成完全不及物的行为，作家不再是写某物的人，而只是写作而已”①Roland Barthes，“To Write：Intransitive Verb？”i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ed.），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2，p.141.。文学的真实不再被认为是关于现实的陈述，而更多地被理解为旨在产生某种现实或逼真效果（verisimilitude）的幻觉结构或表现手法，“对于真实，话语不负任何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