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云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浪潮中的《新原道》与陈明的“即用见体”评析

王亚云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本文认为《新原道》与陈明的“即用见体”正是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路线之一——儒学当代主义，这一路线虽然与当今的儒学界中的原教旨主义不同，但在“会通中西”的问题上，只是做到了“古今”的圆融，但在处理“西”和“中”上还过于简单化，只是单纯的把“西学”的理论进路拿来应用，缺少了消化吸收和圆融互通，其还是将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的心理，难以实现儒学真正的复兴。

新原道；陈明；儒学复兴

陈明，一个与《原道》齐名的人物。自1994年陈明创办《原道》刊物以来，到十年后改版为《新原道》，继而提出“即用见体”的主张，可以说称赞者有之，谩骂者亦有之。称赞者称其创办的《原道》刊物为“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谩骂者骂其为新儒家中的“伪儒”。然而，称赞者为何对之称赞，谩骂者又是为何对之谩骂？

本文从时代语境出发去分析，把《新原道》与陈明的“即用见体”放在21世纪大陆儒学的复兴浪潮中，分析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缘由和契机，并通过对陈明“即用见体”的分析，窥见21世纪大陆儒学无法创新的原因，也即陈明学说的问题根源所在。

1 《新原道》与陈明“即用见体”的时代背景：21世纪大陆儒学的复兴

1.1 全球化的现代性：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缘由

世界一体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是文化、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的冲突越来越表现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这种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背后，是西方价值、西方强势话语的普世化倾向对其他非西方国家文明的冲击，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带来的冲突更大。

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价值观等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问题。正所谓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现代性的同时就伴随着反现代性，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后发的国家，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这样一个自身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如何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去反思现代性？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该如何在这一全球化的文明进程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中国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问题，为此，学界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性理论，同时也引进了大量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成果。

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外来的文明冲突？如何在全球化“西方普适性话语”下挺立起民族的主体性？如何在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自我的民族性？如何去消解这些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知识界纷纷将研究的力量深入到儒学。正如《新原道》第一辑后所说的“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如果说现代性问题主要关涉民族生命体之内部调适如政治认同自由正义诸问题的话，全球化问题所关涉者主要就是民族生命体之外部协调如文化认同、文明冲突诸问题。”[1]生活儒学的黄玉顺教授将这一问题概括为“现代性的诉求必然寻求民族性的表达”。[2]而“民族性的表达”既是儒学等这样的代表民族主干话语的强大。甘春松教授也认为“就我个人的了解而言，当下儒学复兴的理论源头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儒学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讨论。”[3]所以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现代化”这一现实问题，正是大陆儒学在二十一世纪复兴的现实原因，是复兴的缘由所在。

1.2 “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契机

学习西方，运用西方的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为之奋斗的结果。然而在世纪初，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性之际，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中国文化的危机，思想界却对此陷入了反思之中，即是对以往西学渐进一始“以西范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学术范式和学科范式的反思，这种按照西方的学科范式建立起来的学科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在哲学界，即是世纪初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最初是2001年由陈来、郑家栋等学者提出。学界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冯友兰、胡适等早年运用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其本身就是一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对此，学界质疑的是“‘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形成于20世纪的话语系统与表述方式，是否真正接得上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土壤？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是否真正成就了这样一种学问系统和思想形态：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了‘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4]运用“哲学”这一西方的话语范式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汉化西说”、“汉化胡说”，如果承认了其“合法性”，单纯的用西学中的本体等概念、范畴去框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失去自主性。如果否认“合法性”，就等于否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的思想，其最终也是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性。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运用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去言说？我们是应该去“汉话汉说”或者是“汉化今说”，还是应该去继续“汉话西说”呢？这样“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就走进了更深一步的“中国学科范畴的研究”[5]，如何去面对当今的生活，处理好“中西古今”四个维度，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自主性？陈明等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根本上是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的问题。”[6]这样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将问题引向了更为深层意义：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需要重新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做一研究，从当下生活出发，怎样处理好“中西古今”这四个维度，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去解决当今全球化的现代性遇到的问题，这带动了学界的又一“传统文化热”，儒学的复兴在继八十年代后走向了真正的复兴之路。

2 21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困境：《新原道》与陈明“即用见体”的问题根源

前面已经论述过，全球化的现代性是二十一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缘由，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引发了大陆学界对儒学的全新关注，引发了新一论的儒学热，是二十一世纪大陆儒学复兴的契机。正是这种缘由和契机引领了大陆儒学复兴浪潮，引发了学界对“中西古今”四个维度做出了不同的处理态度，使当代儒学的复兴出现了两条路线：原教旨主义和儒学当代主义。而这些，恰恰蕴含了当今儒学复兴的困境。

当今大陆儒学的复兴可分为两条路线：原教旨主义和儒学当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不同，就在于对“中西古今”四个维度的处理态度和圆融会通的不同上。这两条路线都是在反思现代新儒家把儒学“以西范中”的路线，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但原教旨主义者，以蒋庆为代表，对西方的现代理论完全拒斥，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无视生活的流变，可以说是只是做到了“古今”，且只仅仅是局限在中国的“古今”，所以难以去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问题，这也是学界对原教旨主义批评的原因所在。那么陈明是如何去在反对现代新儒家的把儒学“形而上学”化的诠释，也批评原教旨主义完全拒斥西方的做法，去处理这四个维度的呢？

陈明明确认为中国应走上一条“中体西用”之路，自己的“即用见体”主张“不仅在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上与之衔接，其思想内涵也可以视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在当代语境里的深化和拓展。”[7]但以往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以及李泽厚全盘西化的“西体中用”都还是把“中”“西”作为两个框架来理解，而没有达到对西学和中学的圆融，认为“中西”应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基于人的存在之基本模式中，才能消除上述种种消极因素。为此，他明确反对现代性儒家把儒学形而上学化，反对形而上学。认为以往儒学传统的“体用”框架下的“体”是本体，是先预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本体”，为此，他不承认陈来等人的将“儒家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价值优先’，这种价值优先具体地说就是‘道的优先、理的优先、义的优先’。一再强调“即用见体”中“体”的含义，是生存意志或者说是生命意志，和“体”在“用“中的自我显现，这显然借助了西学中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质直观的进路，但陈明的借助于现象学的进路，只是单纯的直接拿来，而没有像生活儒学的黄玉顺那样在中西比较中，在借用的同时，看到海德格尔的困境：通过存在者的存在去通达存在，是不可能真正通达存在的。且不说陈明并没有彻底的走出他反对的形而上学，单说他这种单纯的“借道西方，回道中国”的进路，能否真正“回到中国”吗？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毕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诚然，陈明反对形而上学，主张“道体”在生活情境中的自我显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和今天的生活情境的“今”上是有别于原教旨主义的，但他的这种对待“西”和“中”的维度上难免过于简单化，这也是陈明难以自圆其说，矛盾和纠结之处，也是学界对陈明质疑之处，因为这样的“返本”难以真正的“开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陈明虽然涉及到了“中西古今”这四个维度，但在处理“西”和“中”上还过于简单化，只是单纯的把“西学”的理论进路拿来应用，而缺少了消化吸收和圆融互通。究其实，在这种进路中，这种处理进路的心理，究其实质，还是将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的心理之下。这样的弱势心理下，只能是简单的照搬和模仿。在这种对西方理论没有做到批判，消化吸收下，何谈去为我所用？何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挺立？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挺立，只有在做到“会通中西”，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感悟当今的生活，在“返本”的同时去“溯源”，在不仅做到“西学渐进”，而且“中学西进”[8]的基础上，才能走出当今儒学复兴的困境，才能真正做到真正的“开新”，才能实现儒学在当今生活的真正复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陈明的困境也是当今儒学复兴的困境。从另一种意义上，当今儒学复兴的困境所在，也正是陈明和当今大陆儒学界无法实现真正创新的问题根源所在。时代在召唤儒学的全面复兴，儒学的复兴还需要我们在基础上，在生活感悟中，继续去“寻路”。

[1]陈明.《新原道》第1辑（《原道》第8辑）“编后”[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2]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J].人文杂志,2007,（04）.

[3]新儒家对话：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有短板，http://www. t j bdlib.cn/l ilunguandian/20111108/5636.html。

[4]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3）.

[5]蒋孝军.突破与重构——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方向与未来发展[J].哲学动态,2010,（08).

[6]陈明,周谨.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J].同济大学学报,2006,（01）.

[7]陈明.“即用见体”再说——哲学和哲学史背景下的思考[M].原道（第十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8]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J].学术月刊，2012,（12）.

责任编辑：周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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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94（2017）01-0056-03

2016-10-15

王亚云（1977-），女，河南平顶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儒学、中西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