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梦远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女性写作新姿态:从性别对峙到开放性书写

朱梦远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21世纪的女性写作，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在当代文坛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今天的女性写作，有意识地对先前逼仄的女性书写空间进行了调整与反拨，一方面继承了先前的女性写作留下的宝贵经验，通过自审、反思、借鉴、创新等方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为女性历史的延续与重塑不懈努力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之前两性严肃对峙的矛盾与冲突，打破了之前惯用的女性“独语”视角，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心理维度做出自己的思考与观照，对男性形象的颠覆与改造，对女性生存空间和生活状态的崭新表达，都显示出女性写作不断走向深广与开放的新姿态。

女性写作；开放性书写；新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与陈染的《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写作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过于高扬女权意识与过分强调两性对峙的写作姿态将其自身的创作空间逼入了偏僻狭仄的境地，不仅出现了题材、情节的重复与类似，而且其着重渲染的肉身欲望在受到男性娱乐性地观赏之后，反而无意中沦为一种主动满足男性窥视心理的消费话语[1]1。进入新世纪，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写作的重点不应该是凭借女性变态心理和行为的暴露对男性与男权社会无止境的愤怒控诉与消极抵抗，而应该是冷静坦然地看待两性差异，将其放到整个人类的变化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做出客观的思考与判断。

一、“一个女人的史诗”

上世纪末以分享私密体验、张扬性别意识来表达对时代与生活的感受的书写方式大为流行之时，铁凝、王安忆等作家坚持从文化角度、政治角度、现实处境来全方位地考察和表现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提供了具有人文关怀和历史厚度的文本。新世纪以来，这些作家不断开拓书写女性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以人类命运和民族兴亡为新的历史坐标，凸显时代背景中女性独特的精神体验与内在价值。

铁凝耗费六年时间铸成的长篇佳作《笨花》突破了其在《哦，香雪》时期关注女性命运、专注个人情感世界的基调与细腻的写作风格，以全新的叙述视角与抒情方式，截取了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的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历史巧妙地融于乡土风情的刻画之中，时代风云的繁复波澜和世态风情的生动展示结合得天衣无缝，二者又和人物命运的展示相得益彰。在这部小说里，铁凝改变了以往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拆解男性历史的写作习惯，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男性形象。这都显示出作者性别意识的变化——由强调女性性别特征突出两性差异到正视两性矛盾，书写普遍的人性美，体现出某种性别和解的气息。

同样，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截取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红色历史，在对女性的人格、命运、历史及两性关系的重新阐述中，以一种反传统的戏谑的语气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构与嘲讽。表达出同样诉求的还有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徐小斌的《羽蛇》、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以及蒋韵的《我的内陆》等，均以不同的文学文本诠释了历史中的女性和女性的历史。正因为长久以来，女性的生理和心理体验都被摆放在边缘化的位置，所以就有把它们加入历史以确保历史完整性的必要。这些女作家笔下女性的命运与故事既融于家国之中，又成就于家国之外。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穿梭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在历史中验证了自己的存在感，也用女性独特的视角与感受方式，重新打量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丰富心灵和复杂人性。

二、对日常状态下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与书写

新世纪以来，文化的多元化与交融性使女性写作的题材更为广泛，从“房间”“酒吧”的狭小空间来到了广阔的社会天地，也摆脱了“小女人”“独语”物质化与单一化的腔调，告别了“私人生活”与“一个人的战争”，将目光投向了平凡而伟大的日常生活，观照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处境，以朴实而细腻的笔触展示了普通女性、下层女性以及农村女性的生活状态。

王安忆是当代颇有建树的女作家，可以说，她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领并顺应着不同时期文学创作最新鲜和活跃的潮流。近年来，她的作品中涌现了一大批健壮而质朴，勇敢面对生活困境的坚韧倔强的女人。如《逃之夭夭》中的郁小秋，《富萍》中的小保姆，《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秧宝宝等，这些女人出身平民，单纯而素朴，在王安忆冷静细腻而充满智慧的叙述中，她们的命运的跌宕与生活的起伏具有了普遍的代表性与感染力。

林白也是平民化和日常化写作转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作为早年“私语”女性写作的领军人物，林白的这一转向可以说是新世纪女性开放性书写新姿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部分。她在20世纪初发表的《万物花开》是其写作姿态转变的标志。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林白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由以女性形象为重点向两性形象的比较叙述转变，私人化写作向社会现实写作转变，都市文化视角向乡村文化视角转变。林白告别了自己的忧郁和自恋，开始以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和描述这个世界，积极与现实社会对话，完成了自己写作上的突破与超越。

除此之外，还有残雪的《单身女人琐事纪实》，迟子建的《第三地》《热鸟》《芳草在沼泽中》，魏微的《异乡》，陈丹燕的《女人二十》《天使肚子痛》，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快乐》，以及六六的《蜗居》《双面胶》《王贵与安娜》等，都以不同的故事形式和叙事方式描写了最普通的甚至边缘化人群的生活状态，在最贴近大多数人生命真相的描述中展现作者对人生的独特体悟和对普遍生存困境的人文关怀。

三、中性意识的隐性渗透与新鲜创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性”的话题变得时髦和流行，人们追求中性气质的设计，迷恋具有中性气质的偶像，并且也在无意识中将自身行为向中性的方向靠拢，“女汉子”“娘炮”这样的词大肆流行，用来形容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审美意识与性别观念的开化与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缓和与性别意识的沟通和交融。同样地，在新时期的女性写作中，中性意识的气质和观念也都有所体现。事实上，具有中性气质的人物形象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泼辣彪悍的女子和阴柔细腻的男子，这样的人物形象独特而鲜明，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比起以往单纯从改造人物形象入手来体现中性意识的潜在作用，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则更为直接和坦率，将中性意识升华为自己文本创作背后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以中性的视角去体验世界和思考人生。

在网络文学刚刚兴起时就脱颖而出进入人们视野的安妮宝贝，是当代女性写作者里风格独特的一位。孤寂童年影响下的敏感孤独的性格，青春期成长中所接触的开放而多元的文化与语言风格，以及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影响造就了安妮宝贝创作的多样性与多面性。安妮宝贝致力于摹写都市女性的生活和心灵，企图表现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的生存空间内女性的反抗与挣扎。安妮宝贝将自己的中性意识借由笔下的人物发挥出来，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指代的女主角，多是单身，离群索居生活在都市边缘，依靠写字为生，热爱读书和旅行，沉静，渊博，独立。她们自食其力也生活得鲜活丰富，她们有自己的审美和生活法则，对世界有着独特而完整的感知，她们本身也是完满的。安妮宝贝的中性意识不仅体现在这些独立又拥有完整世界观的女性形象身上，也体现在她对男性形象的改造与重塑上。安妮宝贝的小说对男性形象非常挑剔，她通常会花很大的篇幅去细细描述男人的样貌、穿着，以及细节处的品位和气质，塑造出一个个稳重儒雅、“风清月朗”的男人形象，但这种描述并非单纯地出于女性对异性的理想性的期盼设定，安妮宝贝笔下的男人并非都是阳刚的、豁达的、勇敢的，相反，他们常常敏感、忧郁、怯懦甚至自私，这表明作者的挑剔中掺杂了更多对男性的包容和理解。

此外，一些青春小说的女性作者在创作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意识和态度。张悦然、笛安作品中“弑父”和“恶父”的意象都是对以往女性理想中男性形象的一次反拨与创造，那些古怪、恶毒的父亲形象寄托着作者对两代人之间的两性关系的再发现与再思考。春树小说中的叛逆青春和饶雪漫小说中的恋爱悲剧也都摆脱了流于俗套的故事情节，讲述出当代青年人在成长中理想破灭的失落甚至绝望。这些作品保留了女性写作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生命的真实感悟，同时由于中性意识在作者创作过程中的隐性渗透，使得她们以更客观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境去审视和理解两性关系，并更自觉地做到既保持恰到好处的性别特征又强调现实问题性，揭示出人类普遍的生命真相和生存困境。

四、从“个人”到“万物”

在整体讨论20世纪的女性写作时，戴锦华曾提出这样的反思和质疑：“(陈染的《私人生活》)在女性的拒绝姿态与自我放逐之后再度涉及了女性与社会间的定位——那在阳台(私人、个人空间)长得过大的龟背竹是否该移到窗外的世界中去？女性写作是否应走出‘私人生活’再度寻找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部？”[2]133针对这样的问题，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以其具有强烈社会性别意识的创作实绩给予了回应。

这令人联想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史。20世纪初，“五四”新思潮的蓬勃发展启发了妇女解放和女性寻求自我发展的潮流，女性有了关注自身价值和命运的意识和可能。此时，以冰心、庐隐、丁玲、凌叔华、冯沅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她们通过书写女性苦闷、抑郁、受压迫的生活，通过对男性、男权压抑的控诉表露女性在社会之塔重压下艰难生活的境况。此时的两性关系是对峙的、紧张的，女性写作需要用这种对抗、战斗的姿态来破坏不合理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需要这种单一的、匕首般的鲜明主题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改变。但由于女性意识的先天匮乏和自省经验的不足，第一代女性写作随着“五四”的落潮也走入了低谷。以林徽因、沉樱、张爱玲、萧红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写作者吸取了先前作家的经验和教训，她们对女性本体的认识，对于女性深层的传统意识以及对女性意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深层意识都给予了深刻的审视和反思，这种努力开拓了两个新的写作方向：对女性传统意识的深层揭露和对女性个性解放出路的探寻。

当代文坛的女性写作可以用“丰富而芜杂”来形容。有以卫慧为代表的七零后作家极具个性风格和夸张色彩的“美女写作”，有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这批笔力深厚的中年作家持续耕作的广阔的人文风景，有林白、陈染进行的激进的文本实验，有春树、安妮宝贝、张悦然等青年作家书写的带有现代奇幻色彩的另类人生。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了更多对性别意识以外的关注与思考，广泛涉及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的各个领域，当女性作家们不再以反驳、抗议的姿态而要求自己的写作具有打破规则、解放思想的效果时，这体现出一种成熟的自信和淡定的理智[3]213。当下的女性写作已经进入高级自觉的阶段，我们期待这种从“房间”到“世界”，从“个人”到“万物”，从“对峙”到“开放”的新型写作姿态，给文坛贡献更多的惊喜与精彩。

[1] 田德云.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活力[J].新余高专学报，2006 (1).

[2]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袁培尧]

A New Attitude to Women Writing: from Gender Confrontation to Open Writing

ZHU Mengyuan

(SchoolofArts,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0,China)

Female writing in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its great creations, form an indispensable forc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The female writing today adjustmented and backwashed the previous narrow female writing space. On the one hand, it inherited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female writing previously left, through self reflection, reflection, reference, innovation, in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continu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men’s history of unremitting effort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ased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sexes before serious confrontation in a certain extent, breaking the usual female “Soliloquy” perspective. The female writers turned the vision into a broad social life, and made their own ref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light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human existence. The subver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le images, the new expression of women’s living space and living conditions showed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writing to be deep and open.

female writing; open writing; new posture

2017-03-27

朱梦远(1992- )，男，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艺术社会学研究。

I206.7

A

1671-8127(2017)04-00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