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坤

(德州学院，山东德州 253023)

读书·教书·写书
——我的“阅读学情结”回眸

王继坤

(德州学院，山东德州 253023)

本文作者通过回顾自己在求学从教期间的读书、教书和写书生涯，讲述了自己与书本结缘、与阅读学研究结缘的人生经历，给予读者以深刻的文化教益和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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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德州学院的一名教师，我在教育岗位上读书——教书——写书，尤其通过写研究阅读的书被晋升为教授，构成了我职业生涯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

我于1941年夏日的一天，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城北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我们家乡民间流行一种“抓周”的习俗。据老人们说，在我一周岁生日那天，长辈们在我周围放了元宝、铜钱、馒头、窝头、书本、鲜花、鞋子之类，结果我没去抓金元宝，也没有拿香馒头及鲜花、鞋子之类，却一把抓取了那本书，并放到嘴边啃。于是大人们纷纷说我“憨”，也就是说有点“傻”的意思。因我在家中排行第二，从此便叫我“憨二”。但我父亲心里却暗自喜欢，以为“孺子可教”。

我父亲曾饱读诗书，是乡村中的文化人士。他在我三岁左右时便从“天、地、人”开始教我认字，接着教我读一些简单的诗文，至今还记得的如《朱柏庐治家格言》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语，还有一首打油诗：“春雨贵如油，下的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牵牛”。再往后便是正而八经地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及唐诗一类了。这“抓周”是否灵验，我不知道，但自幼便酷爱读书，这却是真的。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校园读书

1950年，我村建起了小学，我去上学。老师见我一二册的语文大都能读下来，便让我直接上二年级。二年级的课文我也大都会读，于是不久就让我跳读到四年级，在四年级我也是拔尖的，我村有20多人到外村参加“高小”考试，就我一人考上了县里有名的大王楼完小，且是第七名。看来这家教和爱读书还真帮了我大忙。

在大王楼完小又遇到一位好老师——商作九先生。他给我们上语文课，不死板板的讲课文，而是引导阅读。有一天一上课老师便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同学们欢呼雀跃，一阵掌声过后，我们很快被带入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正听得入迷，老师却戛然而止，同时举起一本崭新的书——《新儿女英雄传》，说：“今天我讲的都在这本书里呢，里面还有许多好故事，自己想法去读吧。”下课后我尾随老师来到办公室要借这本书，他却卖关子——不借了。我好说歹说才答应借书，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只借一天，二是代他在班上讲故事。我满口答应，同时接过那本神奇的书，抱着它，抚摸着它，跑回教室，便一头钻到书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有些字不认识也顾不得了，只是一个劲地往下读。掌灯时分，我终于把这本厚厚的书读完了，并立即送还。

以后，商老师多次在课堂上讲《小二黑结婚》《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也只是讲个开头或其中一两个故事，引你去读。我也如法炮制，到老师处抢借，还到图书馆去借，向同学们借。那时，不管是串门还是走亲戚，进门就看能不能找到一本书读，哪怕是一片带字的纸，也抓起来就看。听说县城的书店是开架售书，不买也可以读。于是，每到星期天我就揣上两个饼子，步行12里到书店看书，站着一读就是一大天，风雨雪无阻。当时简直患了“读书饥渴症”。

2000年，我到南京参加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年会，《家教周报》的记者采访我，让我谈一下学好语文的体会，因是面对孩子及其家长的，便回忆了这段少时的读书生活，写了一篇《学好语文从多读书开始》的短文，发表在该报5月11日的“金钥匙”专栏里，还配了一张由记者拍的照片。

到了中学，虽然赶上官方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好书却很多，《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三里湾》《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一部又一部的出版。好书一到学校，我们便去抢借，然后班里排好队，每人读一天。谁拿到书就找个角落，点上小煤油灯，哪怕饿着肚子，也要通宵夜读，至今想起来真是“难忘的激情岁月”。

1963年，我报考大学，只报了两个志愿：一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二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如能考上北大图书馆专业，那一辈子就有书可读了；如能考上山师，就有饭吃了。我最终被山师录取，一走进学校，便跑到位于文化楼的图书馆，好像游进了书的海洋，深感我不仅有饭吃，也有书读了，真是兴奋极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很多好书都成了“大毒草”，不准读，也不敢读，又想读书怎么办？在那“动辄得咎的时代”，我想了个稳妥办法，那就是读“马、恩、列、斯、毛”，再延伸到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因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源头：一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二是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从而发展成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我想，这样读书即使再“极左”的人也似乎无话可说，以为是“万全之策”。

其实不然，在那“造反”之声遮云蔽日的年月里，一个人整天捧着大部头的书读，与当时的大环境就很不协调，不久就有人给我起了个带讥讽意味的绰号——“小费尔巴哈”，还写到教室的黑板上，以示警告。我写了篇学习心得——《谈得与失》，被人批为“挂羊头，卖狗肉”！

1967年毕业后我参加工作，到了宁津县的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教余时间，仍捧着这些“大部头”读。不久便被人说成“以马、恩、列、斯”冲击“毛著”的学习，于是我只好写了份“检讨书”。在那个一切都不正常的时代，想读书还是真有些难！今天，从上到下，处处鼓励阅读。这样的好环境，好氛围，实在值得人们珍惜啊。

2 《读书方法种种》的问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来了，阅读的春天也来了，我可以放胆的阅读了。当时，我在一个中学教书，教两个班语文，当班主任，每年都要送毕业班，工作是非常忙的，再忙也要找时间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颜真卿这句话，正是我那时的真正情景。我女儿曾写过一篇作文叫《不睡觉的爸爸》。因她睡觉时，我在灯下读书；她醒来后一看，我还在灯下读书，便以为我不睡觉呢。其实觉还是睡的，只是睡的少。

除了这种“夜读法”，我还采用运筹法、拾零法、钉子法、套栽法、最佳时间法等，以赢得时间读书。我根据个人体会，吸收他人经验，写了一篇短文《奋起挥鲁戈——谈赢得读书时间的几种方法》，发表在1982年第一期《山东青年》上。龚自珍曾说“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这句话讲出了我的心声，如果真像鲁阳那样，能挥起鲁戈让夕阳返回不落，光照书城，让我读书那该多好啊！

这一年的第四期《山东青年》还发表了我一篇谈读书的短文《学海茫茫，勤奋是双楫》，开头的一段话是：“假如把知识比作浩瀚的大海，那么学习目标便是彼岸，学习规划就是航标和里程碑。而那推动知识之船沿着航标达到彼岸的真正力量，乃是艄公手中舞动的双楫——勤奋”。我是这么认识的，也是这么做的。这篇文章反映的是我的心声。

有了时间，有了勤奋你还要有书可读。我的办法主要是借读。在德州这个小城市一般读书是可以借到的，但要搞些研究性的阅读，就有麻烦。比如有段时间我研读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德州找不到有关参考书籍。我托山东大学的朋友借到了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如获至宝。但我发现书是从图书馆借的，这就意味着这书要归还，且必须按时归还。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复印、影印等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抄书。于是我订了四个厚厚的大本子，马上动手抄，不仅抄原文，连注解和译文也一并抄，只是原文用大字，译注用双行小字。这样，我昼夜赶抄，在两个月的限期内，一部近50万字的大书我按时抄完了。根据这次抄书的体会，又看了一些学问家的材料，写了一篇《谈抄读》的短文，我冒昧地寄给《吉林青年》杂志，实在没想到这篇短文很快在1982年第三期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引用了梁启超的一段话：“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陈一个条陈……什么方法呢？是抄录和笔记”，“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还引用了欧阳修“七录斋”的典故，近代学者孙德谦的名言，以及浙江农村青年徐儒宗靠抄读自学成才的故事，证明“抄读”是中国读书史上的一个读书好方法。

光借书也不行，必要的书还要买，特别是工具书。当时我工资低，每月四十二块五，生活困难，见了好书还是不由自主的买下来。有一次，我妻子让我去买粮，且等着下锅，可我经过新华书店时，发现有新上市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文学史》等书，便毫不犹豫的买了下来，兴冲冲地回到家，至于买粮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受到好一顿埋怨。

随着在报刊上几篇谈阅读法的短文发表，我收到读者不少来信。由此我很受鼓舞，也感到广大自学青年很需要阅读指导，况且还有我的学生也需要这方面的引导。于是，我就着力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遇到有用的，马上手抄笔录，写到自制的卡片上，再分门别类，于是便集中精力写出了数十篇短文，再投到许多报刊上。这些千字左右的小文章竟然基本“弹无虚发”，在《山东青年》《吉林青年》，江苏的《祝你成才》，天津的《八小时之外》，以及《人民教育》《中国青年报》等十多家报刊上发表，几乎每月发一篇，仅在《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读书的冷热法》《从左传笔法谈起—谈背诵》《积学以储宝》三篇。那时该报有一个“读书方法漫谈”栏目，编辑是蒋峥，很热情。我寄出一篇稿子后，很快能够收到回信说：“某稿子收到”；如打算采用，便再来信说：“某稿拟采用”；若采用了，便寄一张样报，随后便能够收到稿费了。我们虽一直未见过面，但我非常感谢他，至今我还记着这个名字——蒋峥，记着他对我的热情和激励。

这样到了198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就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随笔集——《读书方法种种》。本来我原先起的名字是《读书方法纵横谈》，还未出版，王梓坤先生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已先问世了，为防止“掠美”之嫌，便改为现名。这是仅有七八万字的小书，介绍了三十多种读书方法，印了45000册，竟很快销售一空，连我自己也没买到，为此还“得罪”了不少向我要书的朋友。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其中一些短文也被不少报刊转载。

这些很不成熟的短文竟如此走俏，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客观原因是赶了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全国读书热”这个“时髦”，沾了改革开放的光。但我从中也深深体会到：阅读方法指导实为社会之所需，阅读研究大有必要。我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3 从《阅读学引论》到《现代阅读学》

我从中学调到德州教育学院以后，有了更多的教余时间用于读书法课题的钻研。我觉得不能仅限于读书方法的介绍，还必须争取在阅读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但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阅读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与语言学、文章学、传播学、接受美学、信息论、脑科学、心理学、人才学等都有密切关系，而我则大都要从头学起，于是我就开始更广泛、更深入地大量阅读，并且要手抄笔录，广收博取，汇集大量详实资料。记得当时我写的资料卡片就有上万张。

我“恒兀兀以穷年”，“孜孜以求之”，经数年阅读和积累，又经数年归纳、概括、提炼，终使蚌病成珠，开始跨进创建新学科的境界。1987年，我着力撰写了一篇上万言的论文——《阅读学引论》，在我国率先勾划出一门新兴学科的理论框架。此文发表于《殷都学刊》1988年第三期。东北师大教授、文章学家吴伯威先生来信热情称赞道：“这一篇论文观点鲜明，材料丰富，道理喜人，措施得当，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章，为当前建立阅读学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我又经数年思索和笔耕，至1991年6月，《现代阅读学》终于面世了，是真正的“十年磨一剑”。

《现代阅读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山东写作学会会长、山东师大教授冯中一先生指出这是“阅读思维空间的新开拓”，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河南师大教授曾祥芹先生称该书“为中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现代阅读学学术专著”，“吹响了向阅读的科学化现代化迈进的号角”。《黄河学刊》东方晖的评论文章称这是“现代阅读学的奠基之作”。《博览群书》《文摘报》《读写月报》《阅读与写作》《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写作天地》等30多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或消息。最令我感动的是这本书的读者和购书者。这一年南方发大水，大片土地被淹，许多人只好暂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或在工地抢险救灾，但许多人仍热情地购买这本书。他们把大水浸透了的钱装进信封邮寄到出版社或直接寄给我购书。每见此景便令我非常感动，便把钱再夹进书里包好寄给购书者。只要有时间，我还要在扉页写上这句话：“当你阅读这本书时，请把作者当作你的朋友；作者定当视你为知音，让你和我，让我们大家，共同奏响现代阅读学这曲时代的乐章。”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广州市教研室的朋友。他们看到这本书很觉新颖，以为可从中找到语文教改的出路，于是第一次订购一百册，不久又来信再要一百册，是《现代阅读学》的最大订户。这样，书很快销售一空，第二年便再版发行。于是令为再版写序言的曾祥芹教授颇感慨地写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学人慨叹学术著作编写难，出版难，发行更难，而王继坤的《现代阅读学》却一版再版。这个喜人的事实启示我们：只要顺应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严肃认真地推出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都强的精神产品，就不愁没有出路，就一定能得起图书市场的考验，取得社会和经济的双效益。”

该书曾先后获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写作学会一等奖、山东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1999年，季羡林先生见到此书后颇为称道，他说：“研究阅读大有必要，此书独树一帜，实在难得！内容至今也不过时，应该再版发行啊！”于是老人家高兴地为该书再版题写了书名，题了词。

4 从为阅读学进入大学课堂呼吁到《现代阅读学教程》问世

现代阅读学走进大学课堂，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梦想，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奔走呼号,现在显得更加迫切，所以我要再次大声呼吁。

早在1991年6月，我在刚刚出版的《现代阅读学》中首先提到：“在高等学校，首先是师范院校，不久的将来会全面开设一门阅读学课。”同年七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在会上我发出倡议：“要创造条件，力争尽早在中小学开设阅读训练课，在高等学校开设阅读学课。”这一倡议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

这次大会后，我着力撰写了一篇《高等学校应该开设阅读学课》的论文。这篇论文在武汉大学主办的《写作》杂志1992年第二期发表，且是放在头版首篇，以醒目标题发表。这篇论文引起了学界较为广泛的重视，并被多家报刊转载。

学界朋友纷纷要求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直接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开设阅读学课的建议，并公推我为“建议书”起草人。于是我便起草了一份“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阅读学课的建议”。经多方征求意见，这项建议书由十所高校的十名教授联名正式向国家教委提出。时间是1993年4月，签名的十名教授是：南京大学裴显生，重庆师院董味甘，河南师大曾祥芹，东北师大高瑞卿，山东师大冯中一，重庆大学杜承南，包头师专韩雪萍，贵州教育学院王强模，西藏民族学院程福宁，德州教育学院王继坤。

该建议书由裴显生教授和我分别寄送国家教委有关部门。我还专门给当时领导同志寄送一份，并同时寄赠《现代阅读学》一册，希望引起领导重视。但遗憾的是不知何原因，却“泥牛入海无消息”。

尽管如此，大家并未放弃努力，比如经曾祥芹教授推荐，这份“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阅读学课的建议”，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得以全文发表，以求广造舆论。

1997年8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我主动“请缨”，组织编写“阅读学教科书”。也就在这时，一次难得的机遇来了，教育部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我立即意识到阅读学教科书的编写纳入这一“改革计划”恰如其分。于是我以“现代阅读学课开设研究”为题向山东省教育厅申报了这一课题，并经专家评审得以正式立项。

为编好阅读学教科书，我着力做了两项基础工作：一是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事先我设计好调查问卷，共设计了15项大题，下设86项选题，在山东大学、山师大、聊城大学等九所高校的上千名在校学生中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然后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客观、准确、真实的统计、分析，最后写出了《高校开设阅读学课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报告》，发表于1999年第二期《上饶师专学报》。二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阅读理论研究和阅读教学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写出了《世界各国阅读研究和教学概况》的报告。

课题组分工明确，集中精力，抓紧编写，连春节都未放松一天，至1999年初便写出书稿，1999年6月，《现代阅读学教程》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季羡林先生题词并题写书名，南京大学裴显生教授作序，称“这部面向新世纪的我国第一部阅读学教科书，能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炉,可教性、可操作性强，用于指导学生阅读训练，是能够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上取得实效的。”山东省教委高教处发文，作为山东省“九五”规划立项教材向全省高校推荐使用。

我马上在德州学院对新教科书进行试用，先是在中文系的少数班级使用，然后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扩展到在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中文等六个系的九个专业中进行较全面的试教试用。经过一学期的认真实验，并通过向每位参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得知：对阅读学教材“满意”和“很满意”的占97%;对阅读学课填“喜欢”和“很喜欢”的占98%。经实验证明该教材的教学效果是好的，是受学生欢迎的。先后使用《现代阅读学教程》的高校除德州学院外，还有聊城大学、济南大学、临沂师院、安阳师院、绵阳师院、西藏民族学院等12所高校。

但在2004年我退休后，这项实验在德州学院仅仅持续到2005年，也就基本停止了。其他各校大体是用完第一版教材也就基本结束了。总之，这是一次短命的“教改实验”，是令人十分遗憾而又值得深思的“教改实验”。

那么，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且已取得成功的的教改实验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而成为“短命”的呢？虽然也有个别人因退休或工作调动造成的某些影响，而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条：首先，阅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却仅有数十年的发展，还未能被社会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识，当然更谈不上重视，谈不上要求开设这门课程。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阅读学课虽然重要，却还未被列入高校的教学计划之中，即还未获“准入证”。山东省是唯一由省教委高教处“推荐使用”该教材的，但也只是“推荐”而已，并非必修课，连选修课都不是。鉴于上述两条，阅读学课成为“短命课”便是自然的了。

现在开设现代阅读学课显得更加必要，所以我要再次大声呼吁：让阅读学课尽快走进大学课堂。最近我将向国家教育部再次发出这一呼吁和建议。

5 对于“益智高效读写双快法”的探索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快速阅读”这一新生事物也从西方发达国家传进中国。我本人也是较早学习和关注速读者之一。

1984年，我写了《司机的眼睛和一目十行——谈速读法》。该文既介绍了西方国家的速读，又指出速读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红楼梦》第23回中，林黛玉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这“过目成诵”与“一目十行”便都是一种高级的速读。

1991年出版的《现代阅读学》的第十七章以大量篇幅论析速读，依次论证了速读的可能性、原理、必要性及速读训练的一系列技法，并明确指出：大力推行速读，是一项重要课题和不可阻挡的趋势，深信犹如西方的那种“快速阅读热”，也必将在中华大地出现。

1993年7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在峨眉山举办“全国首届读写双快讲习班”。我在这此讲习班上做了《国外速读发展述评》的研究报告，系统介绍了美、法、英、德等西方国家和原苏联、日、韩等国的速读发展概况及特点，令与会者大开眼界。同时，我还第一次提出了将快读与快写结合起来，创编“益智高效读写双快法”的基本思路，令人们耳目一新。

1994年，我已撰写出“益智高效读写双快法”的初稿，并内部印行，立即在德州铁中等学校正式开始读写双快结合教改实验，在德州还举办了由全省各地教师参加的读写双快培训班，收到很好效果。

1995年暑期，由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与绵阳市教委联合举办“语文教学现代化与读写双快讲习班”。我提交了“德州铁中读写双快结合实验实况教学录像”，让与会者目睹了这项实验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效果，引起了极大震动。

1996年，读写双快结合实验被山东省教研室列为省语文教改重点课题，并确定了梁山一中等30所学校为“首批实验学校”。为推广读写双快法，以教研室的名义在威海、泰安、菏泽等地先后举办6批“读写双快骨干培训班”，同时在当地“借班上课”，效果显著。(详见《快读快写 实效高效 前途光明——王继坤教授读写双快法反馈信息辑录》)

1997年10月21日，第三次全国读写双快讲习班在湖南邵阳市召开，与会者近千人，该市三区九县同时进行大规模读写双快教改实验，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继四川绵阳之后，又一个地区性读写双快教改实验区。我被该市教委教研室特邀与会指导，并做《读写双快法与语文教学改革》的报告，深受欢迎。

1999年，由我主编的《现代阅读学教程》出版。该书除论述了速读的意义和原理外，着重速读的十大训练技法，即良好心态训练法、视觉技能训练法、智力开发训练法、无声阅读法、计时阅读法、意群阅读法、提要抓关法、整体阅读法、一目十行法、变速综合阅读法等，并附有思考练习题。如果说“读写双快法”的实验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那么，“教程”的出版则开辟了又一个重要而广阔的领域——大学生及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人们。经调查和实验证明：当代大学生更迫切需要速读能力的培养，他们也特别青睐速读法。

2000年，《益智高效读写双快法》历经十年的研究，并在全国各地百余所中小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验之后，于2001年5月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著名教育家、国务院学位委员、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先生为之作序，著名语文教育家、全国中学语文教研会会长刘国正先生题词。读写双快法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报刊予以大力推介，在学界也受到很高评价。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曾祥芹教授指出读写双快法是“语文教育高科技”，“开通了文章生产和传播的高速公路，共同跨进快读快写比翼双飞的新征程。”中国阅读学原会长董味甘教授称赞“益智高效读写双快法”是“国内领先之科研成果，学科领域最新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读写双快法”不是一味求快，而是以对广大青少年智能开发为基础，遵循读写规律，重在提高效率，将古已有之、行之有效的快速阅读法与快速作文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高效的新的读写训练体系。我们在全国各地区的上百个实验学校的实验也取得成功，收到大量实验报告及实验者的体会，编成《快读快写实效高效前景光明——王继坤教授读写双快法反馈信息辑录》，可知该方法以实际效果得到广大实验者、使用者的普遍欢迎和认可，《中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都把作者作为封面人物强力推介，曾产生全国性影响。

我在德州学院进行《现代阅读学教程》试用试验时，我们同时把“速读”引入其中，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这是与当今社会进入以“信息爆炸”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分不开的。在知识海洋中弄潮的当代大学生能否迎接这一新的挑战便成了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而阅读的慢速低效已成为制约他们提高学习效率的“瓶颈”。而速读便是交给大学生们一把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利器。有了它，在呈几何级数迅速膨胀的纸质和网络知识海洋面前，定当会成为立于潮头的弄潮儿。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编写了《大学速读训练教程》。该书于2005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在德州学院等学校试用，取得良好效果。当时在德州学院的6个系，8个专业，14个教学班的500余名文理科学生教授速读法。做法是先对每位受试同学阅读速度与阅读效率进行“摸底检测”，以此作为基数。然后进行速读训练，且每周都要进行检测。待训练一月或一学期结束时，再进行严格的“综合效果检测”。检测采用世界通用的阅读效率公式，即：阅读效率=阅读字数÷阅读时间×理解率。这表明速读绝不是一味求快，而是既重速度又重理解，重点是阅读效率。根据上述办法，我们采用新的“速读训练教程”对学生进行系统训练，仅用一个月时间训练学生的阅读速度与效率便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物理99级1班平均读速由每分钟313字提高到734字，阅读效率由平均每分钟233字提高到515字。中文2000级平均读速由摸底检测时的每分钟488字提高到综合效果检测时的982字，均提高了一倍左右。正因效果明显，所以速读训练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在收回的478份问卷调查中，填“大有收获”的267人，占56%，填“有些收获”的218人，占43%。

令人遗憾的是，在高校开设阅读学课和引入速读的实验取得初步成果，正应大力推广之际，我本人于2003年到了退休年龄，虽又返聘一年，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仍抓紧进行实验。但至2004年即不再返聘，我也应聘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任文学院院长，在校同仁坚持一年后这项实验也就停止了。

2008年中国工商联书业商会成立“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制定了许多令人振奋的全民阅读的活动，诚邀我担任“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我欣然参与，希图为全民阅读尽微薄之力。这个委员会领导之一的邢沙子先生在看过我的有关著作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如果有官方背景，比如你主编的《现代阅读学教程》能经教育部批准列入高校课程，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学科的‘泰斗’，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好说了。”我没有当什么“泰斗”的奢望，只想为全民阅读事业尽些微薄之力，圆我一个梦想。

我相信中央电视台《朗读者》的制片人、主持人董卿女士曾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当你真想做一件事情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如今，在京任职八年后我又回到山东德州的故居，自己也已进入古稀之年，开始了真正退养生活。但我仍存一种梦想，壮心不已。那就是我现在还要坚持做如下这三件事：

第一，我想把我有关阅读的研究成果全部奉献出来。拟找一家慈善机构或做公益事业的单位将其推向社会。因为我坚信这些成果是可以造福青少年，造福社会的。

第二，我想找一家有意为全民阅读事业尽力，且有开拓市场能力的出版机构，请他们将我这一生的研究成果再版推向社会。同样我不要稿酬，只求有更多发行量，让更多的读者受益。因为我深信这些成果是有用的，并坚信现代阅读学必将大行于世。

第三，我还想向我们的主管部门——国家教育部直接建言，再次大声与呼吁：“开设阅读学课非常必要，应让其尽快走进大学课堂！”

这三件有关阅读学的事，不管最后成功与否，但至少我努力了，人生就不留遗憾。但我更相信，将会遇到更多热心于全民阅读事业的仁人志士、仗义友生，念我拳拳之心，为之赞襄助力，为“开展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圆我“阅读学之梦”。

〔1〕 曾祥芹.阅读学新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2〕 王继坤.现代阅读学教程[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3〕 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Reading·Teaching·Writing:My Love Knot Complex on Reading

Wang Jikun

To emphasize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books and reading science, the writer makes a review on his teaching career in Dezhou University, it makes a great edification on readers.

Reading; Reading science; Teaching; Reading promotion; Writing

G252.17

A

王继坤，德州学院教授，原北京人文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