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旦旦

□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本土化以及“实用主义”策略刍议
——从福柯的知识权力论谈起

施旦旦

二战之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浪潮促使社会工作开始产生对“本土化”的讨论。从福柯的知识权力论来看，主流社会工作知识生产复制东西方知识生产的权力位阶关系，反映了知识论述的单一化、地方性的知识价值被贬抑。因此，本土化要求知识生产从原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并且作为一种在地响应，本土化的价值应该获得肯定。而对于当前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和出现的问题，实用主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实用主义策略秉承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化，使得我们看到社会工作发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但除此之外，更应该探究实用主义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论述效果，如果在实用主义逻辑下，依然追求西方先进技术，反而会导致本土知识的失落和无法累积。

本土化；知识权力论；知识生产；实用主义

一、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浪潮

当代在社会科学中的本土化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后殖民主义的现象。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学术上都遭受了殖民主义，因为社会科学，像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由西方移植到殖民地来帮助稳固其统治权力的手段。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知识上的去殖民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自主性来说都是重要且必要的。①Atal, Y.“The Call for 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81：33(1)。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加强了对于文化“真确性”（authenticity）的呼唤。Boroujerdi总结了社会科学本土化支持者的论述，他指出除了一部分的论述认为欧洲中心的假定殖民着社会科学，一些支持者还抨击西方哲学的假定和原则，像是客观理性、人文主义以及宗教和科学二元主义等观点。他们提倡发展基于本土的学术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新的概念和理论，来建立本土的社会科学。②Boroujerdi.M.“Subduing Globalization: The Challenge of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in R. Grant and J.R. Short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rgi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台湾学者杨国枢致力于推动本土取向的心理学研究，提出了“本土契合性”的看法。黄光国认为就台湾的学术领域而言，本土化即是源起于意欲摆脱北美或西欧的学术宰制，让知识生产不再有“加工生产”的性格。③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第3页。杨弘任认为在台湾社会，所谓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研究现象的本土化”，第二类是“研究概念的本土化”，第三类则为“研究典范的本土化”，视为本土化研究可能演变的三个步骤或时间上的历史进程。①杨弘任：《地方知识与在地范畴：本土化的一种进路》，载于《社会科学本土化之反思与前瞻》。嘉义：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主编，2009，第367～380页。台湾学者Mau-kuei Chang提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三种模式：跨国模式、理论推理（theoreticalreasoning）模式和扎根模式。跨国模式主要批判盲目应用西方理论于非西方社会中，强调本地研究应该基于本土学者为主位的研究。理论推理模式主要聚焦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反对西方社会科学帝国主义的统治。扎根模式强调通过细致田野工作而扎根本土研究的重要性，要求本土的学者发展出与本土相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程。②Chang, Mau-kuei.“The movement to indigenize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origin and predicaments”. In J. Makeham＆A-chin Hsiau（Eds.）, Cultural, Eth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Bentuhua. New York：Palgrave,2005,p.221-260.

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争辩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浪潮带动了社会工作对于本土化的思考，社会工作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概念最早在1971年的第五次联合国国际性社会工作训练调查中被提及，提到了美国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其他社会的不适用性。本土化被界定为“将社会工作的功能和教育与某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过程”。以此为端倪，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始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同时，在21世纪初，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界并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社会工作本土化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性，其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守则、理论模式和实务技巧等在全球范围的扩散。社会工作本土化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学界一个讨论的议题，有学者对本土化抱持质疑的态度。

Huang & Zhang质疑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并对本土化的提法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支持者盲目地拥护现存的本土化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或盲目地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工作者成为维护带来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的帮凶。③Huang Yunong& Zhang Xiong.“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8，51(5).按照Huang & Zhang的观点，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国际化的专业，有其核心的内涵与价值，讲求对不同制度、文化和环境的敏感性，所以本土化的要求本来就是社会工作的题中之意，本土化应在国际社会工作框架范围内具体讨论，无须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讨论的议题。而且，本土化论者强调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需要应在本土文化情境中解决，这是一种空洞的说辞，文化具有流动性，文化认同更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甚至特定的文化也存在着内部的变化和发展，对文化应该抱持去中心化和去本质化的态度，将某一社会的文化笼统化约为一种文化，例如中国社会文化就等于儒家文化，找寻儒家文化和西方社会工作内涵之间的契合点，将此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目前在本土化研究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如钟桂男的“儒家社会工作”在儒家理论、道德观与技术作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价值观及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模式④钟桂男：《儒家社会工作学的教育与实践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1）。，以及黄耀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社会工作契合之处，其背后不乏这样的认知⑤黄耀明：《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社，2012版，第25～44页。。在向荣、陆德泉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守成主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粹的角度来反思源自欧美的社会工作价值和知识。文化守成主义一方面很容易受到国家官僚体系的接纳，作为抗拒西方价值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很容易过度沉醉于文化浪漫主义，比如所谓中国五千年文化和儒家文化。①向荣、陆德泉：《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学的服务学习》，载于杨静、夏林清主编《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 85～102 页。

因此，李洁文认为应该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本土化其实是面对现代化与传统的断续性和兼容性的问题，可以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深入理解传统和现代在普罗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里所构成的复杂性和吊诡性，以及如何相互兼容和排斥。②李洁文：《社会工作文化问题探讨：从社会科学本土化到社会工作文化反思》，载于何洁云、阮曾媛琪编，《迈向新世纪——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新趋势》，香港：八方企业文化，1999，第391～413页。

正如Gray指出，时至今日，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对“需要来创造一个话语空间来生产本土的（社工）模式”③Mel Gray.“Indigen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 response to Yunong and Xiong (2008)”.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0,53(1).这一观点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Gray and Fook提到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的论述基于两个文化前提，第一，社会工作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产物；第二，本土化是后现代性的，因为它质疑西方社会工作的支配地位和寻求响应在地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④Mel.Gray & J. Fook.“The Quest for Universal Social Work: Som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Social Work Education, 2004,23(5).Mel Gray & John Coates认为本土化可以有两股潮流构成，一股是后发展国家的本土化，另一股是在发达国家对于土著和印第安人在教育和实践方面的本土化，本土化最初源于质疑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模式在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本土化既是多样性与专业化对抗的结果，也是西方模式对于非西方社会境遇不能完全奏效的产物。⑤Mel.Gray,.& Coates,J.“Indigenization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Exte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0,(5).Mel Gray & John Coates拓宽了本土化的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定势的本土化即是由一国到另一国的现象，提出即使一国之内也存在着由中心向边缘的本土化问题。

反抗社会工作的“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是进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大助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主要兴起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反殖民主义思潮和不结盟运动的影响，旨在质疑欧美社会工作的专业帝国主义。⑥卫小将：《全球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与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15（1）。James Midgley认为本土化主要指合适性，其意思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必须适切不同国家的需要和社会工作教育必须适切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需求，旨在反对欧美的专业帝国主义，因此其本土化主要指社会工作模式和教育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应与当地实际相契合。其认为本土化旨在反对欧美的专业帝国主义，因此其本土化主要指社会工作模式和教育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应与当地实际相契合。⑦James Midgley“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Heineman,1981.Malcolm Payne&Gurid Aga Askeland质疑国际标准化的社会工作，认为随着全球后现代的来临，全球化以科技与文化力量更有效率地进行看不到的剥削，因此提出适切的国家社会工作职能，是与普世主义的社会工作职能对立的，质疑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其社会工作职能的建立包括了重视知识效力验证的建构、脉络化的思维和文化转译的认知与行动方式。⑧M alcolm Payne & Gurid Aga Askeland：《全球化与国家社会工作：后现代的变迁与挑战》，李明政译，台北：松慧出版社，2012，第 277～290页。

三、以福柯的知识权力论来看“本土化”

福柯认为从18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形成各种有关主体特征的科学论述；到19世纪基本形成了一个涉及人的各个方面的学科体系从身体到精神和灵魂这些人学确立了自己的领地、对象和真理标准，发明出各种专业技术手段，对人进行精细而连续的监管、纪律管制和训练力图保持正常人状态。①Adrienne S.Cham bon，Allan Irving&L.Epstein：《福柯与社会工作》，王增勇等译，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第36～40页。至此，现代权力体制发生了转型，它不再是独断专横的君主权力，而是变得需要依靠科学真理的论述，借助于专业技术手段，深入到人的生物体和内在灵魂。学科知识体系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真理体制。②郭伟和：《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5）。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藏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论述形式的知识。

知识论述和权力被认为是一体两面，知识所在的地方往往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福柯提醒我们警惕知识（论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露隐藏于社会工作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目前的主流的知识生产还是复制了东西方知识生产的权力位阶关系，唯欧美马首是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反应在知识论述的单一，一些地方性的知识价值被贬抑。就像Geertz认为知识应该是地方性的，特定意义产生于特定文化，一个成功的跨文化理解必须借由把理解对象放回相应的适切文化脉络来还原其意义。地方性知识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脉络里的意义框架、符号沟通媒介和社会表征系统，其构成性要件包括事件、规则、习俗、信仰、符号、程序以及人们的情感、认识和道德，这些地方性知识产生了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共同体行为方式、本土的意义构成规则、意义生成方式和行动策略。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可以打破普遍知识(grand knowledge）的垄断，在地方脉络的土壤中长出不一样的知识花朵。

从福柯的知识权力论来看，本土化要求知识生产从原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更多的知识论述能够被看见和听见，并认知到知识是处境性的，对于知识的普遍性提出疑问，这无疑是本土化所召唤的认识论立场。③陈高凌、陈丽云：《中国文化及研究：在社会工作教育及实践中应用》，载于曾家达、王思斌、殷妙仲主编《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5～57页。从这一点来说，将本土化看作是后现代社会工作取向的，通过本土化来创造一个空间，使得社会工作发展和知识呈现可以有不同的面貌，并且由此来抗衡西方中心的、单一化的社会工作样貌。本土化应该是流动的、多样化的和具有差异性的。此外，本土化既然带有后现代的属性，就不应该是单一标准和宏大叙事，而应该从脉络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来生产本土化的社工知识。并且对于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更为敏感，防止本土化过程中再一次复制东西方不平等的位阶和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土化的目标在于翻转主流的西方社会工作模式，给予本土解决方法和实务模式更多的优先关注。

跳出争辩东西文化的差异或冲突，本土化应该放在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脉络下进行理解。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应该被看作是文化、历史、殖民化和现代化之间交互的反思。而社工知识除了“是不是从自己的文化脉络当中长出来”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知识权力的宰制议题。从本土化关注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及知识生产模式，而不仅仅是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如果从知识生产模式来看，既有的社工知识生产模式倚重西方理论知识而使之成为全球知识的典范，而本土化释放出一些空间，让在地或本土化的知识重新回到知识生产的主体，不再复制既有的社工知识生产权力关系，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工知识形态，而不是继续颂扬跨脉络下的共通性，依然在追逐共同的标准，例如全球（社工）教育的标准。

本土化既是后现代背景下对在地知识生产的要求，也是一种响应。从这一点来说，本土化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获得肯定。

四、“实用主义”策略下的本土化逻辑

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导致产生了许多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献。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范例具有独特性，不能够过度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①Yan.M.C.“Towards a Pragmatic Approac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wo assumptions of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4,vol.6(1).

一直以来对于本土化的讨论暗含两个有问题的（几乎不被讨论）前提假设，首先，在国际社会工作的文献中，社会工作被假定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包含了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部分，包括价值、知识和技巧。因此，社会工作的输入就被认识是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其次，社会工作价值是这一揽子交易的基础，而在对本土化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文化成为核心议题。②Gray.M&J.Coates.“From Indigenization to cultural relevance”.inM.Gray,J.Coates and M.Yellow Bird(eds)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 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Aldershot:Ashgate.2008.p.13-29.梁镗烈探讨了香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认为香港社会工作界即使较多讨论有关本色化（本土化）的问题，可是他们的着重点是在于讨论东西文化不同如何影响实务工作的成效，这样的论述正又再次强化专业霸权主义中对西方社会工作的科学性看法，认为西方建立的社会工作是经过实证研究的验证，理论上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只要调节好这些知识的非核心的部分（例如，文化），其核心部分仍可使用的。③梁镗烈：《社会工作本色化初探》,1999，sociology.sysu.edu.cn/.../33c0d486735665eb75232b2b0b1e84b9.doc。

Yan Miu Chung引用Payne（1997）的观点，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出来的活动，它附属于一个复杂的理论、专业及服务网络，因此，只有在参与者所在的文化脉络下才能真正了解它。阮曾媛琪（2000）从建构论角度开展了对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她认为社会工作本质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都有它不同的演绎，是由当时的参与群体集体互动而建构成的。因此，Yan Miu Chung认为，理解本土化应将社会工作的价值“去中心化”，而采取“实用主义取向”（a pragmatic approach）。中国文化有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具有实用主义传统，“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取向强调相对于社会工作价值，社会工作者更应该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满足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不同的行动者带有不同的文化视框来挑选和协商西方社会工作中的不同部分，并使之整合和替换现存的本土的社会照顾实务。不同的社会价值的意义也可以处在不断的话语性的建构过程当中。④Yan.M.C.“Towards a Pragmatic Approac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wo assumptions of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4,vol.6(1).

殷妙仲（2011）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本土化是外来事物与本土事物产生不同的混合模式，并且有三个互为影响的假设，即事物本身的性质、本土内是否已存有与非本土引进的事物类进的事物、本土社会的状态。本土化就是本土与非本土事物的不同元素和成分被采纳、结合和排斥的过程，最终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建构概念论述框架，去话语性地（discursively）整合这功能性混合的新模式。有关的话语性框架并不能凭空杜撰，它必须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换言之，它必须为这混合而成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提出一个合理且有用的功能性解释，问题不是哪一个论述更准确，而是哪一个更能话语性地让中国社工有效地发挥其特定的社会功能和角色。⑤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1）。Yan Miu Chung认为Walton & Nasr（1988）本土化三阶段的讨论，过分聚焦在文化合适性议题，尤其表现在对社会工作价值的规范性论述，对本土化的理解被局限在前面两个阶段。通过对文化和社会工作价值的去中心化，实用主义的取向提供了一个理解第三阶段真确化或土生化如何运作的概念可能性。①Yan.M.C.“Towards a Pragmatic Approac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wo assumptions of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14,vol.6(1).

实用主义策略是目前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分析，实用主义的观点立足后结构主义，不仅对文化进行去中心化，也对社会工作的价值进行去中心化和去本质化，如果说Huang 和 Zhang是从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消解了文化中的总体性和同构性，重视异质性和开放性，但依然固守对社工价值普同化和本质化的认同，那么实用主义的本土化策略则更加往前迈出一步，将社会工作价值的本质也一同被消解。后结构主义否定了社工价值的本质化和中心化，社会工作就像洋葱,虽有许多包裹，但里边没有核心, 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核心，因此可以切分成不同部分。所以，对本土化的实用性解读，其实是对后结构主义视角的深化，将社会工作价值进一步去结构化和去中心化。后结构主义的观念昭示更大的流动性、更多的差异性，跳出某些未经省思的僵化条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看到本土化存在的无数可能性，这本身具有深切的意义。因此，作为一种更加彻底的后结构主义策略，实用主义看似新颖，实则是“旧瓶装新酒”，是对后结构主义的一以贯之。

实用主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当前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和出现的问题。实用主义策略既是出于政治敏锐性，对西方意识形态过滤筛选之后的皮肉分离，同时也呼应了当前功能主义②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2011（4）。知识生产的需求。而这样的一种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作为本土化发展的策略，不如说更像是筛选符合自身需求知识的工具箱，里面可以承载不同的知识体系，放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下呈现出不同的知识生产样态。

因此，当我们用实用主义策略来解释本土化的时候，更应该关注在实用主义策略下生产出了哪些本土化的知识论述，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如何。中国刻意将社会工作包装成科学性知识而非带有意识形态的救助，有意淡化甚至过滤社会工作中的部分价值观，注重在技术和方法论层面③殷妙仲、曾家达：《再思本土化：当本土化的与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相交》，载于曾家达、殷妙仲、高鉴国等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加拿大华人学者的回顾与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4～138页。，如之前以证据为本的实务（EBP）在社工学界大行其道，关于以证据为本的实务（EBP）的研讨会、论文和相关讨论都甚为红火，甚至成为社工专业各方势力兵家必争之地。当这样一种科学和专业化的知识论述成为主流论述，其背后有着专业精英对自身权力巩固的要求，不排除有部分专业教师通过推行EBP在学术利益圈中分得一杯羹，展现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刻意引导，造成知识形态的另类排挤效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策略往往会与功能主义取向的知识生产进行合谋，强化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从而影响本土化发展的路径。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不同的本土化的境遇中，可能最终呈现出不一样的知识生产路径，正是因为实用主义消除本质，足够延展，所以它可以被不同取向的知识生产者操作，如在中国就产生了强化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取向知识论述的权力效果。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科学中的本土化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浪潮中兴起，意欲摆脱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殖民性和权力宰制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本土化的要求与福柯的知识权力论不谋而合。福柯的知识权力论让我们看到知识生产的不同面貌，也召唤了知识必须从自身社会的脉络中长出来，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运用，反对放诸四海皆准的宏大理论，集中反映在对于本土化的探讨和本土化论述背后的权力关系。

而用实用主义的策略来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用主义的观点立足后结构主义，不仅对文化进行去中心化，也对社会工作的核心——社会工作的价值进行去中心化和去本质化，实用主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当前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和出现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工作道德和政治实践的基础日益萎缩的今天，实用主义似乎不能满足我们对于社会工作本质和任务的探寻。而解构了价值道德的普同性和本质化之后，社会工作会不会丧失了专业安身立命的基础，社会工作实践成为工具性实践(instrumental practice)，呈现出去道德实践与去政治实践的事实，值得警惕。因此有人担心，在实用主义的旗帜下，社会工作实践成为工具性实践(instrumental practice)，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马志强认为，这种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与满足社会需求。但是,这种工作模式究其根本只是我国原有工作模式的延伸和变形,而不是实质性的改变。在实用主义框架下，我们只是延续原有的知识生产的老路子而已。①马志强：《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中山学刊》，2010（1）。

此外，当我们将实用主义作为本土化的策略拿来就用的时候，在实用主义的幌子下，中国社工专业的知识生产似乎依然在追求“西方先进技术”的逻辑，对于本土化的讨论只停留在表层的文化和理论的套用和契合上面。对于我们而言，探究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论述效果，而不认为实用的就是好的，一味鼓吹实用主义取向。需要突破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以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考，需要反省专业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批判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缺乏本土脉络的各种新名词“乱花渐欲迷人眼”，导致本土知识的失落和无法累积。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the discussion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led social work to pay attention to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indigen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knowledge,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social work replicates power relation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ch refl ects the singularity of local knowledge. Thus,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as a response to local knowledge production,the value of indigenizationshould be affi rmed. A pragmatic approach can be explained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Pragmatic approach adhere to the post-structuralism,so we can see the fl exibility and diversity of social work.But when we apply pragmatic approach, we should explore the power relations behind it and discuss the effect. If the logic of pragmatic approach still pursues western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result will be the loss of local knowledge.

Keywords: social work；Indigenization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knowledge;Knowledge production;Pragmatic approach

（责任编辑：卫小将）

A refl ection on Pragmatic Approach and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knowledge

Shi Dan-dan

施旦旦，台湾政治大学社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工作、质性研究。（台北，1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