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辉

『一元年薪』避税让工薪阶层情何以堪

程辉

今年两会期间，“个税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和社会各方热议的焦点。据报道，有部分私营企业主或企业高管有丰厚的股权收入进账，却以不拿工资或拿“一元年薪”的形式避税。

“1元年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而且数量奇多。在美国，很多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CEO或者董事长却拿着“全球最低”的薪水——1美元。随后，“一元年薪”也传到了中国。

大家也都知道，企业高管一年数百万的年薪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国内近几年有不少公司高管都表示自己只拿“一元年薪”。这其中包括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乐视创始人贾跃亭、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等。

有些人听到这个“一元年薪”会惊讶，为什么要把每年几百万的薪水就这么扔了？其实，“一元年薪”这件事在国内还属于比较少的现象，但在国外早就已经有企业这么做了，比较著名的有克莱斯勒总裁李·艾科卡。

一般来说，企业高管拿“1元年薪”多数是在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这是高管在向公司内外表达的一种态度，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联系在一起，表示一定会扭亏为盈或是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此外，企业也能省下每年数百万的成本，投入到运营当中。

每年只领1元薪金，大佬们真的这么傻？“1元年薪，给闺女买个棒棒糖都不够。”说这话的是乐视的老板娘甘薇。“1元年薪十年都买不起一杯奶茶.....”网友调侃京东老板刘强东。有人会问，这些大佬们为啥要1元而不是一分都不要呢？因为在国外，合同成立必须要有对价，即为约因。这1块钱就是对价。那像贾跃亭、刘强东这样只领1元年薪的人，真的是为公司白白奉献吗？精明的商人们早就为自己在“1元年薪”的背后设计好了一套周密的“致富经”。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高管拿“一元年薪”都是出于为企业考虑的目的。3月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犀利地点破了其中原委：有的企业高管拿1元工资，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企业的费用上。最简单的案例是，企业家需要买一套家具，那么完全可以将家具的支出计到企业的开支内，但家具实际进了企业家自己家里。企业的成本做大，利润变低，缴纳的税收也就减少;与此同时，企业家本身的消费也不会受1元年薪的限制。相比工薪阶层，显然企业家避税的手段要多得多。

有些企业高管虽然拿“1元年薪”，但可通过报销的形式解决个人生活消费。若一个人既是企业股东又是高管，那么他既少交了个税，也少交了企业所得税，这是一种偷漏税的行为;若这样做的人只是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东之一，这样做就侵蚀了企业利润，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计算，一位企业高管如果一年拿100万元工资、薪金，将缴纳40多万元个税。而如果这位高管拿一元年薪以及100万价值的股票期权，应适用20%的税率，需要缴纳20万元个税，这样一来，可以避税20多万元。一些董事长和总经理虽然只拿1元年薪，但他们平时所有的开支可能都变成了企业的成本和费用。真可谓“套路太深”。

高个税看似针对的是高收入者，而事实上中低收入这才是贡献税收的主力人群。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之后，月薪超过

3500元的人才需要缴纳个税，那么去掉3500元以下的群体，按说缴税的阶层很广泛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富人群体避税的手法很多，真正成为缴纳个税主力的还是工薪阶层。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采取分类所得税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很简便，但是分项计征让一些高收入者可以把多元化的高收入“分散化避税”。据统计，中低收入者提供了65%的税收贡献，个税沦为“工薪税”。由此形成我国“高收入群体税负轻”、“中低收入者税负重”的奇特现象。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工资是其主要的收入，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没有什么避税的途径，反而成为了个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企业高管通过“一元年薪”避税，而穷人却在为富人“掏腰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部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0809元，折合月平均工资为4234元。有专家明确表示，目前缴个税的大多为工薪阶层。一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单身白领月薪16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每个月大约交1800元的个税，而他的房租仅仅1500元。“每个月交的税比我的房租还要高。”该白领说道，“尽管每个月到手工资过万，但是在北京买房仍是不敢想的事情。近两千元的个税是我每个月最大的单笔支出。”

而高管大佬们的收入来源和构成比较复杂。据2007年美联社对世界500强CEO收入的不完全统计，工资仅占他们收入总额的9.5%。而对于11位收入总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CEO，工资所占的比率仅为2.7%。因此，占比极低的工资并不是大佬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占高管年薪收入的45%，几乎将其年薪砍掉了一半。但通过1元年薪，高管们可以有效避开缴纳个税，只需把个人开销算在企业费用上，省下了一大笔钱。

再加上高管们本身就拥有公司大量的股权，收入只多不少，因此，老百姓完全不用担心大佬们费心劳力付出一年，却只领一枚硬币。

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者“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

以美国为例，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

而在我国的税制下，占有社会财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60%的个税是由苦逼的工薪阶层贡献的。从而形成了以穷人为主要纳税主体的奇葩的税收结构。

这种情况造成一些问题，很多私人老板不拿工资，因为把钱放在企业里交的税反而少。另外，一些年薪一、两百万的白领们，有条件将发工资的地点选在香港、新加坡。这就造成中国个税大部分是低收入群体交的，高收入群体只占小比例。

原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仍然是领工资的我和领一元年薪的你。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个税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实行的是分类税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股息红利等资本类为比例税率20%。这些年虽有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级距等改进措施，但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变化等新形势已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对于分类征收，大家最大的感受便是“把工薪阶层管住了”，因为工薪阶层的收入来源很单一，可能就只有工资收入。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构成非常复杂，分类征收反而不能把全部收入统一到一起缴税。

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税率不仅都低于我国，而且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有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我国个人所得税这种高税率，至少带来两大危害。

首先是工薪阶层尤其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税收由单位代扣代缴而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国个人所得税的70%左右来自10%的高收入者。

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

其次，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我国这一制度设立之初，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3.5块，一般人达不到800元纳税门槛，能按45%税率缴的屈指可数，政策聚焦作用非常明显。现在，“调高调不到、扩中扩不了”，等于让穷人为富人“掏腰包”。

一些企业高管之所以通过“一元年薪”避税，主要还是跟违法成本和监管程度有关，与个税税率高不高没有直接关系。在任何税制条件下，都难以完全防止逃避税现象发生。即使把税率下调到25%，年薪百万的老板仍要缴20多万元个税，他还是有避税的冲动，仍有可能拿“一元年薪”。一些高收入者可能薪金只拿一元钱，但其收入更多体现在股权等方面，这部分收入在取得股息、转让时依然会被相应征收个税。但是，同样一笔百万元的收入，如果在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下，适用最高45%的税率；而在股息红利、财产转让项目下，适用税率只有20%。这可能是一些高收入者放弃高薪，转为股权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年入百万者却以“一元年薪”避税，让工薪阶层情何以堪。个人所得税改革关系百姓切身利益，要堵塞各种“钻空子”式的避税漏洞，就应加大逃税违法成本，切实解决“一元年薪”问题。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要解决不同收入来源造成的税负不均，应逐步把一些常规性收入项目合并到一起，按年汇总纳税。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的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正如格力掌门人董明珠所言，“税的高低不重要，做到公平最重要。高收入者多交税，低收入者少交税，或者干脆不交税，以此调节社会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实践告诉我们，税收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福利社会的摇钱树、和谐社会的调琴师。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才可以真正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更好地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感。税收公平，比“一元年薪”更应值得关注。在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纳税体制上，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