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权

百年新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综述

高周权

2017年1月6日，由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 “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百年新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在中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省各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与会。省社科联副主席刘宏兰、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姜健副局长、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段超、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何静出席了会议，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此次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分别由刘川鄂、陈国恩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首先介绍了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历史，及新一届学会的筹备过程、恢复的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会议选举了王泽龙为学会会长，陈国恩、樊星、方长安、李俊国、刘川鄂为学会副会长，张岩泉为学会秘书长。会议以 “百年新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为议题，集中探讨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观”、 “现代文学学科特征”、 “现代文学辨伪批判”、 “百年新诗与传统关系反思”、 “‘新世纪旧体诗词’热冷思考”、 “鲁迅研究”等十多个问题，既有整体思考又兼顾到不同文类和个体作家的研究，学者们畅所欲言，热烈中不失冷静，问题意识谨严，洞见卓然，回顾与反思之中充满探索求真的勇气。

一、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回顾与反思

王泽龙 （华中师范大学）作为学会新任会长发言，他以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观》为题。首先，他回顾了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光荣的学术传统和发展历史，褒赞陈安湖、陆耀东、易竹贤、黄曼君等老一辈学者高尚的学术情怀，真诚奉献的学术品格。他们带领湖北省新文学研究队伍开拓进取，为湖北省文学学科博士点的设立做出杰出的贡献，一批40—60年代出生的学生亲炙他们的学养，现已经成为湖北省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学者。今天，湖北地区学校之间的亲如兄弟般的学术情谊是他们精神的传递。新文学研究的创新而不失严谨、实证而不失灵气的研究特色是老一辈学者学风的延续。其次，今天处于信息化时代，学术合作、学术交流、人才的培养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我们学术的精神传递、学术思想与学术情感的交流，需要学会这样一个平台。他表示，学会得以在各部门、各学界同仁的支持下顺利恢复，有着充分的现实需要，由衷地值得庆贺。学会成立后将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有计划地开展学术交流，推动湖北省学科学术建设；二是开展学术合作，做好学术服务；三是为会员单位培养人才，为学会会员提供学术发展支持；四是发展学会会员，搭建学术交往信息平台。针对会议的主题 “百年新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不仅是语言文字、文学思想与文学形式、文学趣味的变化，还带来了文化的普及，开启了民智，解放了思想，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的全面交流，五四是中国思想文化新生的火种，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革新的圣火。古老的崇圣尚古情结让我们的文化失去了生机，是民族的生存自救孕育了五四思想火种，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化的现代文明，尽管我们有许多不满意。他从 “科学与革命”来观照新文学发展面貌，诘问 “我们的文学究竟受到了科学思潮怎样的影响？我们的文学传统应该怎样在适应科学传统中顺应与转化，继承中变革与创新 （而不是对立与对抗）？”他呼吁学界应从这方面去探索研究。面对“革命”这个沉重而又不断被质疑、被解构的话题，革命本身给人类带来什么？文学在革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他看来， “绝不是简单的否定与解构能够还原历史的，革命既包括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国革命 （民国文学视野也不能回避革命），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种种革命，革命与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紧密交织，血肉难分，我们的新文学与革命、新文学研究与革命无法切割，我们应该面对、应该重新发现、重新全面思考。”最后，他希望学界同仁，在学科边缘化、在科研项目化的学术体制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向老一辈学者看齐，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担当，应有的贡献。

李俊国 (华中科技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遗传”与 “病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征》。他以 “启蒙文化”、 “社会革命”、 “文学审美”三个关键词，申论现代文学的学科特征。从 “启蒙文化”看，现代文学学科具有 “中国社会转型期与新文化元典建构”的特征，以 “启蒙文化”为主体的“五四”文化，应该被定义为中国的新文化元典建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魂，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继承培护的文学遗产。 “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启蒙文化的精神底蕴，不能轻易被解构”。从 “社会革命”看，现代文学学科具有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及其非完备性”， “社会革命”应成为中国由 “天朝”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形态建制的转型路径，其现代意义非常明确，但仅以社会政治革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变革，不免先天地留有非完备性的遗憾。从 “文学审美”看，现代文学学科具有 “现代文学本体观与现代性的文学审美”，研究者应该注意 “启蒙文化”、 “社会革命”，如何化为文学审美，关乎研究者 “什么是文学”的本体性认识。从文学审美意义上来说，现代文学因为对文学本体功能的误解，对 “文学审美”的简单理解，留有大量遗憾。由上述论析，他得出结论： “遗传学”与 “病理学”共存，既是现代文学的特征，也是它复杂与悖论的品性。

金宏宇 （武汉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中国现代文学辨伪批判》，他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因受西方文学观念所囚，遗失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文本，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反思和重视。文学观念、文类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应该相应作一些调整。第二，对传统从 “文本——作品——文本”研究模式的反思，他提出 “文学文本四维论”的新文本观，认为完整的作品或文本构成应是 “四合”而成，包含虚、实、纵、横四个维度或四个层面，形成一种虚实相含纵横交织的文本整体，通过这四个维度，文学史写作、文学经典化问题都可以做一些调整。第三，他重点谈论了 “现代文学辨伪批判”问题，借鉴中国古典文献学辨伪方法，运用于现代文学辨伪研究。他以翔实的史料阐说现代文学史存在大量的伪书、伪事，主要来源于盗印生伪、剽窃成伪、译作出伪、归属致伪、构造伪事几方面的原因。他把百年现代文学辨伪大致梳理为论争型辨伪、政治型辨伪和学术型辨伪等几大类。在总结前人辨伪法的基础上，他强调： “前人的辨伪法自然可以借鉴和灵活挪用于现代文学辨伪，但现代文学辨伪也应该总结出适用于自身的辨伪法。”基于此，他提出四种重要的辨伪方法：利用手稿辨伪、依靠作家自述辨伪、通过文本互见辨伪、采取多法叠加辨伪。辨伪工作只是史料鉴别的基础性工作，辨伪即批判，在实际的辨伪的学术活动中，不仅要对所辨内容的真伪进行批判，同时也需要对辨伪这一学术活动、学术方法进行批判。辨伪工作不仅对当下文学界、学术界剽窃、造伪的文风和学风有一定的改良作用，而且更体现在学术价值意义的层面上。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知识与信念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 “增长点”的问题》。他提出把 “知识与信念”纳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至少能从两个方面展开相应的研究，即本体的层面和基于现代知识学方法的层面，用知识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的相关问题，如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从现代知识学的角度能展开不同的层面，发现别样魅力。他说，本体研究为什么是学术增长点？学界尚未有现代知识学的意识。在已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中并没有真正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 “信念”问题，即使有，也不是基于 “知识学”的，而是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宗教学的，而不是 “知识学”的信念所指。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们智慧的基础是知识，他们智慧的核心是经过实践、理性和良知确证了的信念，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文化、思想的创造性成果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知识及其结构的最显然特征是实践性品格和价值化倾向。他把中国现代作家的信念类型主要分为原型信念、模型信念和德性信念，这些信念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也在主体智慧的层面保证了他们的知识创新。基于现代知识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一览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知识及其结构与信念类型魅力，也能很好地解答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何以能创造众多的文学、文化、思想成果及这些创造性成果的可行性、可信性问题。同样， “现代知识学”的运用，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外国文学也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今学术发展的过程中， “知识与信念”的角度，是中国现代文学应该开掘的领域，也是值得开掘的领域。

二、百年新诗与传统的回顾与反思

刘川鄂 （湖北大学）的发言为 《新世纪 “旧体诗词热”的冷思考》，针对 “旧体诗词热”的文化现象，他指出，一百年前新诗取代旧诗成为主角之后，旧体诗词的创作与发表几乎处于小打小闹、自娱自乐状态，只是新诗主流下的暗流。旧体诗写作从1980年代渐多至新世纪热度陡增，构成一道壮观的文化风景，在这一过程中，旧体诗词入史呼声渐高，其地位及合法性问题屡被提及。他从四个方面论析旧体诗词创作热与呼声高的原因：一是部分人对新诗表现失望。二是旧体诗简短、直接、碎片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们网络时代碎片化生活的需要。三是旧体诗 “热”与 “国学热”结合在一起，是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表现。四是传统审美心理。他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 “危险的文化病相”，理由是，从旧体诗词作者队伍而言，大都属文学爱好者和创造力衰竭的老作家，不代表主流诗坛，是一种自发的群众诗歌潮流。现代诗是个人的自由之诗，格律诗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化的共名之诗。旧体诗词从语言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在公共领域的影响有限。他并不反对个人层面的旧体诗创作，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和审美经验，已经深刻积淀在人们的意识中，旧体诗创作会长久地持续着。但他也谨慎地强调旧体诗在面对现代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表现上的局限和局促，且不应以古诗来消解代表现代人审美意绪的新诗。

荣光启 （武汉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我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 “新诗百年”》。在荣光启的发言中，充满警醒、自觉的问题意识，对反思的问题有令人信服的史料依据。他指出一些当下谈论或理解 “新诗百年”中出现的一些倾向、非历史性的观照、误读，比如，脱离了新诗本身而去描述一种关于新诗成就的幻觉。在这样一个幻觉中， “我”和 “我们”分享着一个自我夸大的荣耀，实质上是在虚构一个整体性的自我形象。其次，对新诗文本，其实很多人，包括学术界和诗人，对新诗文本的那种理解非常有意思，非常简单。再次，对新诗诞生的历史语境缺乏了解，导致对新诗的评价往往是从单纯的审美的角度立论。他强调对事物 （诗歌）的了解应该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单向度的。最后，对于文学本身，对于新诗，其实今天我们谈论新诗百年，他觉得新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文体 （它牵涉着几千年中国文化、从旧诗脱胎而来），新诗的发生也特别有意思，这里面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强调对于新诗这种诞生、发展不过百年的文类，不要过早地谈论其成就。在谈及的 “新诗百年”的意义问题时，他对 “新诗百年”的 “百年”历史时限、历史起点进行追问，并以胡适留学日记里的 《答梅觐庄——白话诗》、对于 《蝴蝶》中文学先驱者的那种孤独感解读作为追问的理据。接着，他从传教士之于中国的教育、报刊发展的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全新的语言状态，来看现代文学的背景、1919年之前的白话文状况。他以中文和合本圣经， 《旧约·诗篇》的23篇、1900年官话和合本的 《约翰福音》、1909年于右任的 《元宝歌》作为史料，提醒人们对新文学的源头、新诗的开端重做思考。他认为， “新诗百年”只是一种想象并不是事实；对于很多人而言在乎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关于 “新诗的成就”的想象；对于很多人而言，关于 “新诗的成就”的想象，他们在乎的只是其中的 “我们”的成就。最后他作出结论：不要满足于 “新诗百年成就”的想象。新诗——现代汉语诗歌的这一种体式，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其诞生、成长至 “成熟”，可能还需要时间； “成熟”，不应该是自我评价，而是历史评价；应当更多地去思考 “新诗的发生”、“新诗的发生”与社会、文化等相关场域之关系、“新诗”给当代诗歌写作的遗产、近现代历史中的诸多未被人关注的诗人……这样的一些问题。

刘波 （三峡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百年新诗与传统关系的反思》，他首先强新诗在文学范畴内存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他提出一组关涉新诗与传统、学习传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的问题。在他的叙述中，新诗发生期的诗人们选择与传统的断裂，现在看来或许只是一个策略，而并非最终目的。他强调说： “如果说最初白话诗作为一种 “抵抗的力量”，它的成功在于策略的胜利，那么，此后真正接续上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则在于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力量，那是古典世界无法真正含括的丰富思想、意识和维度。” 1949年之后的新诗发展主流一度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政治抒情诗的号角、礼赞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畸形发展的产物，是它被政治所征用的结果，就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表演的道具。198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诗人们，对传统的态度仍然暧昧不明，传统在1980年代诗歌的接受上似乎就是一个灰暗地带。而1990年代也许才是诗歌真正回到内部进行现代性探索的时期，它包括叙事、思想和对传统的转换。诗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返回到自己的汉语传统。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转向对传统的重新认知，包括学者也在批评和研究领域作出理论支撑。然而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必然又面临许多新的困境，个体写作者面对古典这座岿然不动的大山，找不到具体的思路和出口。他强调，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必须直面它，而不是回避它，或选择刻意消解它，那种策略不是重蹈百年前的覆辙，而是要以另外的方式向传统构成更具张力的传承与转化。在这样一个向度上来理解百年新诗与传统之关系，可以更深入地领略到其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重要的是，要真正沉潜和落实到具体的诗人身上，寻找他们在面对古典和西方这两大传统时所持有的观念，所进行的实践，所发出的声音，如此方可明晓那一代又一代新诗人曾经或者说试图开创的本土化文学图景，而不是流于传统在整体影响上的泛泛之谈。

三、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周水涛 （湖北工程学院）的发言为 《“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输入与鲁迅国民性批判研究的变化》。他首先简要介绍了 “东方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批评话语，它的概念起源、复杂内涵、核心要义，及上世纪90年代初输入中国成为一种流行理论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东方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国民性批判发生关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东方主义批评话语引发中国文人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诱发中国学者怀疑鲁迅的“文化自戕”。他指出，东方主义批评话语论争的焦点是：鲁迅是否陷入新老帝国主义的文化圈套。论争产生了积极后果，给鲁迅研究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激发人们深入探寻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资源；知识考古学在鲁迅研究中普遍使用；促使鲁迅研究趋向理性化、科学化；建构中国版的东方主义批判理论。总之，他对东方主义批评话语的引入并运用于鲁迅研究所开辟的人文视野、方法创新报以积极肯定。

沈光明 （长江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鲁迅与沈从文比较》。沈光明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兼思想家的作家，惟鲁迅、沈从文两人而已，因为他们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完整的思路，还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在创作中加以形象地表达。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贯穿始终的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立人”。沈从文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他的价值就在于他一生对 “人性”的坚守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思想体系。他把沈从文小说里的人性阐述为三种表现形态，即自然态 （《阿黑小史》）、自在态 （《柏子》）、自由态 （《边城》）。他强调，鲁迅在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中，主要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其深度、广度、尖刻度绝无仅有。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是在城市与乡村这两大板块对比描写中进行的，而对比的重心则是人性的表现形态。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不同于鲁迅只局限于批判否定的层面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加强了对理想人性的探讨，完成了鲁迅只提出而尚未展开的三大启蒙任务之首，即什么是理想人性这一开篇课题。他也同时指出，鲁迅批判国民性，与沈从文在城乡二元结构对比的人生经验中寻找民族品格缺失的根源，不谋而合，主要表现在，其一，他们都有反物质、反文明、反知识的倾向；其二，他们都认为我们民族的病根主要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三，他们都对 “现代病”表示了深刻的担忧。

杨文军 （湖北师范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鲁迅研究的困境》。在这篇文章中，杨文军提出 “后毛泽东思想学派”、 “非鲁派”两种称谓，以区别鲁迅研究界的 “毛泽东思想学派”。 “毛泽东思想学派”以唐弢、李何林、陈涌、陈安湖为代表，他从陈安湖与王富仁、汪晖的系列论争中得出结论，指出 “毛泽东思想学派”的鲁迅研究最大的困境在于，像陈涌、陈安湖这样的 “务实派”也是并不惮于对鲁迅提出批判的 （这种批判常常成为其 “务实性”的表现之一），却未能对 “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性”提出同样的批判，自然也就难以对 “毛泽东思想学派”的研究模式本身作出反思。 “后毛泽东思想学派”以王富仁、钱理群、张梦阳、汪晖等为代表，他们颠覆了 “毛泽东思想学派”的研究模式，对 “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有所批判，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鲁迅的 “局限性”作出批判，但根深蒂固的 “鲁迅情结”使他们不愿也不能将这种批判付诸实践。作为对立面的 “非鲁派”能够摆脱对鲁迅的崇拜，进而作出有挑战性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各种立场化的偏至之中，未能完全击中鲁迅之要害。这就使得195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始终处于总体性的困境之中。最后，他强调，要超越困境，有待于以 “平等”、 “独立”姿态研究鲁迅的新一代学人的崛起。

四、其它文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龚举善 （中南民族大学）的发言为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逻辑与现代品格》。在回溯20世纪报告文学的世纪症候、发展演进的景观中，他认为将20世纪概括为 “报告文学的世纪”是言之凿凿、名副其实的。他从三个方面来阐述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逻辑与现代品格问题。发生机制基于社会生活机制、艺术表达机制、媒体传受机制。他把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三次高潮：1930年代 “抗战救亡”的报告文学；1950年代 “国族认同”的报告文学；1980年代“睁眼看世界”的报告文学。并用充分的文学史事实证明这三次报告文学高潮的确切性。就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发展状况，他以丰硕的报告文学实绩为事实依据，归结出六种态势：一是历史反思性报告文学空前走俏；二是时事追踪性报告文学的全面勃兴；三是高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的强势运作；四是道德与法律审视性报告文学的深度开掘；五是文化关怀性报告文学对于知识文明的着意保留；六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而出现的生态忧患性报告文学大出风头。最后，他把报告文学的三大品格总结为：现实关怀、自我形象和矫治功能。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当代戏剧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中国当代戏剧在剧本创作和演剧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且一些文学剧本和舞台实践也将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宝贵财富。但他的发言着重在于对中国戏剧在历经艰难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反思，首先，他指出 “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戏剧文化生态真正从舞台演剧艺术到剧本文学创作得以全面确立，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开始的，其间虽出现过 “文革”期间京剧现代戏独霸剧坛、戏剧现代化进程被阻断的悲剧，但新时期以后戏剧的健康文化生态很快得以恢复。其次，中国当代戏剧尤其是前30年戏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带有全局性的，甚至决定着它的发展命运的重要特点，是戏剧被高度政治化。再次，中国当代戏剧从理论到实践对戏剧体裁的忽略，是一大缺失。最后，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中，戏剧之精神内涵与物质外壳失去和谐的统一， “魂”、“体”相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是 “魂”的扭曲和失落。他强调戏剧的 “魂”之重要性，在中外戏剧史上，真正优秀的戏剧作品，除了近代以来有少量正剧外，绝大多数都是悲剧精神强烈或喜剧精神鲜明的悲剧或喜剧。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既缺悲剧也少喜剧，中国当代的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都严重衰落，而悲剧精神和喜剧精神就是戏剧 “魂”之所在，复兴中国当代戏剧的途径之一就是要为戏剧招魂，中国戏剧才能真正走出危机。

黄献文 (武汉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反思与重建》。黄献文首先强调 “艺术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的潜移默化功能塑造的是灵魂和人格，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中国电影史上电影艺术与现实社会人生、社会思潮、精神走向之间的优秀传统逐渐丧失，当下的景观是，电影物质主义大踏步前进。拒绝深度，消解崇高，将电影降格为娱乐、狂欢和游戏，甚至变为一种赚钱手段。他以青春片、爱情片、古装片、抗战片为例，指出其价值失范、 “娱乐至死”、 “受众为王”的时代病症 ，针对技术性削弱艺术性、类型片扎堆、 “小时代”与人们生活不搭边的现象。他提醒人们， “当下大部分受众是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轻人，中国的未来靠他们来支撑。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年轻一代越来越疏离传统的纸质读物，而热衷于影像媒介，影像媒介在寓教于乐中承载着重构和弘扬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重任，它甚至比国家意识形态直接出场更能收潜移默化之功效”。他也认识到，治理中国影视传媒界的乱象需要各方面的合力，高层的重视、倡导，规范影视市场环境。他也特别强调，文艺的复兴，最终还是要落在知识分子——影视从业者身上，第六代导演聚焦当下、关注现实、以悲悯情怀抒写底层人物命运的可贵品质已经为影视艺术界作了很好的榜样。同时，大众的文化能力需要提升，近年一些影视剧作证明，大众与高雅，商业与艺术并非天然对立，从长远来看，蕴藏着正能量精神指向的高雅的艺术品也许更能收获商业上的成功。

五、文学与常识、时代、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黄晓华 （湖北大学）的发言题目为 《认同机制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进程》。在他看来，文学研究不仅要做加法、乘法，而且也要做减法、除法，要回归文学的核心问题，找到最大公约数。其次，一些文学的 “老调”就是要重弹，文学研究不仅要追求创新，而且应该回归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交流的常识问题，他还强调，从常识出发，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还是 “立人”命题，包括 “立什么人”、“如何立人”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机制问题。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发现近代小说在很多方面已经确立了现代小说发展的基础与路向。近代小说在 “立什么人”的方面，出现与传统小说的根本性转变，但在 “如何立人”方面，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机制尚不够完善，很多问题都留待现代小说予以解决，但其发展路向，却已经包含在近代小说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机制，是切入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刘诗伟 （《长江丛刊》杂志社）的发言题目为《关于回应时代主脉的文学》。他这样阐释时代主脉： “什么是时代主脉？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时代内在的生机和律动，或者叫作时代运行的脉搏和主要线索，文学是要反映和关怀生活的，杰出的文学通常力图回应或观照时代主脉”。检视当代文学新时期40年来的文学历程，文学在回应当今时代主脉方面做得怎么样呢？他的结论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下文学在回应时代主脉方面是走下坡路的，是越来越浮泛失措的。他归纳为三种样态：一是观念写作日趋严重；二是 “内化”写作日益流行；三是有批判没信仰。他把这三种病症归因于作家 “缺乏生活，缺乏对生活的感知与认识”，他开出的 “药方”为：深入生活，学习生活。这是一个永恒话题，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但现在的作家尤其需要加大服药的剂量。最后，他提醒人们应注意到，这种病症与文学理论界和评论界也不能完全脱离干系。

李城外 （咸宁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介绍了向阳湖的 “五七干校”研究。向阳湖 “五七干校”是最有研究价值的干校之一，他强调 “向阳湖”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个文化富矿，向阳湖干校从1969年春到1974年底共存在了6年，在这期间，众多的文化人汇集于咸宁一隅，如沈从文、冰心、郭小川、张光年、杨静远、绿原等。他们在向阳湖干校期间都有丰富的创作成果，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在下放期间补充了大量材料，他还在干校写了91封书信，写作了 《双溪大雪》 《喜新晴》等诗作；郭小川创作了 《楠竹歌》《花纹歌》 《欢乐歌》等优秀诗篇；张光年的 《向阳日记》，杨静远的 《炼人学校》，还有一大批文化人的回忆文章，留下了特殊年代的记忆，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为此，他强调，学界应该重视 “向阳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湖北省成立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已经有学者开展了与“五七干校”相关的研究，他表示，今后将借助湖北省现代文学研究会这一平台，加强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联系，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研究是研究当代作家绕不过去的存在，希望能更好地合作，展开深入的研究。

在此次大会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与学生表演的生动活泼的学术小品，是一个精彩的亮点。他以 “蓝色文学史的误区”为题作了精彩演讲，他对台湾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的两种样态作出批评，指出 “绿色文学史”和 “蓝色文学史”所陷入的误区、狭隘的政治偏见，以及在文学史书写中港台澳篇幅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

六、回顾与反思的点评及结语

王毅 （华中科技大学）对上午的发言作出简要的点评，认为李俊国提出 “现代文学元典”，许祖华从 “知识与信念”的现代知识学角度去开挖学术增长点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建议金宏宇教授的史料、版本学研究的工作更多地与文学建立关联。而对于其他教授关于诗歌的发言，他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认为诗歌的现状是越写越好，诗歌毕竟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诗歌注定是小众的，而且，真正懂诗的人也是少数。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对下午的发言作出了周详的点评，认为在他看来， “报告文学”是一种被忽视的文类，学科应重视对其他文类的研究，不应该只把文学研究局限在小说、诗歌。新世纪以来， “非虚构文学”命题的提出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对现有文体提出挑战，引发概念的争鸣。我们不仅要关注虚构的文学，而且也要关注那些史学性的文本 （比如说日记书信、历史实录、口述实录等）。关于百年新诗，他认为评价过高或过低都会抹杀实际创作情形，应深入诗歌文体内部。 “百年”需要反思，重构，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很多学者做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研究，两者不应该是二元对立，应超越二元对立，进行创造性转换，虽然转化很困难的。在戏剧方面，他指出，当代戏剧不仅仅是话剧的问题，话剧的中国化、本土化值得关注，地方戏，京剧，昆曲，应重视这些被忽视的剧种的研究。对于鲁迅研究，他指出，不同代际的研究者拥有不同的知识构成，难免在鲁迅研究上出现分歧，20世纪末引入的东方学等后殖民思潮，研究者借助萨义德的理论，势必反思到鲁迅那里去。我们不应因受到外来影响，否定鲁迅的原创性，每一个人都是在吸纳前人的知识中来创造，鲁迅也不例外。有发言者提到当下作家怎样回应时代主脉的问题。他说，当下 “概念化”写作盛行，碎片化，与生活隔膜，他认为不一定要深入生活，每个人都是在生活中，只不过作家离火热的生活远了些。在点评中他也谈到应对文学的异质性问题给予重视，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表现在它的异质性，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希望，应该有不同的声音。电影作为一种受众超过诗歌的艺术，是否应该纳入文学的框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信息媒体时代，产生诸如文体的边界、文体的拆除的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的恢复、成立是一件有必要、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年轻学者应该通过这一平台，加强学术交流，增进学术友谊，作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陈国恩 （武汉大学）作了大会闭幕式的总结发言，首先，他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感谢会务组在筹办会议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感谢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会议期间所作的一系列工作。他表示，湖北省作为创作大省，涌现了刘醒龙、方方、池莉等一批有着全国性影响的作家，湖北省学术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恢复，是一个好的开头，湖北省的学术人文环境历来具有大气、厚重的特点，在全国具有区域性影响。他鼓励学界同仁，作为一名研究者，要具备人文情怀、世界眼光、前瞻性的思想三方面的质素，赓续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精神，做好史料的基本功，借助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这一平台，提升湖北省现代文学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 刘保昌）

高周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