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知识_参考网

体育与知识

2017-04-12周建东于涛

体育学刊 2017年2期

周建东+于涛

摘要：成熟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学科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亦是一个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知识论体育哲学领域进行了考察，认为：“体育知识”不是人的身体在生理生化或运动训练层面的操作性知识，而是在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总体性知识”，形成人对体育的整体认识。但当前的体育哲学领域多唯本体论马首是瞻，遮蔽了知识论应有的发展路径，遂产生“体育知识何以可能”之类的怀疑论观点。知识论体育哲学利用认识论现代转向的契机，采用身体现象学的方法对怀疑论者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身体是体育与知识之间的媒介，体育的具身化（embodiment）过程，就是体育知识的形成过程。在实践中，我国的体育学通常机械地把“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混为一谈，多热衷于对体育学科体系的勾勒，却鲜有对体育知识的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研究，这才造成了体育学科越建越多、越建越乱的窘相。

关键词：体育哲学；体育知识；知识体系；学科体系；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2-0001-07

Sport and knowledge

——Based on a study of epistemological sports philosophy

ZHOU Jian-dong1，2，YU Tao2

（1.School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A mature knowled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ign of disciplinary advancedness，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The authors made a study of the epistemological sports philosophy area， and concluded that “sports knowledge” is not operat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human body in terms of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r sports training， but “general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forming peoples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sport. However， the sports philosophy area nowadays is dominated by ontology， which covers up the due development paths of ontology， thus produces skeptic opinions such as “how could sports knowledge be possible”. Epistemological sports philosophy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skeptics by util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ontology and using bod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body is the medium between sport and knowledge， the process of sports embodiment is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sports knowledge. In practice，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science usually mixes “disciplinary system” up with “knowledge system” mechanically， is often enthusiastic about describ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ary system， but seldom studies the sports knowledge system and its intrinsic logic relationship， which has caused such an embarrass situation as that more and mor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are established and more and more chaotic they become.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sport；sports knowledge；knowledge system；disciplinary system；epistemology

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不是凭其学科体系的繁芜，而是靠其知识体系的厚实。艺术学作为我国学科門类下的新生代能够得以独立，也是其知识体系厚实的原因。但是，当下的体育学并没有意识到知识研究的必要性，甚至有同仁开始怀疑真正的“体育知识”是否存在。体育学为了尽快得以发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科发展、学科建构、学科设计、学科创新上面，设计出大量所谓的体育学科体系模型，看似繁荣，实则空洞。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知识论体育哲学研究的考察，回应怀疑论者对“体育知识何以可能”的诘问，并对“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唤起体育学界，特别是体育哲学界，对体育知识问题的重视。

1 知识论体育哲学概述

知识论（epistemology or the theory of knowledge）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1]。这种颇具康德遗风的知识论观照在费希特哲学中更进一步，将知识论上升到了哲学全部，“知识论不仅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就是哲学本身”[2]V。近代哲学对知识的不断追问，使得知识论成为近代哲学的“宠儿”，也使得知性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现代教育哲学认为：“知识论是近现代教育的理论，近现代教育则是知识论的实践”[1]。而体育作为一种综合的教育、文化、伦理实践活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论的特征，同时也呈现出了当今知识论哲学的一切问题。知识论体育哲学的关注点正在于此，从“体育知识”出发，来探讨体育知识一般发生的问题：体育知识是怎样发生的，体育知识成立需有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体育知识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以及体育知识如何影响人的发展等等。

让体育知识从知识的海洋里“自然析出”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浪漫主义者的一厢情愿。知识论体育哲学的探究决不是“体育”与“知识”的机械对接，更不是简单地看作“在体育中谋求知识”或“在知识中关照体育”之类的认识论主客体之间角色互换的“孩提游戏”。知识学（费希特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知识学”）认为：“一个有严密的科学体系要求有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可以凭其独特的性质推演前进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能是存在者的意识事实，不是受他物规定的意识事实，而是凭自己本身而存在。”[2]11因此，对“体育知识”的探究就必须要在“体育”和“知识”的纷扰中发现这样一个统一体系的出发点，也为后续体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找到一个可以支撑的“阿基米德点”。无独有偶，在当下本体论体育哲学的研究中，也在对体育本源的“逻辑起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探讨“体育应当以什么为开端”。但是，体育哲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有“游戏说”“劳动说”“教育说”等，也都无法作为“凭自己本身而存在”的出发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ego）”。当这种逻辑起点的追问陷入本质主义的泥沼中而无法自拔的时候，哲学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中，身体研究的发展为体育知识的研究带来新的曙光。现代哲学的梅洛·庞蒂现象学、尼采-福柯知识考古学、莫斯和布迪厄人类学实现了身体的重光[3]，而这3股理论的转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了体育，为体育哲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身体风暴”，因此“身体”成为探究“体育知识”的必经之路。在体育、身体、知识三者的会聚下，知识论体育哲学才走出以“心物二分”为背景的近代哲学的束缚，甚至以至与近代哲学决裂。在知识论哲学体系中，“体育、身体、知识”三者成为犄角之势，“体育知识”已经不再是一种具体的身体生理生化层面或运动训练层面的操作性知识，而是在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总体性知识”，构建人对体育的整体认识。

2 体育哲学中的“本体论”导向与“知识论”遮蔽

“体育”与“游戏”的关系注定是暧昧的。在当下的体育哲学语境中，“游戏论”已几乎成为体育哲学家们的共识。究其发端，可上溯至古希腊人和谐的“科斯摩斯”（Cosmos，秩序之义）构成“世界的秩序游戏”[4]。但将游戏进行哲学意义上思考的领路人，还要把这一殊荣授予18世纪的康德。康德[5]把游戏看作与劳动相对立的一种自由活动：劳动是被迫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游戏是“无目的”而“有意图”的活动，是内在目的性的并因而自由的生命活动。也可以说，康德真正把“游戏”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游戏哲学”的先河。在康德的启蒙下，无论是后来尼采提出的“游戏的虚无”、海德格尔推崇的“游戏的大道”、伽达默尔认为的“游戏的超越”，还是德里达独特的“游戏的解构”[6]，都成为了游戏哲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由于这些先哲们耕耘了如此肥沃的游戏哲学土壤，才为体育哲学的启蒙和发展带来了足够的养分；因此，对游戏的回归也成为体育哲学（特别是体育本体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先哲们的游戏论断中找到寻找体育游戏论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的体育哲学界，有学者甚至无“游戏”不欢——“竞技运动：被观赏的运动游戏；体育教学：组织化的运动游戏；体育锻炼：工具化的运动游戏；体育休闲：被体验的运动游戏；体育民俗：自组织的运动游戏”[7]。

但是，体育哲学界对“游戏”的狂热并不是一种“羔羊跪乳”般的恋母情结，而是本质主义哲学思维的惯性使然。探寻本源、思考本质、追问“逻辑起点”已经成为“一个本体论家试图决定哪类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世界所组成的最基本的实体”[8]。虽然从17世纪开始，康德、海德格尔以及当代的奎恩都在对本体论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但本体论依旧在哲学的分支学科中有着重要的影响[9]。在体育哲学领域同样如此，从1990年格雷夫斯（Graves）[10]所撰写的《体育哲学》一文中对体育究竟为何的追问开始，尝试以体育概念为“本体”的体育哲学研究。虽然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主张采用“家族相似”的定义方式，与当代哲学反本质主义思潮一道，从而否定体育本质说，强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办法来界定体育的概念[11]。胡天玫[12]就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体育一词是约定俗成的用语，并不存在着永恒的意义”。但是这种新兴的思维方式受到了辩证逻辑思维的强烈批判：体育概念是一种专门性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13]，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义方式仍旧大行其道[14]。由此可见，“维护知识主体”的本体思维仍然是体育哲学的主导，由体育概念形成逻辑起点的体育哲学研究模式得以贯之[15]。

诚然，体育本体论的研究是整个体育哲学体系的中流砥柱，是其它体育哲学类别研究得以可能的重要理论支撑。但本体论并不是体育哲学的唯一，还有其他的研究领域。伍斯特和布彻尔等人提出体育哲学由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和逻辑学4个研究领域组成，并着重强调了体育认识论（知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本性，用批判的、分析的方法探索知识的结构、知识的本源和知识的界限，可以用来帮助人们了解体育、运动科学的学科性质”[16]的一项重要研究。但在中文语系的体育哲学著作（不含译著）中，如龙天启、惠蜀、江良规等人的多部体育哲学力作，鲜有对体育知识论领域的研究。就最新的体育哲学研究成果来看，于涛[17]在其《体育哲学研究》的绪论中已经对“认识论体育哲学”进行了介紹，对本体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4个部分都有单独章节进行论述，却忽略了“体育与知识”这关键一环。2010年《国际体育哲学》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Sport，JPS）对世界各语言背景下的体育哲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台湾学者许立宏[18]在《中文地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体育哲学概述》就指出：中国大陆体育哲学主要关注了“体育本体论研究、体育伦理研究、体育价值论研究和体育审美研究”，其中体育本体论问题成为体育哲学研究的主流，体育伦理问题和美学问题的研究也相得益彰，却遮蔽了对知识论体育哲学的探讨。

3 现代认识论的转向与“体育知识”的形成

“体育运动是否形成知识”是知识论体育哲学讨论的中心，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学者明确提出否定意见，如李力研[19]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是行为，不可能是知识。”有学者则持肯定态度，茅鹏[20]认为“体育在经历了教育化、科学化后，一种‘理性知识油然而生，体育科研中丰富的数据、严谨的实验和调查、精深的理论说明不正是其最明确的表现么？”然而，如果将这一观点与其它学科的知识相比较，会发现当下的体育科研中的实验或调查、数据或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答“体育运动是否形成知识”这一问题。

学者们开始从古代体育运动中来寻找答案，试图能从体育产生的雏形中发掘与知识的关系。作为古代体育运动的巅峰，希腊的古代奥运会已成为体育研究者的“朝圣之地”。李力研[21]在《野蛮的文明》中将古希腊哲学与奥林匹克运动及身体锻炼之间的结合进行了精妙的分析，但是他在“体育”与“知识”之间穿插了一个“教育”的途径：体育是通过教育、锻炼身体的形式，培养、历练了参与者的心智，进而才能形成“体育是智慧的基础”这一观念。诚如美国学者弗罗斯特[22]在探讨亚里士多德时期和当时的学校体育所述：“当儿童生下来以后，就开始体格锻炼，贯穿其一生。亚里士多德强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一种运动能力来赢得比赛，而是要产生一个健康的身体以抚育健全的清醒的头脑。”这种“体育—教育—知识”的理解模式就是将体育作为一种探求知识的教育手段，体育与知识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壁垒。而试图打破这道屏障将体育与知识直接对话，西方体育哲学家做出了贡献。

希瑟·里德（Healther L. Reid）[23]在《体育、哲学与知识的探寻》一文中梳理了古希腊、迈锡尼等文明地区的体育活动，试图以知识为导向，基于“体育是对知识的追求”为理论假设提供了3点重要论证，以实现古代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首先，古代体育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对真实性的质疑。从哲学意义上进行理解，体育对社会已经公认的答案进行不断的挑战。体育并不是去回归到原有的状态，是让不确定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对知识的追求是一种新的、有別于传统哲学追求真理的方式，竞技也就成为古代体育的金科玉律。其次，古希腊传统哲学把事实或说真理以“一种普遍永恒的存在被理解，所以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和可证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信念”。体现在古希腊体育活动中，则呈现出“开放和中立并存”的状态（“开放”是指人的竞技状态的无限可能，“中立”是指最基本的运动规则不可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古奥运会的组织者和裁判们努力让规则（中立）变得更加严格，摒弃了一切主观判定的形式（如诗歌比赛等）”。古希腊哲学理性中立的特征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再次，古代体育运动对“事实”（抑或真理）采取了公开展示的方式，体育的竞技过程和结果展示都是公开的——这是一种古希腊社会公民理性生活的体现，竞技的结果通过形成共识来直接达成，而不是屈从于权威、信仰或暴力。现在体育的转播技术和各种媒体的介入，让体育活动的现场“公开展示”达到极致。就上述3种古代体育追求知识内涵的过程，希瑟·里德进行了概括：“他们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追求，并非对假设的验证。他们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还要屈膝于亘古不变的法则，受制于众目睽睽之下。”

诚然，古代体育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内涵被学者们不断地挖掘，虽然排除了体育仅仅作为一种肢体性活动的狭隘观念，与知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这也仅仅是体育活动产生之初所呈现出朦胧的知识维度。这里的知识也只是外在的、抽象的和先验的存在，将知识作为体育活动（竞技）的目的，这个目的并没有真正融入到体育运动中。即便是现在，一些体育理论研究者也同样存在类似的认识，将体育知识理解成“运动认识主体在运动实践中与认识客体（运动世界和认识主体自身）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所获得的运动经验和认识”[24]，把知识作为一种游离于体育之外的、可获得的经验或认识。这是一种“笛卡尔俱乐部”特色的表述方式，与“我思故我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先验的、在思的、自我的存在，是“我在”不证自明、不可怀疑的本体论前提和出发原点[25]；同理，一个能够被体育所不断追寻的、不断自我更新的存在，才是“体育知识”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体育知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说，近代认识论（知识论）依旧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无法逃脱本体论的遮蔽，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体育运动是否形成知识”这一问题。

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为体育知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现在认识论哲学放弃了传统认知论在主客二分的认知架构中对认识的绝对基础、绝对本质、绝对来源、绝对可靠的标准的追求，转向于寻求认识的相对性、或然性以及在主体间性层面上认识的公共性和可公度性[25]。在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马克斯·舍勒也将知识理解成为“一种存在关系”，并强调这“是一种以整体与部分的存在形式为前提的存在关系”[26]，正如黄晓慧、黄甫全[27]所说“舍勒更强调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于体育运动而言，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使知识不再是游离于体育之外，等待体育去探求的客观事物，而是成为体育活动与知识的相互作用关系。体育也逐渐被理解成“一种富含价值、历史、社会特性的实践模式[28]”，知识则处于这种实践模式之中。另外，在认识论的现代转向的不同维度中，身体研究的发展对体育知识的影响最大：身体不再是血肉之躯或心灵的附属，而“是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29]，“身体”也就成了体育与知识建立联系的血脉纽带，共同形成知识论体育哲学得以真正存在的3股力量。因此，“体育运动是否形成知识”就被解读成“体育运动如何通过身体这一中介而形成知识”。体育形成知识的过程，就是体育的具身化（embodiment）过程，反之，体育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过程，也是体育知识的形成过程。体育运动中的种种概念、规律、现象等都通过身体或身体运动进行外在的表现进行呈现和传播，并且在呈现和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另外的身体（或运动中的身体）接受和理解，体育知识的“形成-认识”过程使得“体育知识”真正成为可能。

4 体育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之辩

在对体育学的整体研究中，“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是两个较为常用的概念，也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辨析，一是有利于体育学界用语的规范，二来有利于体育理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4.1 知识体系

什么是知识体系？虽然“知识体系”这一专业术语在教育学领域的研究中较为常见，但是在各种辞书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多从对“科学”的研究中找到端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30]将“科学”定义为“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做科学。”《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对“科学”所作的解释与康德的定义近似，即“科学，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从实在的事实出发，科学揭示现象的本质联系。”[31]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学者李醒民[32]在考察中外多位学者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之后认为，“科学”应该有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3个层面的内涵，因此，“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科学不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更在于探索真理的活动……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思想可以产生思想，知识在进化中可以被废弃、修正和更新。作为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以自然研究为主的智力探索过程之活动和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建制之活动。”通过上述界定可以认为，“知识体系”是现代“科学”概念的三大内涵之一，是“科学”的下位概念（或狭义概念）。

4.2 学科体系

“学科”，即关于学问（wisdom）的科目门类。据欧阳修、宋祁等人撰修的《新唐书》198卷《儒学传·序》记载：“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33]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开始用“学科”一词对译英文的discipline、subject等词。在学界对“学科”的表述中，多数学者将“学科”理解为一种科学学的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学科就是一种具体的“知识体系”或“知识类别”，具体的表述方式有“区别学问的科目”[34]“按学术的性质而分成的科学门类”[35]“学术的分类，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36]“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37]“教学理论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38]。这是一种较为通俗的理解方式，不同的学科就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和创新，还意味着知识的系统化，即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其二，学科不仅是一门“知识”，同时也具有规训制度的内涵，是一种学术制度。米歇尔·福柯[39]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社会的规范，涵盖了动态的知识分类、知识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即所谓的‘知识-权利体制。”也就是说，它是以分科研究的制度来追求知识，学科的建构过程就是从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只是“把知识体系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学科的划分具有偶然性”[40]。无论上述那种表述，“学科”都是指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科学”的范畴要远远大于学科的范畴，而作为狭义科学概念的“知识体系”，也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或“学科群”所组成，学科只是知识体系居于中间层次的构成要素。

4.3 体育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辨析

在中国体育学界对体育学整体问题的探究，多热衷于“学科建设”“学科定位”“学科发展”“学科结构”等维度，而不同的学者又根据自己的理论基础来构建出不同的体育学科体系结构[41]。特别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艺术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同期申报的体育学却未能如愿，引发了体育学界的地震。为此，《体育学刊》还以“体育学何以不可能升为学科门类”[42]为专题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上述种种，可以发现中国体育界更热衷于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判定体育学科是否发展的标志就是“体育学”是否从“二级学科（1952年）”上升到“一級学科（1997年）”再上升到“学科门类（还未可知）”，充满着加官进爵式的的功利主义色彩。纵然“学科体系”的研究对体育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但这种科学学的研究惯性研究往往使得“体育学科”的研究更注重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的梳理，反而忽略了“体育”本身，最终只是以体育之名搭建的某种逻辑关系的学科楼阁，缺少了体育知识的存在感。

而另一方面，西方体育学科管理体系的松散一直被国内学界广为诟病，认为这种开放式学科体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向体育领域渗透，是体育成为公共研究的领域，最终将会导致体育学瓦解。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宗族世家思想的表述，使得中国体育学界过多的以学科、专业、课程为独立单位，造成各子学科之间各自独立、分化严重，资源无法共享、人才专业化严重等情况。而在发达国家，体育学的研究多以“知识体系”出现。

加拿大体育学术界较多关注体育运动中的“人”和“人体知识”，并根据学术性研究和应用性实践将体育运动区别开来，如戴维·安德森（David F. Anderson）[43]认为，体育教育、身体健康、身体娱乐、玩耍和游戏与运动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ies）。他构建了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专业的运动研究科学的潜在结构体系。这种结构体系以“人体知识”为核心和主线，将对身体活动的研究分为研究领域（即学科）和服务领域（各种身体活动）两类，研究领域重点在于对人体知识的探求，服务领域则重点在于人体知识的应用，两者具有互动关系[44]。这种知识结构反映了体育学科体系构建和专业实践领域的区别，比较贴近体育运动实践的客观现实，有利于体育理论研究与体育运动实践的集合。

与加拿大的研究有些类似，美国体育学界的研究以“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为核心展开，不仅关注体育学最基础的医学、生理学、教育学等知识，还对跨学科知识及相关体育职业进行了囊括。凯尔·纳瓦尔（Karl M. Newell）[45]将体育学（Kinesiology）的知识体系分为4个维度：身体活动、跨学科知识、终身发展和身体活动有关的职业，并将身体活动作为体育学研究领域的中心问题——“它是体育学在高等教育中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在建立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人才培养项目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美国体育教育家马芮·巴克[46]在对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知识的分类和专业领域的划分时认为，体育教育不仅扎根于科学和医学，而且也对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表现极大的依赖性。体育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解剖学与生理学、锻炼生理学、生物力学、运动行为学、运动与锻炼心理学、运动社会学、运动哲学；教育学知识包括教育学、适应性体育教育。Marilyn的这种分析更侧重体育教育的知识构成，并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体育教育知识的基础。

日本的体育学术界对体育知识体系的研究较为活跃，颇具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是原日本体育学会会长片冈晓夫[49]，他认为整体的体育学包括人学的知识体系、人类学的知识体系、自然环境学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环境学的知识体系4类。体育学的各专业分会如果依此进行分类，大致为：第1技术体系是人学的技术知识体系（生理的知识、发育发展的知识、测量评价的知识）；第2技术体系是人类学的技术知识体系（原理的知识、心理的知识、方法的知识、教育科学的知识）；第3技术体系是自然环境学的技术知识体系（生物力学的知识、保健的知识、人类的知识）；第4技术体系是社会环境学的技术知识体系（历史的知识、社会的知识、经营管理的知识）。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界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研究视角对体育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认识是不同的。一方面，通过对概念的梳理，认为知识体系是科学的狭义概念，而科学是由不同的学科组成，也就是说，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上位概念，不能等同混淆。另一方面，中国体育学者多数倾向于体育“学科”（discipline/subject）的构建，而西方学者的研究更侧重对体育“知识”（knowledge）的探讨，中国学者在对西方学术成果进行译介的过程中，通常将对体育的知识体系简单理解为体育的学科体系，虽然便于中国体育学术语境的理解，但有悖于原意。这种对原文的“中国式”误读，使本身就较为复杂的体育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问题更为棘手。

对知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学科“自省”的最好方式，这对呈现出泡沫式发展的体育学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篇幅所限，本研究只是抛砖引玉，并没有对“体育知识的发展范式”“体育知识的存在形式和认知方式”和“体育知识的价值判断”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知识论体育哲学未来发展的若干个理论方向，亟待体育学界的共同努力。另外，对于“体育知识”与“体育技能”的关系、“体育知识”与“健康知识”的辨析等都有待体育理论研究者澄清。这不仅是体育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体育学的发展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希望能唤起体育学界对知识研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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