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2月，阿里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公布了一组数字：阿里平台治理部经大数据和人工查出了4495个远超五万元起刑点的制假线索，但执法机关受理的仅有1184个，公安机关能够依法进行打击的只有469个，截至消息发布之日，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仅有33例。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四千多个制假线索，有判决结果的不足1%。绝大多数的制假者逃过了刑事处罚，依旧与平台和监管者“斗智斗勇”，“活跃”在制假販假的舞台上。

治理假货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仅依靠某一个平台单独完成，而应包括全社会消费者、政府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等多方共治才能取得实效。

首先，平台的责任和性质应该厘清。如果平台履行了法定责任，但确实没有办法有效杜绝假货蔓延，那就该究其根本，对症下药。众所周知，假货来源于线下，不能根除线下生产窝点的打假行动，就好比与虎谋皮。

其次，假货的线下治理存在立法和执法上的难题，假货的线下治理存在很多制度上的障碍，已经严重落后于线上的治理水平。

假冒伪劣商品的刑事法律认定过于狭隘，导致举报数量与最终刑事责任承担量之间呈现巨大反差。执法体系缺乏联动性，违法者的犯罪成本低，不能有效震慑制假售假者。眼下的假货线下治理能力仍停留在传统工业年代，缺乏应对大规模产品销售平台化和互联网+意愿经济时代的措施。

未来，治理假货要有新思维。平台也要进一步改进打假思维和工作方式，形成更有针对性的证据链体系，政府应赋予平台更多线上自治的权利，线上问题，线上解决。当然，平台也应该承担起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