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玮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城镇化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吗？

李思玮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城镇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说明，单靠投资驱动的造城运动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只能通过进一步制度变革、释放制度红利，才能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城镇化；集聚效应；技术进步；制度变革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2010年，GDP增长率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下降到7.8%，2013年仅为7.7%。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继贸易和投资之后，城镇化被寄予厚望。一些学者和官员表示，“城镇化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20年”（ 辜胜阻，2013）。 近期，政府制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镇化，作为一台动力十足的经济引擎，似乎已经呼呼欲出。不过，其他个别学者也提出谨慎的相反意见，告诫“单纯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引擎”（ 迈克尔·斯宾塞，2013）。因此，厘定清楚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贾云赟，2012）。既然存在均衡关系，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争论在于，到底存在哪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可惜，数据本身很难回答问题。

几乎一致认同的是，城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加。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居民收入增加，需求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下降，对工业品和服务品的相对需求上升。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相反，工业生产能够产生集聚效应——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工业大多集中于城市。需求创造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变动，最终从事工业生产的收入大大优于农业，人口便不断向工业和城市转移。推动人口快速城镇化的直接因素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居民需求结构变动，而根本因素则是技术进步。

那么，城镇化能否推动经济增长呢？答案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城镇化带来的要素集聚，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如知识外溢、规模效应、范围经济等（约翰·奎格利，2010）。该逻辑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导致城市化，经济增长导致的城市化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追根溯源：经济增长导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该思路说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性的特点，城镇化只是传导机制的桥梁，其本身没有贡献任何力量。城镇化的功能在于，将自己从经济增长继承来的能量顺势传递出去。

三、中国城镇化的现实

按照以上逻辑，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就无所谓政府推动，从而也就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上文所言乃完全市场化的城镇化路径，政府似乎都不存在过；但对中国而言，该假设很难符合现实。

关于中国城镇化，第一个问题：城镇化水平是超前、协调还是滞后？无论超前还是滞后，都是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因为城镇化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学者持有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原因在于“要跟谁比”？一般研究方法是，控制经济发展等众多因素之后，将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市场化国家进行对比。由于存在异质性，直接对比没有太大意义。最简单的方法，即观察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政府是推动力量，更大的可能是超前城镇化；如果相反，那应倾向于滞后城镇化。由于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设置了大量不利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并且至今仍然延续，因此中国城镇化只能是滞后，不可能是超前。该观点也与最新的实证研究结论相符合（熊俊，2009）。

具体而言，中国城镇化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数量和质量。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被人为降低，导致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仍未转移出来，此为数量滞后。质量滞后，是相对于已经被“半城市化”的这部分居民而言。2011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51.27%，而如果按城镇户籍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大概仅为35%——这中间差距体现的全都是利益。

第二个问题：推动城镇化能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城镇化的滞后，是由于制度障碍。如果将这些制度障碍消除，一方面，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除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化，并通过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此处的城镇化具有额外的经济增长效应，原因在于，此时的城镇化非直接源于经济增长，而是一种“补课城镇化”（暂且这样称呼之）。作为“补课”的城镇化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不过是经济增长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滞后”地释放出来。

城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这与其“有效”的原因是一致的，即其性质是“补课城镇化”。等到将缺乏的都补充完好，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空间也便没有了。因此，我们很难指望城镇化能推动经济增长20年。一旦我国城镇化发展至合理水平，也即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全部消除之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便将重回至与经济增长的循环空间。

四、总结性评述

根据以上分析，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还是制度变革，城镇化只是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一个桥梁。如果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明制度变革仍大有可为，制度红利还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纯粹的造城运动确实无法提供持续动力，投资只会造成众多的“鬼城”。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许多多制度约束，所以仍然具有很大的制度红利有待释放。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依然只能寄望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

[1]辜胜阻：《新型城镇化是未来 20年经济增长新引擎新动力》，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427/144715303477.shtml

[2]贾云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

[3][美]迈克尔·斯宾塞：单纯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引擎，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6/4008500.html

[4][美]约翰·奎格利：《城市化、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比较》2010年第2期。

[5]熊俊：《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国际比较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性》，《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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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6344（2017）02-0318-01

李思玮（1988-），女，安徽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硕士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与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