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新，杨冬妮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人民中心、全球视野和历史情怀
——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三个政治维度

马立新，杨冬妮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人民中心、全球视野和历史情怀是它的三个鲜明政治维度。人民中心论是习近平文艺思想最突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它高度重视文艺陶冶人民情操、涵养人民心灵、教化人民道德的审美价值，突出人民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构建包含人民要素的新型文艺批评体系。指习近平始终站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当代中华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战略高度上思考中国文艺创作问题，具有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习近平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推崇、对历史富矿的开掘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彰显出其文艺思想厚重的历史情怀。

习近平文艺思想：人民中心；全球视野；历史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我国当代文艺创作问题，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命题和思考，并在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讲话和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开幕式讲话中做出了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

的文艺思想。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始终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全球眼光看待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艺成果，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人民中心、全球视野和历史情怀构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三个鲜明的政治维度。

一、人民中心

人民中心论是习近平文艺思想最突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所谓人民中心论就是文艺创作要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为目的，着力创作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要扎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从人民的切身生活中汲取营养，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甘做人民的学生，并以人民为表现的主体；同时文艺创作的质量高低也要由人民来决定，构建包含人民要素的新型文艺批评体系。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中。

1.文艺是陶冶人民情操、涵养人民心灵、教化人民道德的独特精神家园

在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强调文艺对人民的情感陶冶、精神温润与道德教化等独特的审美价值始终是他人民中心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北京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他首先就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他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2]习近平的这一论断也为古今中外很多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实践所证明。我国历来重视文艺的思想道德教化作用。孔子在《论语·为政》这样评价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3]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6]庄子所谓“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7]最能用来形容这种对生命、对美、对真、对善失去感觉的精神状态。当然，注重和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性绝不是中国思想家们的特有声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特别指出了悲剧具有“使情感得到陶冶”[8]的功用。亚氏在这里所谓的“情感陶冶”功效实际上就是艺术的审美作用。古罗马的贺拉斯同样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诗艺》中指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9]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广泛地概括古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实践”[10]。

物质只能带来一时的享乐，只有精神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竭的力量之源，是后世取之不尽的财富。现代人普遍重视科技，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是科技不能作为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科学也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危机。科学指引人类向外看，而哲学、文学、艺术是指引人类向内看的。这是中国文化、哲学、艺术重视道德和自身修养的一个传统。所以，习近平才说：“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在这里，他深刻指出了人民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2]恰恰是从古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积聚着中国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有些东西，比如说科学知识和物质文明，是后来居上，但是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后来居上。比如关于德性、智慧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的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强，而且常常还是远不及古人。”[13]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物质水平上都没法与当今社会相比，但在思想道德方面我们却很难有这个自信。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沉、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精神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情感，对于普通人民，它更多地是一种情感的抒发、理想的凝聚、行动的激励。爱国主义情感的源头至晚可以追溯到楚辞，其经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继承发展，不断焕发生机。“‘楚辞’的精神气质，则与它的创立者屈原一样，澎湃着中原的理性和民主精神。《离骚》所表现的对历史兴亡的理性思考，对从卑微者中不拘一格‘举贤授能’的大胆主张；《天问》对四方神怪异说的追根问底，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怀疑和抨击；以及《九章》所表现的注重法治，和对‘国富强以立法’美政的追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14]屈原的理想、道德、人格特别是他以身相殉的爱国精神成就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美。“屈原精神”与近代的“鲁迅精神”遥相呼应，他们最动人之处在于不朽的精神力量。屈原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血肉之躯讴歌着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而鲁迅用严肃的、沉雄的笔触书写着漫长时代的血泪。他们的思想、情感以爱国主义为导向，却洋溢着理性、理想和希望，这就是文化特有的感召力量，这样的文艺作品怎能不引起人民的共鸣？怎能不给人精神的滋养和情感的陶冶？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用诗书写了一部安史之乱的历史，他的诗歌因此被称为“诗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15]就是这种“诗史”中的经典。安史之乱后，杜甫被困于陷落的长安，春风又吹到长安，可如今春色难遣散战争带来的阴霾。虽然诗中情感是杜甫境遇和主观情绪限定下的情感，但是，它却激发了当时民众的爱国激情，而且还使后世无数爱国人士在面临国难时含泪吟咏。国仇家恨常使花溅泪、鸟惊心，这恰恰是人类内心最深的情感和眷恋。这样优秀的文艺作品使人伤怀、使人感动、更使人振奋，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凝聚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

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历来注重文艺作品对人的情感感染和陶冶作用，这种情感作用又往往包含对于世态民情、社会政治的企盼和忧思，具有启迪思想道德的作用，所谓“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16]。唐代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一诗就抨击了官兵强买强卖的行为，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道尽了卖炭翁的可怜，而官兵凭一纸文书竟夺走了老翁的炭，让人心酸。这一首诗不但激起了读者对于卖炭翁的同情，也抨击了当权者的不公。白居易的另一首诗《长恨歌》既讽刺了玄宗统治的昏庸，又歌颂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河流”，其情婉转凄切，为百姓吟咏传唱至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7]这句名言就出自白居易的诗文。他曾作多首讽喻诗，《重赋》讽刺盘剥百姓的官吏，《杜陵叟》“伤农夫之困”，《新丰折臂翁》谴责宰相杨国忠为立功征兵讨伐云南的罪行。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作诗语言通俗质朴，传说白居易每作一诗，都要先读给平民老妇听，如果她们听不懂就再更改，直到人人都能听懂为止。一方面讲人民之事，另一方面使人民能够接受，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人民、人情、人事始终是白居易诗歌关注的中心，他的诗歌不但感人，而且具有极高的讽喻意义，是为百姓而作的诗。习近平说“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18]，白居易身上就具有习近平所说的艺术家对于人民的这种爱。

2.艺术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创作低碳艺术为己任

文艺具有强大的精神涵养功能是从传统的意义上说的，然而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备这样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在当今文艺创作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轨道后，基于市场动机从事文艺创作成为很多艺术工作者的现实选择，由此导致了当代艺术创作日趋严重的致瘾化、低俗化、虚假化、盗版化等高碳病象和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对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因此人民精神健康和文化安全问题成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习近平首先全面、辩证而深刻地分析了我国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19]习近平指出的上述种种文艺创作病象和问题也为一些中外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观点所支持。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哲柏拉图就对艺术非理性的催情性质大加讨伐，认为艺术只能让男人变成女人，让女人变成儿童，因为它除了刺激起人心中那些非理性的情欲，不能提供任何真理的成分。[20]因此，他在《理想国》里对诗人和艺术家毫不客气地发出了逐客令。跟柏拉图同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老子几乎基于同样的理由否定艺术的存在价值，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21]另一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墨翟则从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对艺术作出了同样的判决：“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牺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22]在墨翟看来，并非“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本身“不乐”，相反，恰恰是这种“乐”的东西“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23]，故而提出：“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24]孔子同样反对单纯的艺术形式，认为：“巧言令色，鲜仁矣。”[25]他这样评价《韶》与《武》的差别：“《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6]中国最早的美学文献《荀子·乐论》有言：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辩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浊之气无由得接焉。郭沫若说：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得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27]音乐、诗歌、舞蹈、建筑、甚至田猎都是“乐”。文艺作品能够带给欣赏者感官的享受，但是如果一味重视感官刺激，忽略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文艺作品就是“感官刺激的摇头丸”[28]，使欣赏者产生“沉浸型自由情感”，对身心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作用。“所有这些艺术的外表形式所愉悦的都是人类的生理感官：文字、线条、色块主要诱惑着人类的视觉；镜头同时招揽着视觉和听觉；音乐主要刺激着听觉；而文字除了视觉之外还需要智力官能的辅助。但不管怎样，这些形式不同的艺术表层元素直接作用于人类的感官所引发的是感官型或浅表型自由情感。”[29]根据低碳美学原理[30]，浅表型自由情感是一种基于审美主体纯粹形式的自由情感，这种自由情感的强度可能很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且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效应。[31]

单纯的感官娱乐并不能成就好的文艺作品，那么，在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中，怎样的文艺作品才是对人民有益的优秀作品呢？首先，“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32]同时，“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33]其次，优秀作品必须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34]他要求当代文艺工作者“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35]。最后，他又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优秀作品进行了高度概括：“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36]习近平的上述文艺思想与我们从美学和艺术本体上倡导的同样基于价值论的低碳美学与低碳艺术理念不谋而合。所谓低碳艺术即是一类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思想和愉悦精神的艺术文本，它的本体特征就是艺术真实，其中客观真实乃是构成低碳艺术的充要条件，而客观真实在本质上就是人性的真实。只有再现和表现了真实人性的作品才称得上低碳艺术。“人性这种东西永远是超越政治、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道德甚至超越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心灵语言……好的艺术作品或者说低碳艺术作品正是在人性的这些与生俱来性格上作出了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和再现。”[37]“从很大程度上说，凡是再现和表现了真实人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第一时间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在第一时间触动我们深藏在潜意识底层的人性根基。”[38]几乎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指向人性的某些本质和内涵，它们无不按照人性的真实原则来组织艺术文本，将人生哲理暗藏在形式之中，使人产生美的感受和精神的振奋。鲁迅先生说过：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我国古代的《红楼梦》《金瓶梅》现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都反映了历史上丰富真实的社会风貌，展现了真实复杂的人性，既真且美，是我国文艺的杰出代表。奥斯卡最将影片《聚焦》恰恰体现了人性真实、社会真实、生活真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聚焦》讲述了2003年《波士顿环球报》“聚焦”小组因天主教性侵儿童丑闻的系列报道的故事。影片中“已近中年的受害者菲尔·萨维亚诺抱着盛满受害者证据的箱子来到“聚焦”办公室。陈述中菲尔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作为少数的“幸存者”，他开始没有痛哭流涕、而是镇定地诉说着神父诱惑儿童的手段。接着他埋怨《波士顿环球报》五年前拒绝了他的证据，他的语速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突然的一瞬间，他哽咽了，面部不受控制地抽搐，菲尔的情绪如狂风暴雨席卷了在场每一位演员的心灵。菲尔闭上了眼睛，通红的满布皱纹和血管的脸是他所遭受苦难的无声控诉。这段演员的表演属于“低碳表演”[39]的范畴，它不但真实地再现了受害者内心无法抹平的伤痛和愤恨，更展现了人性的脆弱和倔强，观众观此无不动容和震撼。接着，菲尔低下了头，风驻雨歇，天空却依然阴云密布。小组成员的眼睛氤氲了，神色中充满着严肃和同情。在那沉默的一瞬间，跨越艺术和现实、跨越时间、跨越银幕内外，演员们、观众们共同感受到菲尔了撕心裂肺的绝望，也感受到记者们内心的震动。[40]人性中的同情、愤怒、邪恶、愧疚在这一瞬间纤毫毕现。

除人性真实外，优秀的低碳艺术作品还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社会真实。人民丰富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土壤。俄国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活生生的生活的真实和芬芳要比平常的、壮观的剧场性的华丽更令人震惊和入迷。”[41]法国画家米勒出生于穷困的农民家庭，青年时在巴黎求学，曾为接生婆画过照片，还为迎合富人的感官刺激绘制裸女肖像。黑热病将米勒逼至枫丹白露附近的乡下巴比松后，他被树木、田野、劳作的人民所迷住，一住就是27年。“无论如何农民这个题材对于我是最合适的。”[42]米勒的《播种者》《晚钟》《拾穗者》将农民的生活描绘得优雅动人，这是一份属于乡下的宁静，其中的诗意使人神往。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不仅在田间乡下、也在市井街道，不仅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上层社会奢华的舞会，也在《红高粱》中粗野的高粱地，因为它们中有生命的火焰在跳动，有真实的情感在勃发，这就是文艺的生命力。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经典小说《包法利夫人》刻画了一个面对诱惑的少妇包法利夫人，她被自己追求的虚荣浪漫的爱情、情人和生活所抛弃，孤独地死去。小说展现了法国偏远乡下世人的虚伪和自私、渴望和沉沦。福楼拜对真实有着执着的追求，历史的真实、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是他作品生命的源泉。福楼拜对当时法国社会“正人君子”们虚伪脸孔的描写触动了当政者敏感的神经，并因对包法利夫人欲望的描述遭到了“伤风败俗”等的批判，但它却恰恰体现了社会的病症。内容的真实性成就了他作品的真，笔触的细腻动人成就了其作品的美。事实证明，优秀的文艺作品经得起人民和时间的考验。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曾写道爱玛对于爱情的渴望“就像厨房桌子上的鲤鱼巴望着水”，福楼拜的描写对于世界上渴望爱情的人来说都是切身且真实的。“在爱情的艺术表达上，关键的问题或者说艺术的德性价值不在于爱情的本身的高尚或虚伪，而在于艺术中呈现出的人性的真实与否。”[43]爱玛的爱情是真挚痴迷的。画家亚·卡巴奈的画作《淮德拉》的主人公是希腊神话中美丽的淮德拉，她爱上了丈夫忒修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而不得，画作表现了她躺在床上因思念希波吕托斯而辗转愁苦，“悠哉游哉，辗转反侧”是任何一个在爱情中饱受煎熬的人极易辨认并产生震动的场景。

习近平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思想也是紧紧围绕人民这一中心立论的。他首先从艺术生成的本源上阐明了文艺创作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44]他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45]然后，他进一步指明了文艺创作深入人民生活的具体路径：“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46]在内容与艺术创作方法的关系上，他坚持方法为内容服务的原则：“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47]最后，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审美倾向：“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48]习近平上述文艺创作方法论精准地击中了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主义”、“感官至上主义”等种种时弊和病象，这些病象同样打着人民的旗号，紧盯着的只是人民的钱包，损害的却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同时，习近平高度重视艺术家的艺德、艺品、艺境和自我修养之于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作用，他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49]艺术家凭借艺术作品给予欣赏者以精神的感染和鼓舞，这就要求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屈原的高洁，陶渊明的旷达，李白的豪放使他们的文艺作品具有旷古的精神价值。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仕途的失意，他转而在田园生活中寻求“真意”，他的诗因此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精神陶冶。画家石涛是明朝的后裔，不甘于做清朝的顺民，他内心的气节体现在他画中的傲然超脱。李清照在动荡的时局和个人悲惨的命运中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50]的呐喊。上述艺术家的作品不仅表达、记录着个人的精神品格，而且塑造着民族的精神。艺术家的艺术技巧、个人修养、精神气质对于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艺术技巧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技巧不仅靠天赋，也靠勤学苦练，稳扎稳打。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为墨”，梅兰芳誉满天下仍坚持每天练功。梅兰芳不仅苦练京剧，还向齐白石学画，他画的梅、兰飘逸婀娜，像极了他在舞台上的身姿。他借鉴中国艺术的技巧与精神，创造了京剧艺术的一个高峰。无独有偶，画家达·芬奇也是从数学等学科中得到了绘画的启发，从而创作出比例和谐、美感独特的艺术作品。由此，文化修养对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徐悲鸿说：“艺术家应更求广博之知识，以美备其本业，高尚其志趣与澄清其品格。”[51]艺术家需要增强科学文化修养，更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从丰富、复杂的社会图景、人民生活中寻找灵感进行创作，其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赏。再如郑板桥将竹子与民间疾苦融合起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这是郑板桥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艺术创新精神。文艺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情感、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必须要深入人民的内心和灵魂，必须要深入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这样的作品才能为大众接受。艾青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52]，曾使多少人为之动容？泰戈尔一句“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53]，曾使多少人重振信心？优秀的文艺就像头顶的星空，每当你在黑夜中抬头，总能从深邃的夜空中窥见点点光明。

3.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尺度

社会主义文艺要求真、求美、求精，这方面主要靠文艺工作者的自觉，也靠文艺评论者的批评监督来促成。曹丕的《典论·论文》一开篇就点出建安后期文人相轻的习气：“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斯不自见之患也。”我们不主张文人相轻，但也不赞同盲目的自我表扬、相互吹捧。习近平提到我国文艺批评领域的病象时说：“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54]为此，他提出了关于文艺批评的新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55]其中强调人民批评是习近平文艺批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56]在他看来，人民评价的本质就是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评价，“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57]在人民评价中，他首先强调了“人民需要”的重要性，“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58]从艺术实践上看，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无不是真切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我国四大名著是如此，被称为“人民的作家”的路遥的作品是如此，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泰戈尔等这些世界级大文豪的作品是如此，奥斯卡艺术是如此，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同样是如此。“‘逻辑’乃是对感觉的阐明，即把你开始感觉到的真实变成语言的形式。但‘逻辑’也可以用来指导和引发感觉，虽然这种情况仅发生于逻辑规则被汲取和融合到审美感受或直觉中的时候。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通过逻辑学到的一切东西最终都会转变成直觉的，从而丰富审美经验。”[59]文艺批评需要建立一种审美的逻辑，使欣赏着从感官体验、情绪感受、思想启迪转过来一个维度，形成一种审美的直觉和自觉，建立起一套审美的尺度，提高审美快感和审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应有之义。低碳美学理论就是一种美学的价值论与目的论，该理论主张对于文艺作品我们不能分裂地谈道德教化作用、精神塑造作用、情感陶冶作用，而是在对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分析，在对其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考察的基础上对艺术作品的价值进行品评。低碳美学理论对于人民的身心健康的关注、对于文艺作品精神价值的重视正与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

二、全球视野

如果说人民中心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和基石，那么全球视野就构成这一思想的高度。所谓思想高度是指习近平始终站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当代中华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战略高度上思考中国文艺创作问题。这一方面是说中国文艺应承担得起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和历史重任，即中国文艺应具有与当代中国所具有的世界强国身份和地位、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世界优秀民族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也是说，中国文艺应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互鉴和传播中以其鲜明的特色、风格和气派铸就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华美学元素和中华文艺智慧。

1．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打造中国文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当今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代中国正在以空前绝后的气势和速度在世界上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即将实现。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进程中迎来的的又一次千载难逢的重要发展机遇，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正如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60]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习近平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思想家的深邃智慧来谋划和思考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文艺发展格局，提出了很多关于文艺创作的纲领性、开创性思想。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61]他进一步分析说：“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62]他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63]那么，怎样的优秀作品才能够与蓬勃发展迅速崛起的中国相匹配呢？习近平明确指出：“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64]

其实，通观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思想，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他高瞻远瞩独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的文艺思想也是这一哲学理念的逻辑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的是一种全球视野。习近平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65]因此，他提出了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辉映发展的主张。“物之不齐，物之情也。”[66]现今世界没有经济的孤岛，也没有文化、艺术的孤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67]“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68]“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69]尊重文化多元化，在民族内部就是不同艺术流派、不同思想观念的相互争鸣，推广到世界范围就是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重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就，从中汲取营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世界贡献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古今中外的大量艺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习近平关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辉映发展的上述论断。首先，电影艺术的发展就是遵循的这样的道路，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不久就传到了欧美各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好莱坞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一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重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电影人才、技术，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英国“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法国“鬼才导演”吕克·贝松、中国导演李安等众多杰出电影导演都曾为好莱坞拍摄过影片，创造出一部又一部经典电影。好莱坞重视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其创作的电影取材于世界各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知名人物。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勇敢的心》就取材于苏格兰独立战争起义军首领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军队斗争的故事，美国著名影星梅尔·吉普森担任影片的导演，影片凭借史诗风格、自由精神、英雄主义受到了世界观众的欢迎。好莱坞十分重视全球市场，重视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创造出具有相当普适性的电影作品。与好莱坞不同，作为电影发源地的欧洲保留了艺术电影的传统，法国先锋电影运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等欧洲电影运动都曾为世界电影注入新鲜血液，产生了一大批名垂影史的影片，并对好莱坞和世界电影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曾向他国传播过自己的文化，也曾虚心借鉴他国的文艺成果。中国传统绘画在宋元明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近代，西方坚船利炮惊醒沉睡之中国，东西文化开始激烈碰撞，中国一批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西方文艺的长处和中国绘画的困境。康有为说：“以举中国画人数百年，惟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字……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70]陈独秀也感叹道：“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71]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之下，中国学生开始远赴西方学习绘画，诞生了徐悲鸿等享誉世界的大画家。正当中国大张旗鼓地向西方学习绘画技巧和理论之际，西方艺术界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将眼光转向了广阔的世界艺术之林。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最左边的那个人酷似埃及艺术的形象，稍右的两个人酷似伊比利亚艺术中的形象，最左边的两个好像戴着非洲面具的形象在表面形式上是平面化了的几何装配。”[72]毕加索从世界艺术中寻找灵感，带来了绘画领域的一场世界性的革命。从绘画领域的艺术交流借鉴可见，文艺的流动是一种“输入——吸收——输出”的双向流动。

“文化交流，绝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的文化组合。”[7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战乱频发的时期，“白骨蔽野，百无一存。”[74]下层百姓为逃避战乱纷纷披上袈裟“假慕沙门，实避调役”[75]。朝不保夕、道德沦丧的生活毫无理性、公正可言。儒家孔孟的仁义、道家老庄天人合一的哲学难以应付空前颓丧的社会面貌，恰恰是佛家哦“轮回”、“来生”、“报应”的思想带给了人民精神的慰藉。佛教进入中国并获得长足的发展，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相融合，最终发展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哲学、艺术均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佛教艺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造像、壁画是主要的艺术形式，云冈、敦煌、麦积山等石窟艺术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瑰宝。佛教刚传入中国时，这些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高鼻梁、卷胡须，身着印度式服装，发展到后来逐渐汉化，佛像形象也逐渐演变成中国皇帝的形象。中国儒家思想逐渐渗入佛堂，佛教开始服务于政治统治，维护伦理纲常。《报父母恩重经》等经文受到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之后发展出来的寺院“俗讲”已经充满世俗情趣，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中国佛教保留了佛教繁复而巧妙的思辨，并融入中国传统儒学与魏晋玄学思想，使佛教实现中国本土化。13世纪回教入侵，印度佛教文化遭到毁灭。此时，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的佛教开始输入东南亚、东北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文化“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不仅使佛教文化的内涵大为扩展，也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强劲的生命力，使佛教文化摆脱了灭亡的命运。

唐朝著名的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吸收了各民族、各国家的音乐特色，直接促成唐朝音乐的空前繁荣。李白在《听胡人吹笛》一诗中写道：“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这说明吸收外国的音乐并没有使中国自己的音乐消亡，而是使中外的音乐都得到了发展和传播。习近平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76]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2．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中传播中华文化、贡献中国美学

全球范围的内文化相互吸收、交流可以促进世界和各国文化的繁荣，但这是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的主体性、特色为前提的。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道德理念却并不可能实现、也不应该实现全球一体化。习近平说：“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77]为此，他特别指出中华文化要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派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78]他进一步强调说，“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79]由此看出，习近平关注文化领域的全球视野是以民族文化为着眼点来看待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想要外国人来了解中国文化，首先中国人自己就要把中国文化吃透。“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80]

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树立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朝代，特别是盛唐，不仅物质生活富足，精神文化生活也相当丰富。文学上涌现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大批诗人，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家；在绘画上，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韩滉的《五牛图》都是绘画领域耸立的高峰；舞蹈、音乐也在唐朝得到空前快速的发展。这是唐朝之所以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访的原因，是“修文德以来之”[81]的道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不断受到世界的肯定，这离不开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文艺作品的传播。就电影来说，它在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社会民情和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世纪之交一批国产古装大片如《英雄》《卧虎藏龙》等使世界许多国家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武术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向往。《卧虎藏龙》中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观念、中国武侠观念以及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表现手法使世界各国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仔细观察，《卧虎藏龙》中也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影子，俞秀莲和李慕白的爱情遵从这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而罗小龙和罗小虎的爱情则更加自由奔放，在这一对比和碰撞中产生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正如同俞秀莲和罗小龙之间的那一场比武，一招一式尽显出两人不同的气度风貌，从中可以窥见李安电影中常见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气象。李安拍摄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在好莱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惊叹于李安对于异国题材的驾驭能力，李安的成功主要因为他讲好了一个关于情感、理智冲突的故事。这一冲突是潜藏在人性中的普遍的冲突，文学艺术创作就是表现这一普遍冲突，表现人的普遍情感和心理。有了包括爱、恨、勇敢、希望这些普遍的人性，文化才可以相互沟通。习近平说：“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82]习近平自身文化交流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83]德国作家歌德另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述的是德国青年维特为爱情自杀的故事，歌德对维特的精神世界地表现具有巨大地真实性和感染力，使当时和后世、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书中有这样的心理描写：“我竟到了如此的境地，对她的感情包容了一切；我竟到了如此的境地，没有她我的所有都将纸上谈兵。”这不正是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同的黯然神伤吗？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就要进一步增强中国文艺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三、历史情怀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第三个鲜明特色是其深切厚重的历史情怀。这种历史情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推崇；二是对历史作为文艺创作富矿的珍惜；三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承传。

1．中华传统美学是一笔值得继承和弘扬的珍贵历史遗产

文艺审美与历史情怀是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习近平说：“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84]在他看来，“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85]中国古典美学讲求艺术家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气质与艺术作品融为一体，达到托物言志、寓情于景的艺术效果和美学境界，此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和价值。

的确，中国丰厚的古典艺术矿藏书所孕育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为之文。”[86]逐渐从模仿、造型的象形文字发展出了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具有了“净化了的线条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刚有柔，方圆适度。它既状物又抒情，兼备造型(概括性的模拟)和表现(抒发情感)两种因素和成份。”[87]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亦说：“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象出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88]草圣张旭作书法时经常达到如颠如狂、如痴如醉的状态，下笔变化多端，倏尔如骏马奔腾、倏尔如蛟龙入海，却又井然有序。引得李白都夸赞：“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89]

唐代诗人王维的《鹿柴》写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中环境和作者的心境融为一体，使人眼前倏尔显现画境和禅境。王维所作《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中虽未提及诗人的情感，却在景物描写中体现着诗人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绘画、诗歌、小说等中国艺术门类所最求的“无我之境”。环境、画境、情境融汇的意境是中国艺术独辟的境界，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美学理想的代表。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极高境界在于“状难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90]，“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91]，人物画讲求“以形写神”[92]。从形似中求得神似，于有限中觅得无限，于无画处寻得妙境，这不正与中国古典诗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不谋而合了吗？苏轼曾如是评价过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盖无论诗境、画境都是艺术家心境的外画，都是形成意境的预备。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中国古往今来文艺作品中的诗情画意即是对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又有对其的发展。

徐悲鸿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93]他将国画的意境融入油画之中创作了著名的肖像画《箫声》。油画中少女处于前景，后景是虚化的树木，隐隐白鹤藏在林间飞翔。其意境与“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94]何其相似。在徐悲鸿的画里，玉人虽有迹可循，却隐去了半边，背景林木流水白鹤隐约朦胧，极富意境与幽情。推而广之，中国古典书、诗、画乃至舞蹈、音乐、建筑等无不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阐述了屈原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用到“衣被”一词，他的文章是为当朝者所作，是为本国百姓所作，也是为后代人民所作。“衣被”包含着对天下苍生的无限关怀，对于文人骚客的无限启迪，对于生命的深刻热爱。屈原身上也具有历史情怀，他同时看向先民、看向当代人，又看向后人。这正是现代的文艺创作者所要学习的历史情怀，传承先贤的遗志，为当代人民创作出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风貌的作品，又要为后世人留下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他们构成“衣被”。习近平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也体现出“衣被”一词的内涵：“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95]

2．历史是一座值得开掘的艺术富矿

习近平谈到艺术创作主体的历史感时说：“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96]他还说，“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97]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98]毛泽东不但具有丰富广博的古典文学、历史知识，并且善于古为今用，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精神气质，使其诗歌具有雄浑的气势和历史的厚度。他曾借用《孟子·公孙丑下》原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一话头，创造出“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毛泽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诗句，讽刺了当权者的庸碌无为。足见其青年时期就具有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魄力和智识。杜甫曾有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毛泽东则作“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东国”(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将杜甫对于国人的慷慨扩展而为对世界大同的气魄，在气度上别开生面。从历史的养料中，毛泽东开辟出民族精神的新的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韧，“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然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的和衷共济；“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的自信勇毅；“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1929年重阳节)的顽强。上述诗歌中毛泽东将中华美学传统与革命现实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如刘少奇所说：这些诗句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99]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需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实人物、发展故事情节。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对于历史真实的忽视：“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100]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文学艺术作品是广大人民接触历史知识、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渠道，文艺作品的教育意义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就应该更加尊重历史真实，注重对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林则徐》中，林则徐虎门硝烟之后为防止英国进攻，在广州练兵，而朝廷怀疑林则徐意图不轨，下旨将林则徐与其好友邓廷桢拆散。邓廷桢离开之前劝说林则徐急流勇退，而林则徐用一句“疾风知劲草”回复邓廷桢。《东观汉记·王霸传》记载：上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始验疾风知劲草。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义时曾被当时的皇帝刘玄威逼到河北。在颍川时追随他的部下纷纷离去，只有王霸留了下来。“疾风知劲草”就是用来形容王霸的忠信在最艰难的关头才体现出来。影片以这句诗作为台词，将林则徐的誓死不屈的气节、为国效忠的决心凸显了出来，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这句台词不但体现了创作者的艺术技巧，而且足见影片创作者的历史、文学修养。邓廷桢坐船离去，林则徐登临山顶，遥望孤帆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其情景恰似李白所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句的诗境。片中两人商议分别部署防御势力，望着邓廷桢远去，林则徐心中不仅有感伤，更有期待和嘱托。遥想当年年少的李白与年龄孟浩然分别，一定是意气多于愁闷。中国古代送别古诗如此之多，偏偏这首诗与影片的意境相合，也就体现在这企盼上面。电影中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可谓独具匠心。影片发展出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隐喻蒙太奇手法，使爱国豪情、民族感情的表达更加含蓄隽永，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01]。习近平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02]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103]中国人独特的道德理念、人格理想、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文艺作品中都有体现。古往今来，许多艺术家咏史以抒胸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爱国豪情与治世理想。美学家泰纳说：“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把他本民族的气质表现得深刻。”[104]从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爱国豪情，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舍生忘死，再到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洁品格都是深刻的例证。在中华民族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先人用自己不屈不挠的灵魂与巨浪搏斗，留下了无尽的精神的回响。

习近平非常看重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105]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画同样体现出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动荡的年代，徐悲鸿的马展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画的马，笔墨淋漓潇洒,带着时代的风雷驰骋在画坛上,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清新、有力、刚劲的气息，这也是其精神气质最生动的写照。他在1940年所作的《愚公移山》中赞美了中华儿女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以此画鼓舞抗日战士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通过传统民间故事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和激情。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守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守住了中华民族的魂。习近平的讲话点明了民族精神家园的强大感召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106]习近平的讲话中经常谈及中华民族文化对于社会、人民的重要性，并将其成为中国的“根”：“根，滋润于‘慎终追远’。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往往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病态。”[107]但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没有消亡，这个国家、民族就不会消亡。鲁迅等文化巨匠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举起了民族精神的火种，现在这个火种传到了我们的手里。胡适早年曾说：“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108]中国正在迎来下一个新的文艺复新时期，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都应将自己视为复兴中国文艺的排头兵，继往开来，大胆创新。

习近平说：“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9]他还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10]对于传统文化要具有批判集成、与时俱进的眼光。胡适所作的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篇以白话写成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诗集。诗集是胡适为践行自己在《文学改革刍议》中的理论于1920年创作，共三篇。他自己以为这两本小册子有两点价值：一是“含有点历史的兴趣”；二是几十首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也许可以供新诗人的参考。”(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从“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到“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胡适逐渐打破了五言七言的传统句法，从沿用词的调，到增强自由体的白话诗的音节的婉转，“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一首小诗体现出尝试时期特有的天真追寻。陈子展曾评价：《尝试集》的“真价值”主要在于“与人放胆创作的勇气”，以及从中体现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先驱者的精神”。随后郭沫若也出版了白话诗集《女神》，白话诗逐渐为文人所接纳和发展。没有胡适的尝试，也许白话诗要晚很多年诞生，许多传世的白话诗歌也不会出现了。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

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以上是习近平提倡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人类的审会生活在变化，自然在变化，人类对生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未必全部适应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化思想水平。如中国历史上不少文艺作品体现并鼓吹愚忠、愚孝，并不适应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要求，是应该摒弃的文化。而古代文艺作品中表现的诚信、谦和、孝道、爱国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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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书平)

People's Center, Global Vision and Historical Feelings: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XI Jin-ping'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s

MA Li-xin，YANG Dong-ni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c and thought-provoking proposi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se occasions. He has focused on the speech of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2014 and the 2016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peech,and made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exposition, which formed a shining Marxist brilliant literary thought. Among them, the people's center, global vision and historical feelings constitute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Xi Jinping'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s.

XI Jin-ping'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people's center；global vision；historical feelings

2016-03-15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13BA010)阶段性成果

马立新(1966-)，男，山东章丘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重大艺术哲学前沿理论研究；杨冬妮(1992-)，女，山东日照人，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5级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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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605(2017)04-0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