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渡过禄劝县的普渡河铁索桥后，进入罗次县（今属禄丰县）境，立即分兵两路，向滇西挺进。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为右路，由富民出发，直取盐兴县（今属禄丰县）元永井、黑井，然后沿姚安、大姚、宾川一路向西挺进。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为左路，攻占楚雄县城，沿南华、祥云继续西进。红二、六军团横扫滇西，使沿途国民党县乡政权土崩瓦解，各种反动势力闻风而逃，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4月24日，红二、六军团会合于鹤庆县境。

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边的丽江县石鼓镇，拉开了抢渡金沙江的序幕。在军团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在当地各族群众的热情支援和帮助下，红军以7只木船和几十只木筏，在丽江石鼓到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分别从木瓜寨、木取独、格子、士可、余化达5个渡口，经过四天三夜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敌人。

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云南中甸藏族地区。由于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民族政策，争取了中甸藏族僧众的支持，进行了短暂的休整，5月初相继离开中甸，翻越雪山，继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六军团长征自1936年3月6日首次进入云南，直到1936年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四进四出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共计68天。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小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途经彝良、镇雄、平彝（今富源）、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昆明、富民、罗次（今属禄丰县）、禄丰、盐兴（今属禄丰县）、广通（今属禄丰县）、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属大姚县）、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等27个县，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等13座县城，摆脱了10余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的胜利。

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了云南省8个州市的33个县境。红军长征过云南如一阵红色旋风横扫三迤大地，不但扫荡了云南的各种反动势力，而且为万马齐喑的云岭高原带来新的光明和希望。

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保护群众利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因而，云南各族人民把红军看作是自己的军队，把红军当作“大救星”“菩萨兵”，积极支援和帮助红军，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云南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队伍及时补充了兵源，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1935年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3000多人，在会泽扩红1300多人。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禄丰元永井扩红500多人，在祥云扩红七八百人。楚雄、南华、牟定、宾川等地也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各族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集粮食，捐献生活物质，解决了红军的日常军需供给；主动配合红军完成军事行动或作战任务；掩护、收留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力量，延续了革命火种。

红军以实际行动为云南各族人民指出了争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1936年4月15日，担任楚雄常备中队分队长的共产党员陈世昌按照楚雄地下党支部的指示和预先制定的方案，主动撤出楚雄雁塔山高地，以策应红二军团攻城战斗。红军离开云南后，根据上级指示，1936年9月，陈世昌率队举行起义，建立了滇南易门游击大队（又称“楚双峨易游击大队”），陈世昌任大队长，王仪任政治指导员。游击大队在楚雄、双柏、易门、峨山、新平、禄丰、安宁等县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坚持斗争一年多，人数最多时达三四百人。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武定山区的彝汉贫苦农民举行了近千人的反土司武装起义；中甸县上江、金江、虎跳江地区的农民群众揭竿而起，发动了纳西、白、傈僳族人民1000多人参加的起义；宣威爆发了陶永昌等领导的农民暴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云南党组织活动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及各种遗物、遗址及红军烈士墓，成为云南人民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恢复重建云南党组织

1930年底，中共云南省委遭到破坏以后，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艰苦条件下，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想方设法进行恢复云南党组织的工作。1931年春，中共中央研究了云南的局势，决定派铁路工人出身、出席莫斯科国际赤色劳工大会后回到上海的原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刘林元和党员李介民（李鼎三）、刘倩予（女）等人从上海回云南恢复党的组织，因叛徒姜济川的出卖，刘林元等人刚到河口即遭逮捕，党组织的恢复未能实现。同年，上级再派党员李硕勋到云南恢复党组织，李硕勋到广西百色后，因故未能进入云南境内。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红军长征两次过云南，对云南各族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长期寻找党组织并坚持斗争的云南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为中共云南组织恢复重建创造了条件。

在恢复重建云南党组织的过程中，昭通籍共产党员费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28年，费炳在昭通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经党组织批准，费炳考入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8期学习军事。年底，云南党组织遭受破坏，费炳失去组织联系，但他积极寻找党组织。1932年初，武汉军分校并入南京中央军校，费炳随之到了南京。在军校期间，费炳结识了四川籍进步青年吴懋德（李浩然），在交往中增进了友谊，费炳派吴懋德到上海找党组织联系。吴懋德到了上海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费炳从南京中央军校毕业回到云南，在中央军校昆明分校教导团供职，他主动与进步人士交往，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35年费炳辗转与吴懋德取得联系，再次托他寻找党组织。经上级党组织（化名“王子和”，原属中央特科的下属组织）的指派，吴懋德改名李浩然，同年9月底，到达昆明，与费炳接上联系。李浩然与费炳随即展开了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李浩然来到云南后，与隐蔽下来的党员赵国徽、张永和、刘璧华、马冰清等7人接上了组织关系或政治联系，发展了费炳培养的进步分子李剑秋、李立贤（陈方）、李尚彬、任灿光等人入党。1935年11月，李浩然在昆明主持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由李浩然任书记，委员有费炳、李剑秋、李立贤。1937年6月，李浩然回上海汇报工作，上海党组织将李浩然留在上海工作，由费炳接替任云南临工委书记。李浩然通知费炳：云南临工委的领导关系转给武汉的党组织，如有事可与武汉联系。但是，云南临工委与上级党组织最初并未取得联系，只有独立开展工作。

中共云南临工委建立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同时建立以党员为核心的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启发民众觉悟，壮大抗日救亡队伍。云南临工委在罗平、曲靖、沾益、陆良、巧家、楚雄、镇南（南华）、安宁、昭通、泸西等县发展了党员，在党员人数较多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先后在罗平、沾益、楚雄3县建立了党支部。1937年10月，滇军第60军开赴抗日前线，云南临工委派党员张永和、王立中、杨重（杨滨）、刘孟田随军出发，为以后党在滇军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38年8月，云南临工委领导的党员已有50余人。

此间，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于不了解云南已经恢复重建了党组织，决定派在香港《港报》工作的云南籍共产党员李群杰回云南重建党组织。1937年5月，李群杰回到昆明，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团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发展唐登岷、曹世文、罗自昌等人入党。经请示南临委批准，于1937年7月底成立中共昆明支部，李群杰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唐登岷任宣传委员，曹世文为秘书。以后，从武汉、香港等地相继转移到昆明的党员刘英明、李家鼎、陈践明（陈伟）、易世英（女）、张天虚、吴涵真、李德和等参加了中共昆明支部。中共昆明支部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月，云南籍共产党员尹冰受中共湖北临时省工委书记李正焕（郭述申）派遣回到云南，准备恢复重建云南共产党组织。尹冰到昆明后，了解到云南已恢复重建了党的组织，遂取消了重建云南党组织的计划。通过南临委和尹冰的关系，中共昆明支部于1938年初转由长江局直接领导。1938年2月，中共昆明支部增补李家鼎、尹冰两人为委员。至6月，中共昆明支部共有党员12名，先后在昆华师范、昆华女中、昆华中学建立了党小组。

在云南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共云南临工委和昆明支部的工作发生了许多交叉，两个党组织都迫切希望建立统一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云南临工委和昆明支部分别派人前往武汉、延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央组织部汇报云南党组织的情况；在省内，两个组织对组织上的统一也做了一些沟通和准备工作。

根据云南临工委和昆明支部多次向上级组织反映的情况，1938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马子卿为巡视员，到昆明解决云南两个党组织并存的问题。8月初，马子卿在昆明主持召开会议，将两个党组织正式合并，成立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书记李群杰，委员费炳（军运）、李立贤（组织兼青委书记）、唐登岷（宣传）、吴宗遥（工委书记）。特委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云南临工委的公开刊物《南方》改为省特委的机关刊物，由李剑秋负责。省特委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统一后的中共云南省特委，立即采取措施巩固和壮大党的组织，在学校、工厂、农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至1938年12月底，云南省特委有党员75名（随滇军出发到抗日前方的党员和外县区新发展的党员未计入）。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继续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立即派马子卿再次到云南巡视。马子卿来到昆明后，在云南省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李群杰。4月，改由费炳任书记。6月，南方局派马子卿、何礼参加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班子，省工委由马子卿任书记。

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加强了党的建设。在组织发展中逐渐克服了关门主义倾向，党员数量有较大增加。1939年4月，全省有党员190余人。到1940年初，全省共有党员247人。

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局面出现严重危机。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认真贯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以及“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三勤”“三化”）的工作部署，积蓄力量，积极工作，发展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把云南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组织，并在革命高潮来临时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随着云南在全国抗战地位日益提高，蒋介石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云南的渗透和控制，同时积极调查共产党组织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情况，企图破坏云南党组织。1940年6月，国民党罗平县政府逮捕了中共罗平县委书记刘璧华，并监禁了进步人士尹兰冰，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两人才被释放。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康泽带着一整套反共计划抵达昆明，布置对云南共产党进行调查和搜捕。8月，驻防在中越边境的国民党第九集团军特别党部逮捕了中共西（畴）麻（栗坡）支部书记黄禹臣和组织委员刘清林，黄禹臣叛变后，有7名党员被捕，中共西麻支部被破坏。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云南进行的一系列反共活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云南省工委紧急疏散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但是，在紧急疏散党员的工作中，由于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妥善的安置，加上有些组织在疏散时的仓促和领导交接工作中的失误，使原来在昆明的300余名党员，有近一半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虽有部分党员陆续与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仍对云南党组织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统区党组织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同年夏天，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下召集会议，研讨西南各省党的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从领导形式到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地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同时对各省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一些调整。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郑伯克到昆明任云南省工委书记，之后又派侯方岳、刘清到昆明任省工委委员。新一届省工委建立后，按照南方局的指示精神，结合云南斗争形势和党组织的实际，决定省工委不设工作机构，不设固定的机关，省工委会议只研究形势、政策、方针等重大问题，不作文字记录，不保留文件和党员名单。省工委成员分工为：郑伯克主持全面工作，联系昆明市和滇西片，还分管统战、军事等工作；侯方岳联系昭通中心县委所属地区及曲靖、沾益、宣威、会泽等县；刘清联系泸西中心县委所属地区及其毗邻的蒙自、建水、石屏等县。因党员组织关系的交叉或工作需要，侯方岳、刘清也联系部分昆明的党员。中央及南方局的指示以及省工委的决定，通过省工委成员向他们联系的若干条线逐级传达贯彻。

1941年至1943年，省工委在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中，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积蓄了力量，在党组织的周围团结了大批进步群众。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省工委以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革命骨干为中坚，谨慎地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等。这些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爱国民主运动和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以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武装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工委注意在隐蔽精干过程中开辟或建立工作据点，加强了全省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先后疏散了一批党员到滇东、滇东北、滇南、滇中、滇西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据点。这些地区多民族杂居，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国民党统治基础薄弱，各地方大小实力派、民族上层与国民党中央势力存在着各种矛盾，有些地区国民党的势力甚至无法插手。云南边疆多民族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为党在云南继续开展活动和斗争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这一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云南党组织基本停止发展党员。据1944年统计，除滇军中的党员和南方局直接联系的党员以及外省区疏散到云南的党员外，省工委直接联系的党员共计190人。虽然党员数量不多，但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团结了一大批革命分子和进步力量，很好地积蓄了力量。周恩来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时，给云南党组织的工作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云南党组织执行“三勤”政策是有成绩的，而且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大潮来临时起了模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