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研究综述

2017-04-11曹立群

社会科学动态 2017年9期

曹立群

于成龙研究综述

曹立群

于成龙被誉为清代第一廉吏，自康熙年间起，与于成龙有关的文献资料便已面世并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后于成龙的事迹、史料及研究层出不穷，这为人们认识于成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建国后，于成龙研究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于成龙的研究日趋活跃，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纵观于成龙研究，虽然颇有成绩，但也存在着研究内容雷同、范围狭窄、视角单一等问题，需要克服上述问题，才能进一步推动于成龙研究走向纵深。

于成龙；文献整理；研究综述

于成龙，山西永宁州（今吕梁市）人。崇祯十二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出任罗城知县，先后在湖北、四川、福建等地担任地方官，康熙二十年官至江南江西总督，康熙二十三年卒于任上。于成龙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严禁馈请，被民间戏称为“于青菜”；在各地平乱缉盗、澄清吏治、发展教育、清理诉讼，深得百姓爱戴，三次举卓异，清操天下传，是清初最著名的廉吏能臣，被康熙帝褒为“清官第一”①。本文在追溯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于成龙研究，并探析其中的特点与不足。由于视野与材料的不足，笔者并未找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一、建国前于成龙相关文献的整理及研究

自康熙年间起，与于成龙相关的文献资料便已面世。笔者将其归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成龙个人著述、经人整理编订的文集以及于成龙参与编纂或记载其行述的方志。此类资料多为于氏生前所书，为于成龙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基础，涉及于成龙研究的政治、思想、文化、军事、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于山奏牍》，收录于成龙从罗城知县至两江总督为官20余年所上的奏疏、详文、牌示以及与同僚的往来书信等，计7卷，另有诗词选1卷。原版刊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其门人李中素整理编辑，下属刘鼎刊刻而成。目前，《于山奏牍》有三个版本：山西大学图书馆郑先庆序本（《四库全书》所收版本与之相同，删去诗词选1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标为残本，仅序至卷6）、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奏牍”载有平定三藩之乱以及反映清初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河北、江苏、江西等地社会经济状况的详尽史料，是研究“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为官做人、治理地方等内容的重要一手资料。

《于清端公政书》以《于山奏牍》为基础，内容有所损益。该书有三个版本：康熙四十七年（1707），蔡方炳、诸匡鼎编次而成的康熙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公曾孙于大梃增刻续集的乾隆本；《四库全书》删除诗词选收录的四库本。康熙版在《于山奏牍》的基础上，增加了外集，内容多为人物传记、墓志铭、祠碑等。乾隆版增加续集，内容为“书”的序跋、祠碑以及迎神辞等。《于清端公政书》按于成龙历任职官的顺序分为《罗城书》、《合州书》、《武昌书》、《黄州书》、《八闽书》、《畿辅书》、《两江书》、《吟咏书》。其中，《黄州书》浓墨重彩，记述于成龙在黄州平盗安民的政绩，资料尤为详实，篇幅几近全书一半。《罗城书》、《合州书》、《八闽书》内容少而精，资料各有侧重。康熙本《外集》，乾隆本《续集》所增之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于成龙的交友情况，了解后人对于公的追思以及于公纪念祠碑的分布情况。

于成龙作为地方官，参与编修的地方志有《康熙江南通志》、《康熙江西通志》等。于成龙作为总编撰官，多挂名，著述资料少，主要以序的形式出现。亦有涉及于成龙的地方志，如《乾隆汾州府志》卷27载有《敕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于成龙》、《御制诗赐直隶巡抚臣于成龙并序》、《御制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谥清端于成龙碑文》。《雍正畿輔通志》卷9记载了康熙帝赐于成龙的诗，卷67记载了于成龙的宦绩。这些地方志资料扩充了于成龙研究的资料源，但于成龙的记载少而杂，意义较小。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央书局印行的《于人龙判牍》②，主编署名襟霞阁，现多称之为《于成龙判牍》。对于本书的作者，有人怀疑托名伪作，考据方面的资料不详，姑且存之。《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收录于成龙、袁枚、张问陶、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端方等七位清代名吏判牍，《于人龙判牍》为其中一卷。

第二类文献资料为传记、碑刻资料、笔记、诗话等，包含出土文献、地上文物。多为他人对于成龙的回顾、评价。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并存，为于成龙研究提供他证，便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于成龙的生平事迹，感受于成龙的影响力。

传记资料如陈廷敬的《午亭文编》卷41《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江西谥清端于公传》，叙述翔实，细节丰富，有传有评。传记部分，侧重于记叙于成龙治理罗城与湖北东山平叛，描写生动详细。作者评论部分，述及于氏逸闻，合事而论，对于氏评价极高，言“于公刚介沈毅，强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临事决机，应变无方。盖其诚与才合，识与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动而著令名焉”③。该传为多书选录，清代李祖陶《国朝文录》收之并评点，钱仪吉《碑传集》卷65录之，沈兆沄《篷窗随录》卷12载之，袁枚《小仓山房集》文集卷6别立《于清端公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7收入于准所作《于清端公事略》。《清史列传》卷8《于成龙》从职官履历入手叙述，收录其上疏，丰富研究资料。《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则综合各种官私文献记载，总述其一生。

碑记资料如安国寺存清代碑刻于准所作《重修安国寺碑记》、《重修安国寺记》与《重葺山寺并先清端公读书楼落成之日，歌以志感》，陈壮履所作《于清端公读书楼记》、崔相所作《重修安国寺记》等。《于清端公政书》卷3收有于公康熙十三年所立碑文《东山平定勒石铭》。清代钱仪吉《碑传集》卷65所收录熊赐履所作《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龙墓志铭》、戴震所作《于清端传》、范鄗鼎《请于清端入三立祠呈》等。王昶的《湖海文传》（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卷36载有雅尔哈善所作《重修于清端公祠并清理祭田碑记》。《同治苏州府志》卷25《九公祠碑铭》，九公祠纪念于成龙、汤斌、林则徐等九位地方官，咸丰十年毁于战乱，同治七年重建。王柏心的（清光绪十九年刻本）《百柱堂全集》卷22载有《岐亭三祠碑记》，为纪念于公碑文。这些碑文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于成龙的生平宦迹及后人的崇敬之情。

笔记、杂记、诗话等文献涉及于成龙记载的亦不在少数。如吴骞的嘉庆刻本《拜经楼诗话》卷4评价于公诗作《过虞姬墓》。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清同治四年抄本）卷1收录康熙朝于成龙逸闻。王培荀的《听雨楼随笔》（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卷1提及于公的功绩与趣闻。史梦兰《止园笔谈》（清光绪四年刻本）卷2收入于公喝粥、送长郎半鸭、作《忍字歌》等趣闻。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光绪刻本）卷11载有康熙帝褒奖于成龙的廉政诗。民国杨钟羲《雪桥诗话》之《续集》卷2、《余集》卷5均谈及于成龙。

二、建国后于成龙研究概况

建国后，于成龙文献整理与研究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沉寂。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史学界主要围绕“五朵金花”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研究，尤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为盛。王朝政治史则侧重农民战争研究，于成龙作为封建王朝官吏，属于被批判的帝王将相范畴，研究者少有涉及。

随着改革开放后政治氛围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康熙皇帝因其文治武功而备受学界瞩目，作为康熙皇帝的重要辅佐者，陆续有与于成龙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如邢玉林的论文《康熙的选才、用人、察吏》（《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孟昭信的《康熙察吏安民简论》（《史学集刊》1986年第4期）与郭松义的《述康熙整饬吏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等。黄旭光的《于成龙》（《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是这一时期少见的以于成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记载于成龙在罗城任上“严禁盗贼”、“少宽法网”、“革大耗”的具体措施，突出了于成龙“廉洁刻苦”、“爱民如子”的形象。

这一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延续，如武文斯的《从于成龙的清廉看康熙的吏治思想》（《大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张必忠的《康熙爱清官于成龙》（《紫禁城》1990年第1期）、于鹏翔的《廉政与康熙盛世》（《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严奉平的《清康熙朝治吏养廉事略》（《湖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陈昌华《康熙的用人政策述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有所体现。

90年代以降，以于成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渐渐增多。宋馥香的《试论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作风》（《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从 “勤政爱民，鞠躬不懈”、“体察民情，惩恶劾贪”、“不畏强权、为民请命”、“节俭于身，恩施于人”四个方面论述了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作风。张捷夫的《“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沧桑》1994年第1期）将于成龙的政绩视为他在“思为民兴利除弊”，“与民同忧乐”等指导思想下的具体实践。王金香《古代廉吏于成龙》（《沧桑》1998年第3期）着重描写其在罗城、合州、黄州、福建、直隶以及两江作出的政绩。

21世纪伊始，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变，贪腐现象日益突出，廉政建设成为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关注现实，尝试以古代的清官廉吏树立模范以教化官员。于成龙作为古代廉吏的典型，吸引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优秀的研究成果频出，精良的影视作品不断，于成龙的知名度得到极大提升。笔者将这一阶段于成龙研究的相关成果大致分为三类。

1.于成龙为官操守的研究

以于成龙为研究主体，突出其清廉的作风与出众的治理能力。塑造出一个清正廉洁、为民请命、勤政不怠、廉能俱佳、善于治理的于成龙形象，是常见的研究手法。如王俊义的文章《康熙何以称赞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北京日报》2000年12月11日），通过记载他严于律己、痛恨馈请之风、始终保持情操的事迹突出其清廉的形象。王毅鸣的《于成龙》（《今日山西》2005年第1期）依据史实，描述于成龙“清正廉洁、生活刻苦”的一贯作风，“刚直不阿、为民做主”的为官特色，以及“重视教育”，断案公允，具有“突出的军事谋略和组织指挥才能”的人物形象。王晋玲、李峰的《清初吏治清明探析——以廉吏于成龙为例》（《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通过于成龙的个例，体现清初统治者务实进取，建设清明政治的努力。在明末清初的大背景下，于成龙例行节俭，以身为教、清介有守。为官注重与民休息、兴利除弊、治乱平盗，在罗城、合州、黄州、福建、两江政绩斐然。余沐的《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文史博览》2007年第3期）将于成龙清廉自奉的道德操守，爱民如子的情怀，兴利除弊、澄清吏治的施政措施刻画清晰。此文对于成龙晚年受人弹劾被降五级的事件也有记载，许多文章对此避过不提。魏兴元发表的《“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文史月刊》2015年第5期）突出其廉能俱佳。

笔者发现，亦有不少突破传统评价，打破思维定势，从其他角度切入分析的文章。如徐江莉的《于成龙“三议”》（《鄂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从“文本的于成龙”、“无奈的于成龙”、“误读的于成龙”三个角度评议于成龙。户华为、吴红的《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中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比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王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差异，论述三朝对于清官之治的不同看法。2006年，户华为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作文《康雍二帝对清官的不同态度》（《光明日报》2006年4月18日）。习骅的《于成龙的平常与不平常》（《中国文化报》2017年4月13日）展现了于成龙政绩斐然、爱民如子、清正廉洁、善于作为、胸怀坦荡、对上忠诚的光辉一面。同时注意到，他做官学历低，且是前朝功名，是个平常人，会自卑。他政绩斐然，但也犯过错误，受过断崖式处理。如武昌知府任上，造桥被毁，停职留用；两江总督任上，疏忽对下属的管理，受到牵连，连降五级。面对压力也会软弱，喜欢喝点小酒。

于公素有海忠介、包孝肃之称，不乏研究者将他与海瑞等清官作比较研究。何文生的文章《海瑞和于成龙的政治生涯》（《中国审计报》2003年8月20日）以时代背景、个人性格、上位者态度等为切入点，分析两位勤廉的官员何以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历程和人生命运。马瑞珍的《警惕清官文化》（《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则对清官文化进行批判，认为清官文化是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统治时营造的和谐的假象，而于成龙是一个把自家日子过得不人不鬼的另类。另外，康熙一朝，有两位廉吏于成龙④，同样官至总督，传为美谈。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研究者所感兴趣的，如何孝荣的《康熙朝同名两清官——于成龙》（《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讲述了两江总督于成龙与河道总督于成龙皆廉能俱佳，同在江宁互相勉励的美谈。

著作方面，则以于成龙的个人传记为主。200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若东、刘乃顺、林祥撰写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全书分为永宁贡生、罗城县令、合州刺史、黄州司马、武昌知府、黄州太守、江防道台、闽省臬司、福建藩台、直隶巡抚、两江总督、天下清端共十二章。该书作者史学功底相对扎实，叙述风格平和，可读性强。书末附录于成龙年谱，直观易读。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了代言写的《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该书着重描写于成龙出仕的经历。文字通俗，轻松易读，兼顾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但该书却存在史实瑕疵，如“后记”中说“于公虽为举人，然却有进士之才。按惯例，于公只是明朝举人……”⑤于成龙是明崇祯十二年的副榜贡生。副榜贡生是秀才虽未中举，因成绩不错，可以进国子监读书，但不同于举人。

2015年，王振川的作品《大清廉吏于成龙》在三晋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篇。上篇《乱世吕梁一书生》阐述于成龙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出仕前的经历，论证其能力、性格方面已经为日后为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篇《康熙官场廉能吏》描述了于成龙大器晚成，出仕做官，从罗城任上到直隶总督之前安定人民、稳定社会、肃清吏治、兴利除弊的具体措施，弘扬了于公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能吃苦办实事的优良作风，塑造了一个爱民如子、不畏艰苦的官员形象。下篇《开创盛世大贤臣》记载了于公官升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后清操依旧，尽心国事，勤劳理事，政绩斐然。《附录》增加了《于成龙子孙情况》、《于成龙墓被毁情况》等有价值的资料。本书的特点在于对于公早年成长背景的详细叙述，包括一些考证（比如于成龙早年读书的书院更正）。针对一些于成龙的清廉事迹，作者有自己的判断，从礼和情的角度去分析。如于公江宁上任之前荣归故里，出于君体的顾虑，阵仗虽比一般巡抚小，但也不会寒酸到过分。《大清廉吏于成龙》一书逻辑清楚、条理清晰、文字清丽。对于史料，不仅有考证补充，更有温情的解读，颇有价值。

论文集方面，2009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了李志安主编的《于成龙研究论文集》，收录了国内于成龙研究的18篇论文。论文研究涉及于成龙的思想理念、品德才能、治世方略、生长环境、人格形成影响因素、祖籍考略、诗史相证等方面，涉及范围广。但论文排列零散，缺乏内在联系。这是第一本发行的于成龙研究的论文集，填补了相关出版物的空白。

2.于成龙地方治理的研究

基于于成龙地方治理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以史为鉴，为现实中的政府进行地方治理提供参考。翼满红、辛超的《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将于成龙在两江的政绩主要归纳为澄清吏治、改风易俗、重视教育三方面。王亚民的《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东岳论从》2010年第6期）将清初知县的乡村治理分为陆疆、内陆、海疆三类知县的乡村治理。探讨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的区域特性与施政于民的共性。于成龙作为陆疆知县乡村治理的代表，针对罗城的六项社会问题——盗案、钱粮、赌博、械斗、人口贩卖、食盐引销进行治理，县大治。而其乡村治理的区域特性在于罗城治安问题突出。于成龙铁腕统治，以狠而直闻名。王亚民、徐生急的《清初知县于成龙与边疆乡村管理》（《东方论坛》2012年第1期）从钱谷与教化、乡村治安、社会控制、公共事务等方面论述于成龙的政绩。论文从主客观两方面探讨了于成龙治理成功的各种因素。主观方面，施政雷厉风行，铁腕手段以杀止杀，管理上教法兼施。客观上，完善的县官制度，罗城为简缺，冲、繁、疲、难等问题只占一项，于成龙为政时间长等都是罗城治理成功的有利因素。王亚民、姚远的《清初边疆国家大一统实践的成功与挫折——以于成龙、蓝鼎元的乡村管理为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依旧从陆疆、海疆的乡村治理探讨乡村自治的合法性。黄太勇的《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治闽》（《福建日报》2017年4月11日）记述于成龙入闽重审“通海”案、铲除毒蠹之害等事迹。

3.于成龙研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200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志安主编的《于成龙集》，列入了国家清史《文献丛刊》。该书“以康熙本《于清端公政书》及其续集为底本，原书序、跋、卷、集、附录、补遗等编排顺序一如其旧”⑥。相较之前的《于清端公政书》，该书呈现如下新特点：一是增补新史料。增补史料三十篇，诗二首，编入“新补”，注明出处。《政书》第八卷末增补《建宋贤祠引》。二是《政书》的三个版本置于一处，便于考校异同。三是文献的标点、句读、文字规范工作有所成效。四是整理了碑刻文字资料，加强了地上文物与纸上文字的互证。五是附录部分增加了于氏谱系、族规、家训、于成龙大事年表。该书丰富了于成龙的研究资料，传记、碑刻，尤其是于成龙族谱、族规、家训等资料对于研究于成龙的家族，于成龙的早期生活价值很大。对于研究清初政治、明清之际的家族传承也有一定裨益。200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成龙文史集》，是2008年《于成龙集》的简化本，保留了基本史料，方便阅读，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成龙的了解。

针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聚焦于成龙的个人文集。姜亚沙的《从〈于山奏牍〉研究于成龙》（《图书馆》2010年第6期），以《于山奏牍》分析于成龙的为官经历，生平事迹。《四库全书总目》中言：“今观是书，其平生规划，犹可见本末也”⑦。李添文、刘亚中的《论于成龙文史集社会史料价值》（《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认为该书内容丰富，明于史事，从社会史和史学的角度对其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文章从“真实、详尽记录清初广西柳州引盐销售滞阻社会现象”，“客观再现清初治盗平乱，稳定基层社会治安的历史场景”，“广泛记载其它社会史料”⑧三个方面具体探讨文献价值。耿建华的《清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版本考略》（山西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于清端公政书》，考校异同。部分研究者基于于成龙判牍研究其法学意义。常佩雨、金小娟的论文《〈于成龙判牍〉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论略》（《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将于成龙判牍内容分为六类，从法律史的角度、判牍文学发展的角度、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其价值。

亦有研究者从于成龙的诗文着手解读，诗史相证。2001年，山西平定县旧关村固关隘处发现被撞断三截的于成龙行草碑刻，内容为“行行复过井陉口，白发皓皓非旧颜。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徐闲。钦承帝命巡畿辅，新沐皇恩出固关。四十年前经熟路，于今一别到三山”⑨。碑文日期为康熙二十一年春二月。碑文落款刻有两枚印章，即“于成龙印”，“北溟氏”印。李铭魁据此作文《平定固关发现于成龙手书碑刻》（《文史月刊》2001年第6期），对该诗进行解读。王毅鸣《读于成龙的廉政诗》（《前进》2014年第10期）以于成龙的几首诗文为研究对象，突出其廉洁刻苦、勤政爱民的形象。

运用史料订正史实也是研究者用力的方向。张怀琴、陈雷的《于清端公（成龙）安国寺读书之确切时间探考》（《科学之友》2007年第11期）分析佛教对于成龙个人以及家族的影响。通过大量史料，如碑文、石碣、祠记等，通过时间与年龄的分析、人物关系与写作时间的分析、参考历史变数等不确定因素，判断于成龙在安国寺读书的大致时间为顺治八年到顺治十三年。张生高、张艳梅的《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祖籍柳林考略》（《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期）依据史料考证于成龙祖籍为柳林于家沟，当时属白霜里。高艳锋、陈雷的《清两江总督于成龙祖籍小考》（《文物世界》2011年第3期）运用方志、传记、族谱等资料，考证其祖籍为永宁州同南都白霜里。并归纳了于成龙家族“白霜里起根基，来堡兴大宗，永宁一族盛”的变迁状况。

三、于成龙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上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于成龙研究，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者的空间分布与论著发表的地域来看，多数集中在于成龙的故土山西与其为官治理的地方，如今天广西、福建、湖北、河北、北京、江苏、安徽等地。呈现出由其成长或治理过的地区为基点向全国扩展的趋势。

第二，作为研究对象，于成龙经历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20世纪80、90年代，将于成龙当做独立研究对象的成果很少。21世纪以来，以于公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涉及多个角度,文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总体而言，于成龙研究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者人员增多；研究角度多样化；史料挖掘深化；研究领域广。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史料运用方面，研究者多着眼于于成龙生平吏治的政治史料，而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则关注不足，倾向性明显。研究者侧重使用个人文集，碑刻、家谱资料等材料未引起足够重视。许多研究成果对史料的处理基本上还处于简单复述，大致分析归纳的阶段，缺乏精细的考订和有深度的分析。

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多从政治史着手，缺乏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切入。研究者侧重叙述于成龙的为官经历、突出其廉洁的操守、爱民如子的情怀，人物研究标签化明显。对于成龙的军事思想、荒政思想、经济思想、人才思想等方面则探讨不足。

最后是学术规范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题集中，学术成果同质化现象突出。如2006年王晋玲、李峰在《苏州大学学报》上的发表《清初吏治清明探析——以廉吏于成龙为例》后，即有彭安玉《一代清官于成龙》（《唯实》2013年第2期）、师星三、李雅君《于成龙廉洁作风略论》（《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李光强《浅析于成龙成为一代廉吏之原因》（《科学咨询》2015年第4期）等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文章相继出现。二是缺乏学术前史梳理。截止目前，已发表的于成龙研究综述，仅有李添文的《近20年于成龙研究述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综上所述，于成龙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虽然其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更多史料会被挖掘出来，研究方法也会推陈出新，于成龙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087页。

② 书名确为《于人龙判牍》，作者注明为于成龙。

③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41《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江西谥清端于公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6页。

④ 大于与小于：清康熙年间有两位于成龙在朝为官。本文所提及的于成龙为山西永宁人，官至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较为年长。另有一于成龙，汉军镶红旗人。官至直隶总督，河道总督，善治水，为官清廉。大于对小于有知遇之恩，小于为大于料理身后事，曾同为直隶总督，同在金陵为官，皆清名远播，为康熙一朝佳话。

⑤ 代言：《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⑥ 李志安：《于成龙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3《集部二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2973页。

⑧ 李添文、刘亚中：《论于成龙文史集社会史料价值》，《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⑨ 李铭魁：《平定固关发现于成龙手书碑刻》，《文史月刊》2001年第6期。石碑诗文与《于清端公政书》所收《恩假归里葬亲过固关作》全文有两字差异。碑文记载“四十年前经熟路”，《政书》为“四十年前经过地”。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