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玉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中国北京102206)

印尼华裔留学生阴、阳平的感知与产出

张锦玉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中国北京102206)

本文对学习汉语6-8个月的印尼华裔留学生的阴、阳平感知和产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目标字位置和参照字声调类型对印尼华裔学生的感知有影响，他们基本可以辨别阴、阳平，且感知呈现出范畴化特征，但感知边界和范畴化程度均低于中国人;从阴、阳平的产出上看，印尼华裔学生表现为阴、阳平调域的偏低以及阳平音高升幅较小等特征，与中国人差异显著。这说明，印尼华裔学生感知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但产出的准确性滞后于感知的建立。

印尼华裔学生;阴平;阳平;感知;产出

一、引言

(一)缘起

对于母语中无声调的留学生来说，声调是他们学习中的难点，特别是阳平和上声最易混淆(余霭芹，1986)。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印尼华裔留学生不仅存在阳、上声的混淆，而且对阴、阳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一些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王茂林(2006)对印尼华裔学生的单字四声研究发现，他们的阴平表现为平调，但不够高;阳平调值偏低，上升幅度不够大，有些学生甚至读为中平调。所以偏低的阴平与升幅不明显甚至是中平调的阳平就容易混淆。此外，李佳玲(2012)对印尼三个地区留学生的声调调查发现，阴、阳平混读的情况也比较多，特别是在双字组中。Flege(1999)曾指出，二语习得者出现的发音错误常常是由对第二语言语音的知觉错误造成的。那么印尼华裔学生的产出偏误是否也源于感知?他们的声调感知有什么特点?感知与产出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普通话阴、阳平的感知研究

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研究主要集中于范畴化的问题上。Liberman et al(1957)指出，语音感知范畴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在辨认实验中两个连续刺激之间的辨认率出现突变，区分曲线出现明显的峰值以及二者能够对应。采用这种实验范式，学者们对普通话阴、阳平的听感范畴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如Wang(1976)、王士元和林焘(1983)、高云峰(2004)的研究都发现中国人的感知是范畴化的。李幸河(2012)对二字组中的阴、阳感知进行了研究，发现感知模式仍是范畴化的，但会受到声调环境、所在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荣蓉、石锋(2013)、曹文(2010)等讨论了阴平和上声在平调模式下的感知情况。Shen＆Lin(1991)，刘娟(2004)，王韫佳、李美京(2010)等通过改变起点、拐点、终点位置来研究阳、上声的感知，这些都为阴、阳平的感知研究提供了参考。不过，对于母语者普通话感知范畴化的问题，也有不同观点，结果大都支持“类范畴化”或“准范畴化”的说法，如Francis等(2003)、Halle等(2004)的研究。

在对母语者研究的基础上，近年二语习得方面的声调感知研究也受到重视。何江(2006)发现，维吾尔族学生的声调感知不是范畴性感知，他们对音高变化的绝对值更为敏感。张林军(2010a)对日本学生的汉语声调感知研究表明，不同水平学生的感知范畴化能力是逐渐提高的。其另一项研究表明，零起点汉语学习者声调的范畴化知觉受母语经验的影响(张林军，2010b)。王韫佳、李美京(2011)对韩国学生的研究表明，他们对阴-阳平的分辨呈现出一定的范畴化倾向，但阳平-上声却是非范畴化的。Kuo-Chan Sun等(2011)发现说闽南语的台湾人和英语母语者在感知闽南话时的感知模式有质的不同：台湾人对声调的感知是范畴化的，利用调型作为线索;而非声调语言者更多依靠诸如音高等的心理声学因素来感知。可见，非声调语言的人在普通话声调感知上倾向于非范畴化，同时也受到母语和汉语学习时间的影响。

综上，目前二语习得领域的感知研究对象多为日韩欧美等国的学习者，而对华裔学生的研究不够。鉴于上述印尼华裔学生声调习得情况，我们拟通过双字词阴、阳平的感知和产出实验来讨论他们的习得特点。

二、实验一: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感知

(一)实验过程

1．词语选择

本文选取自然语言中的双音节词对为原始语料。每组词对中包含参照字和目标字［1］，其中参照字发音相同，声调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目标字仅声调存在差异，即一个是阴平，一个是阳平。在充分对词频进行控制后，最终找到八组词对［2］：青天—晴天，称为—成为，鸡眼—急眼，天地—田地;出身—出神，流星—流行，小汪—小王，大虾—大侠。由于目标字位置可能影响听辨结果，因此我们将目标字分别放在前字和后字的位置上。

2．语料录制与合成

本实验的发音人为一名24岁男性北京人，录音时请发音人以正常语速读出含有语料的负载句，如“我说的是XX这个词”。录音使用的软件为CoolEdit，采样频率为22050Hz，录音完毕后音频保存为wav格式的语音文件。

合成刺激音前，我们测量了发音人的调域和音节时长。经测量，发音人的调域为9st-19st，音节时长受到测量字所在组别的影响。据此，在合成目标字语音样本时，阴平的音高设为19st，时长为160ms;阳平音高设为9st-19st，时长为160ms。参照字语音样本的合成标准为：阴平与目标字一致;阳平为14st-19st，时长为160ms;上声为9st，时长为140ms;去声时长140ms，位于词首和词末时，其音高分别为19st-14st和19st-9st。(见图一)

在合成刺激音时，我们固定阴平的终点，以1st为步幅，依次逐步降低阴平的起点，直至降到9st。由此，本研究共得到88个刺激音样本。

图一刺激音样本合成标准及方法

3．被试

本实验被试为11名印尼华裔留学生(5男6女)，均来自某高校初级班，学汉语时间为6-8个月，他们能听说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方言，所有被试均无视听障碍。为对比印尼华裔留学生与汉语母语者在阴、阳平感知上的差异，我们也参照了中国人对阴、阳平感知的结果，具体数据来自李幸河(2012)。

4．实验过程

实验前主试先向被试说明实验要求并播放6组练习音，待被试明白实验过程后，开始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包括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两部分。辨认实验共88个刺激音，这些词以无序、随机状态排列，每个刺激音播放一次，中间有2秒的停顿供被试选择。实验要求被试听到一个刺激时就在问卷上选择其认为正确的选项，该选择为强制选择。区分实验共144个刺激音对儿，采用AX式组合刺激音，即每个刺激音对儿由两个词语组成，要求被试判断二者是否完全相同。在每对儿刺激音中，两个刺激音间相差2个半音［3］，相隔500ms。刺激音仍采用单次、无序、随机的形式播出，要求被试在问卷上选择“A相同”或“B不同”。

5．数据统计

实验完成后，我们将被试的问卷结果输入excel表格，分别计算阴、阳平的听辨率、区分率，找到阴、阳平听辨的边界位置、边界宽度、区分峰值以及感知范围，并按照目标字位置、参照字声调对实验结果进行分类统计。

(二)实验结果

由图二可见，中国人阴平听辨曲线有明显的突变，区分峰值与辨认曲线的突变处对应得很好，属于典型的范畴化感知。印尼学生的感知也表现为范畴化趋势，有较明显的听感分界，但区分峰值没有中国人那么明显，峰界对应有所偏差。

图二中、印被试的阴平辨认、区分率曲线图［4］

表1中、印被试感知数据表

1．边界位置

由表1可知，当目标字在前时，中、印的平均边界位置分别是16．6st和15．95st;当目标字在后且参照字为非上声时［6］，中、印的平均边界位置分别是16．0st和15．73st。从参照字声调类型的角度看，中、印两组被试边界位置的大小顺序都表现为阳平组＞阴平组＞去声组＞上声组。无论从目标字位置上看，还是从参照字声调类型上看，印尼学生边界位置的半音值均小于中国人的。方差分析显示，二组在边界位置的维度上差异显著(p＜0．05)，说明印尼学生阴、阳平感知的边界位置较中国人更靠前。

2．边界宽度

在不同目标字位置的维度上，中国人和印尼学生的边界宽度均表现为后字组的平均宽度(中0．95st/印1．37st)小于前字组的平均宽度(中1．32st/印2．7st)，中国人的边界宽度小于印尼学生的边界宽度(中1．135st/印2．035st)，方差分析结果显著(p＜0．01)。从参照字声调类型的角度看，中国人感知边界宽度的排序为阴平组＜阳平组＜去声组＜上声组，而印尼学生的感知边界排序为阴平组＜去声组＜阳平组＜上声组。可见，两组被试均表现为阴平组宽度最小，上声组宽度最大。

3．区分峰值

除“小汪-小王”组外，中国人的区分峰值均高于50%，均值为69．14%。其中阴平组区分峰值最大，且后字组的区分峰值均高于前字组的区分峰值。印尼学生区分峰值在50%以上的仅占一半，均值为47．16%。就前后字位置因素和参照字声调类型因素来看，印尼学生的表现与中国人的基本一致。方差分析显示，印尼学生与中国人在区分峰值上差异显著(p＜0．05)。

4．感知范围

实际上，边界位置与感知范围是存在一定关系的：边界位置越靠前，阴平感知范围越大，阳平感知范围越小;反之则反。所以，中、印被试感知范围的结果与边界位置的结果相似，即：印尼学生的阴平感知范围大于中国人(p＜0．05)。

(三)讨论

1．印尼华裔学生感知的范畴化程度

根据Liberman et al(1957)的观点以及本实验的结果，我们认为学习汉语6-8个月的初级印尼华裔学生能基本区分阴、阳平并感知二者的边界，他们的感知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范畴化特征。但是其范畴化程度却与中国人有别。Xu et al(2006)认为语音感知的范畴化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即辨认曲线的斜率越大，范畴化程度越高;区分实验中范畴内刺激的区分率越小，峰界对应中的区分峰值(也即范畴间刺激区分率)越大，范畴化程度越高。由表2可见，印尼学生的平均辨认曲线斜率小于中国人，范畴内平均刺激区分率大于中国人，而范畴间平均刺激区分率小于中国人;方差分析显示，两组被试在范畴间刺激区分率上差异显著(p＜0．05)，另两个指标差异边缘显著(ps＞0．05)，表明印尼学生对阴、阳平的范畴化程度小于中国人。此外，边界宽度反映了感知边界前后辨认率增加50%的半音区间的宽窄，因此它与感知边界前后的曲线斜率有一定的关系：边界越窄，感知边界处的斜率越大，范畴化程度就越高;边界越宽，感知边界处的斜率越小，范畴化程度就越低。中国人的边界宽度(1．135st)小于印尼学生的(2．035st)，且差异显著，也说明印尼学生对阴、阳平的范畴化知觉程度较低。

表2中国人和印尼学生感知范畴化程度参数表

尽管印尼学生的范畴化程度偏低，但是他们与中国人感知的某些特点是相近的。(见表3)这与张锦玉(待刊)对印尼华裔学生阳、上声感知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阳、上感知中，印尼华裔学生的感知是非范畴化的，且感知特点与中国人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和任务难度的不同：张锦玉(待刊)中的被试学习时间为2-4个月，且只有部分人能听说简单的汉语祖籍语方言，而本文的被试学习时间为4-8个月，都能听说一些简单的汉语祖籍语方言;另外，阳平、上声都是曲拱调，其感知难度要大于阴、阳平，因此本文印尼学生的感知效果要更好一些。

2．语音环境对感知的影响

根据表3，我们发现语音环境对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感知是有影响的。第一，目标字位置对感知有影响。目标字在前时，感知边界要大于目标字在后时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后字对前字的参照作用更大，当目标字位于前字位置时，在参照后字的影响下，对前字阴平“高”的特征要求更严，所以导致了听感边界的后移(荣蓉、石锋，2013);而当目标字处于后字时，由于后面没有参照字且受到降阶作用的影响，人耳对阴平“高”的特征要求降低，所以听感边界位置出现前移。此外我们还发现，当目标字在后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也要略高于目标字在前时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目标字在后时受语音环境作用的程度要小一些，后面没有其他语音的影响，感知空间和充分性相对比较大，因此更容易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

表3中国人和印尼华裔学生的阴、阳平感知特点

第二，参照字声调类型对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感知也有影响。当参照字为阴、阳平时，边界位置偏后;相反，当参照字为上、去声时，边界位置偏前。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阴、阳平参照字位于调域上部，终点音高较高，在它们的参照影响下，目标字就要更加凸显“高”的特征才能被判断为阴平，故这两组的边界位置偏大后移;而去声和上声参照字的终点音高偏低，所以即使目标字“高”的特征没那么明显，也容易被感知为阴平，边界位置会偏小前移。

可见，目标字位置和参照字声调类型都都会对印尼华裔学生的阴、阳平感知产生影响，且二者会发生叠加作用：当目标字在前且参照字为阴、阳平时，边界位置最大;当目标字在后且参照字为上、去声时，边界位置最小;但是就环境因素作用的程度来看，目标字位置因素要优先于参照字声调类型因素。

3．关于“小汪-小王”组的讨论

无论是中国组还是印尼组，“小汪-小王”都是一个特例，它的听辨结果与其他组有很大差异。具体表现在：(1)在边界位置上，其他组的均值大约在15-17st，而“小汪-小王”组的边界位置明显偏小前移(中10．6/印9．5);(2)在边界宽度上，其他组的范围约在1-2st之间，而“小汪-小王”组的边界明显增大，中国人组的为2．67，印尼的则更大;(3)在区分峰值上，“小汪-小王”组则仅为34．38%，远小于其他组的均值74．11%;印尼学生在该组上的数据则与其他组较为接近;(4)在阴平感知范围上，其他组的感知范围约在15%-40%之间，而“小汪-小王”组明显大于这个范围(中84%/印95%)。可见，在“小汪-小王”组中，感知边界明显前移，阴平的感知范围大幅扩大，但感知的范畴化程度却有所降低。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参照字是上声，且位置在目标字之前，因此受到低调域参照字的参照作用和降阶的双重影响，目标字“高”的特征被放宽，被听辨为阴平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

三、实验二: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产出

(一)实验方法

1．被试和语料

本实验从参加感知实验的学生中选取5位被试(1男4女)作为发音人;对照组为一位28岁的老北京女性发音人，他们均无发音障碍。

发音词表共24个双音节词，这些词以无序状态排列。为保持与实验一的一致性，目标声调阴平和阳平分别出现在前字和后字的位置，参照声调为阴、阳、上、去。为了录音的顺利，每个字都标注了拼音。录音之前让被试充分练习，然后以正常语速录音。

2．音高的归一化

本文采用石锋(1987)提出的T值计算方法，即T=［(lg x-lg b)/(lg a-lg b)］×5。其中，a、b分别为调域上、下限频率，x为测量点频率，得到的T值即x点的五度值。即：T=［(lg x-lg min)/(lg max-lg min)］×5

3．数据测量与统计

为了对照感知与产出间的关系，我们只关注阴、阳平的产出情况，故这里只统计这两个声调的语音数据。我们以Cool Edit Pro2．0和“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 Speech Lab)”为实验工具，将样本录入软件并进行声学分析。得到原始基频数据后，我们采用上述的归一化方法将绝对音高相对化，得到了阳平和上声的T值数据。之后，利用Excle统计、作图。

(二)实验结果

由图三可见，印尼学生阴平偏低，调值为44，前字组阴平的平均音高(3．72)高于后字组(3．59)。可见他们阴平产出的调形尚可，虽听起来偏低、不够自然，但不影响意义的理解。(王茂林，2006)印尼学生的阳平处于调域中下部，调值为34/23，前字组阳平的音高(2．38)高于后字组(1．66)。石锋、王萍(2006)发现，普通话阳平的特征段在尾部，整个声调表现为“升”和终点“高”的特征，而印尼学生的阳平则调域偏低且升幅不够明显，出现了明显的偏误。此外，还有一位印尼学生将阳平全部读为调值为3．5度左右的中平调，与阴平出现了明显的混淆。与中国人结果相比，印尼学生阴、阳平的调值均偏低，t检验显示，中、印两组阴、阳平的音高值均差异显著(ps＜0．01)。

图三印尼与中国被试阴、阳平的音高图

(三)讨论

Flege(1999)探讨了第二语言学习者语音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他认为感知先于产出，且感知错误会造成产出错误，然而与母语者相比，二语学习者的感知与产出对应关系并不很好，但随着语言经验的增加，其感知和产出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对此也有学者持反对或谨慎的观点，如Strange(2010)认为二语学习者音段产出和感知之间没有关系，王韫佳(2002)则认为二语发音和感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体到本研究，我们认为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感知与产出间的关系既有相关性，也有不一致性。

为便于观察感知与产出的关系，我们将感知实验中刺激音的半音值换算为五度值，并将实验一中的感知边界与实验二中的音高曲线进行叠合。由图四可见，中国人以3．65-5度为阴、阳感知边界，阴、阳平音高曲线很好地分布于感知边界两侧，说明中国人阴、阳平的感知与产出关系密切。印尼华裔学生感知边界为3．42-5，比中国人的略低，但其阴、阳平的音高曲却比中国人低得多，以至阴平的音高曲线也大部分位于感知边界以下。从感知边界与声调极限范围的对应来看(如图五)：中国人阳平音高的最大极限曲线(石锋、王萍，2006)与其阴、阳平感知边界的吻合很好，阳平音高的最大极限基本就是阴、阳平的听感分界;印尼华裔学生除阳平外，阴平极限范围也大部分位于感知边界以下，阴、阳平音高极限曲线均与感知边界无法对应。

图四阴、阳平感知边界与平均音高曲线对比图

图五阴、阳平感知边界与声调极限范围对比图［7］

由上述对比结果可见，中国人阴、阳平的感知与产出之间有很好的对应性：感知可以很好地区分产出结果，产出的界限又在声学上对感知予以支持。但印尼华裔学生的情况显得比较复杂。从感知上来看，他们似乎已基本掌握了阴、阳平的感知界限并表现出范畴化特征，但感知边界低于中国人，这可能导致声调产出低化。从阴、阳平输出角度看，印尼华裔学生的产出情况并不理想，表现为阴平音高整体偏低以及阳平音高偏低和升幅不明显，这就增加了阴、阳平混淆的可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听感边界。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学习汉语6-8个月的印尼华裔学生来说，他们对阴、阳平的感知和产出存在一定的关系：(1)感知先于产出，产出的准确性滞后于感知的建立; (2)感知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感知边界偏低可能导致发音上的低化，同时发音上的偏误也可能影响他们感知的精确性。所以，结论证明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感知与产出确实存在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比较复杂且不如母语者那样明显，与Flege(1999)、王韫佳(2002)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当然，对于二者更深层次的关联性，今后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

本文采用心理和声学实验的方法对初级水平印尼华裔留学生的阴、阳平感知和产出进行了研究，并与中国人的感知和产出情况进行了对比，得到如下结果：1)学习汉语6-8个月的印尼华裔留学生基本可以区分阴、阳平且呈现出范畴化特征，其感知趋势与中国人的相似，但感知边界和范畴化程度均低于中国人;2)目标字位置和参照字声调类型对印尼华裔学生的感知有影响，这两个因素会发生一定的叠加作用;3)印尼华裔学生阴、阳平的产出有一定的偏误，表现为阴、阳平调域的偏低以及阳平音高升幅较小等特征，与中国人相应声调的差异显著;4)从阴、阳平声调的感知与产出关系上来看，印尼华裔学生感知与产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但产出的准确性滞后于感知的建立。

因此，对于学习汉语6-8个月的印尼华裔留学生来说，阴、阳平的感知已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其发音则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大量训练学生的阴、阳平产出，要抓住阴、阳平的特征段(石锋、王萍，2006)和关键的区别性线索进行教学，避免二者的混淆。同时也要听说并重，使感知与产出互动提升，逐渐达到感知精确化与产出正确化的目标。

注释:

［1］参照字指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目标字指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的字。

［2］本文采用李幸河(2012)使用的实验字表。

［3］如：8st-10st，9st-11st，10st-12st……或10st-8st，11st-9st，12st-10st……

［4］由于图中数据线较多，为清晰起见，只显示区分曲线和阴平的辨认曲线。

［5］印尼学生在辨认实验中的最小辨认率为9-19st刺激音处的45．45%，没有辨认率为25%的半音值，因此无法计算边界宽度。

［6］由于“小汪-小王”组(即参照字为上声的后字对比组)情况较为特殊，所以这里的统计排除了这组的数据，该组的情况将在下文单独讨论。

［7］图五中国人阴、阳平音高极限数据来自于石锋、王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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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ceptions and Production of Tone1 and Tone 2 in Mandarin by Indonesian Ethnic Chinese

ZHANG Jinyu
(Chinese Department，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Beijing 102206 China)

Th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Tone1 and Tone 2 in Mandarin by Indonesian ethnic Chinese who have studied Chinese for 6-8 months are researched in the paper．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ir perceptions are influenced by the position of target character and the type of the tones of the consult character．They can distinguish Tone1 and Tone 2，and their perceptions are categorical，though their perception boundaries and the degree of category are lower than the Chinese．From the aspect of the production，the Indonesian ethnic Chinese have notable differences with Chinese，which perform as the lower tone range of Tone1 and Tone 2 and the less rise range of Tone 2．Therefore，the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have certain constraint relation，and the accuracy of production is after the perception．

Indonesian ethnic Chinese student;Tone1;Tone 2;perception;production

H014

A

2221-9056(2017)01-0038-10

10．14095/j．cnki．oce．2017．01．004

2015-09-13

张锦玉，北京华文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实验语音学、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Email:jylili_0@163．com

暨南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2013年度“创新平台”项目(CXPTYB20131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所有被试者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