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霄

一

“土豪”这个词在中国的流行，和对贵族的向往分不开。于是在对土豪嘲笑批判（是不是还有一些羡慕？）的同时，怀念贵族、歌颂贵族的声音也多了起来。赶上领袖要求弘扬传统文化，老祖宗那里宝贝不少，贵族派头也是其一，于是以三改二（意思是本来三代才可以培养一个贵族，现在需要用快餐方式来改造富二和官二），重塑优雅，也就成了时髦。

这很好啊，针对暴发户和官僚令人憎恶的粗鄙，来点大家风范，来点高大上，总是社会的进步。

我的那位老领导，最近来电话却说，与其回归贵族，不如重造士。

窃以为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意见。

他这个意见有两个前提的限定：一是说如果我们要承继传统文化的话，二是说就传统文化的人格培养优点而言。在这个限定之外，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是现代化的，就离不开世界共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吸纳；而健康中国人格的培养发育，也是需要中西文化两种营养成分的。

如此，为什么说士比贵族重要呢？

我自己在前几年讲中国传统文化课的时候，已经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国历史的主干就是士作为人格载体所担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精神修养与道德情操，而王侯贵族，看起来举足轻重，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的配角。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你仔细看，一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也一定是和当时的士有共同点的。放大眼光来看，世界上的贵族都是相似的，而中国的士却有自己的风姿与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士本来是末等的贵族，但是在周代，它就已经向庶民的方向滑落。在孔子时，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游离摇摆于贵族与庶民之间，上可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下可为民，即成为被统治阶级。最终它定位于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而这个士，在多数年代，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庶民的尊重，有着很大特权。这豆包可不是一般的干粮。

孔子本身是一个士。儒家就是士的代表。正是由孔子集成发扬，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士的人格特点，包括精神的、知识的、操守的，形成了体系的框架，最后在孟子那里，将它建成为一座辉煌的殿堂。此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士，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进程的价值主干和人格载体，道统在兹，文脉在兹。

二

可将士的精神内涵、行为特征与人格特点简单地归纳如下：

一、以天下为己任、救苍生保社稷的责任担当；二、尽心知命、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

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

四、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

蔡襄《陶生帖》

五、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

六、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

可能归纳得不全，这些方面也有众多的格言与实例。说起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以士之怒的唐雎，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文天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及清末的公车上书，谭嗣同的自投罗网，等等，由于大家熟知，此不赘述。

以上这些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有一个集中点，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之于士，就如其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那么士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也就浑然泯灭于庶民之中。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或者说，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延续，因为中国文化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侵略灭国，那时节，血沃中原肥劲草，天街踏尽公卿骨，皇帝与贵族早就不见了，之所以中华民族还能复兴重起，所赖者士还在，士的精神还在，士的人格还在。士不断，文脉也就不断。

三

但是，这种士所承载的道统文脉，和士所体现的独立与坚忍，在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看来，是心情复杂的，尊敬者有之，忌惮者恐怕更多。特别是在打下江山以后的和平年代，士的骨头太硬，声音太大，地位太高，为统治者所不容。

中国历朝历代，对士最尊重的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宋朝，三是民国。

春秋战国因为是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所重者人才，所以士有自己纵横捭阖的较大空间，于是百家争鸣，于是周游列国，士可以笑傲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那个时代是中国士的最好时期，但有特殊性。

梅兰芳手札

宋朝才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模范年代，宋朝开国皇帝公开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并作为皇朝祖训，世代遵守。于是士以及进升为官员的大夫阶级，对皇权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与抗衡性。宋朝之外的其他朝代，虽然也在制度上保留了对士大夫权利的程度不等的尊重，但尚不能与皇权抗衡。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特别对士的独立性深恶痛绝，将孟子一书删减数十处，并将这位亚圣从孔庙中驱逐。而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由于野蛮性和其少数民族特殊性，对士的独立人格更是无情打压，使专制气息弥漫其朝代始末，让士的面貌猥琐，几不可辨，但声气还在。

而民国，士进化为知识阶级，在社会分工极大发展丰富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有了除做官任教之外的更多职业出路，其独立性得到了提升与保证。同时在西方自由平等的人权文化熏陶下，他们更表现了中西合璧的精神舒展和人格坚挺。现在我们追念感慨的那些民国范儿，无一不是这一时代背景的风气结晶。而其时《大公报》张季鸾提出的办报宗旨即“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正是这一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

俞平伯手札

但较之历史，真正让士或曰知识分子独立性根本消灭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迄至如今。在经历了院校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及至“文革”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执政党通过专政的手段，将中国最有士风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抽掉了精气神，打断了脊梁骨，让苟活者噤若寒蝉，并在其中培养壮大了一批告密者、自残者、斗人者、跟风者、拍马者和奴才总管，终于将一息尚存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大抵剿灭，弦歌几断仅呜咽，薪火无光一缕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再续前缘，出现了扬眉吐气挺胸伸腰之貌，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几次风波，再加权力压制、经济引诱和制度化碾压，终于使当今的知识分子整体犬儒化，成为骄横的官僚阶级的毫无骨气的附庸，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还在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但也处境艰难，甚至被投入囹圄。

相比于断绝了贵族，扼杀了士，是中国更大的社会危机。

四

士也有自己种种的弱点和问题。除了知识单一、专业性较差外，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群体，它从先秦的独立性人格，随着时序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

士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制度本身，而制度的形成，又在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特质。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经济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上下尊卑的差序格局，因为只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应对农业所要求的诸如水利建设和荒年救济这一类公共管理需要，而小农经济的风险和单薄，则要求祖辈的传统经验和全家乃至家族的齐心协力。于是，天地之外，君父崇拜就是社会纲常的基础。在这种差序格局下，士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即使有，也只是作为地主，一个乡绅，他们总体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下。而西方，既有传统的商业经济模式，它更多要求个人的能力和经济组织内集体的互助；又有宗教对人格平等这一基本人权的肯定；特别在资本主义出现后，社会分工更加丰富，给了知识分子以充足的职业保障。如此，它才能在社会的根本理念和规则上，给知识分子以崇高的地位，从而形成其独立人格。

五

今天，中国是在全社会意识到信仰败坏、道德沦落给自己的生存造成极大危机后，才开始探索文化救国的。新的政治领袖提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官方新策。如果我们在承认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两个限制性前提之下，是完全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作为民族人格重塑的一个优质的资源的。但是如果要这样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说，统治者高层是否能容忍士的人格独立这个根本的特性？二是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说，我们要对士的当代性进行必要的改造，除了坚持其独立性之外，对其专业性、人文性、实际操作能力等都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换言之，知识分子本身要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提升。

最后，我想说，士也罢，贵族也罢，恐怕都不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环境所能造就的。如果政治改革不能开局，其他一切文化建设都不过是游戏而已。反腐败当然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如果不为之谋根本，谋长远，不但腐败会持续，而且中国社会的溃败也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