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树榛

刘白羽同志和巴金先生有着深厚的友情，听来感人至深。

当我和白羽同志相识并共事之后，经常听到他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坛往事。休看他在工作中总是面孔严肃，不苟言笑，令人敬畏。但是，当他在工作之余和大家一起闲谈时，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特别是在谈起文坛往事时，常常是声情并茂，亲切感人。谈到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起步的时候，经常沉湎于回忆中，久久难以平复。尤其是说到和巴金先生的交往，更是情动于衷，难以释怀。他总是深情地说：是巴金先生扶持他走上这条终生无悔的文学长途，并迈开关键的一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老主编的文学季刊《文学》，发表了白羽同志的处女作《冰天》，之后，又是巴金亲自为他编选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那是1936年年底，他这个刚满20岁的文学青年，初次来到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广东小饭馆里，由靳以同志引荐，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巴金先生。这位年龄比他大很多、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一点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威严和架子，而是那样平易近人；更出乎意料的是，像闲谈那样，巴金先生说起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想要出版白羽的一本小说集，问白羽同意不同意？刘白羽顿时喜出望外，哪有不同意之理？巴金当即从身边的提包里取出一个纸袋，递给白羽说：已经给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一遍，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白羽打开一看，这原是他近一年来发表的6篇小说，已经剪贴得整整齐齐。

斗转星移，一晃60多年过去了。时间的长河并没有冲淡两位老朋友的情谊，相反地，却像陈年老酒那样，其味越醇。

由于健康关系，白羽同志多年未见巴老，思念良深。1997年秋，他觉得身体稍好一些了，决定专程去杭州看望巴老，以释怀念。此行我有幸全程陪同，得以看到文坛二位老前辈深厚的友谊。

在去杭州的途中，白羽同志又向我叙述了他和巴老的世纪之情。60余年来，他们在同一条战线上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有解放初期他们为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一同呕心沥血的谋划，有共同发起创办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初衷，有他们在历次国际作家会议中并肩作战的默契，有在荒唐岁月中身陷囹圄彼此刻骨铭心的挂念，有在共赴东瀛时为坚持“一个中国”展开微妙斗争中的配合；他还特别动情地说到了他的爱子身患不治之症来沪求医时，巴老和夫人萧珊给予他们全家无微不至的照料……说到动情处，白羽同志的眼眶中竟珠泪盈盈。

到了杭州之后，未及休息一下，他就带着我直奔汪庄巴老的下榻处。小车沿着绿荫夹道的湖滨马路，来到了丹桂飘香的汪庄。这是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大院落，秋日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浓密的林木和碧毯似的草坪，巴老居住的小楼，沐浴在绿树浓荫之中。我们的小车一直开到小楼的门口。楼门敞开着，巴老端坐在轮椅上，满面春风地望着远道而来的老朋友。白羽同志拄着拐杖快速走上前去，与巴老紧紧握手、拥抱。他向巴老说：“我是特意来看望您的！您好吗？”巴老的声音因激动不甚清晰，但我却清楚地听到了他深情的话语：“白羽，我想你啊！”然后又接着说：“谢谢你，这么老远来看我。”

随后，白羽同志又把我介绍给巴老。老人似乎知道我的一点情况，握着我的手说：“还年轻嘛，很好，要下功夫把《人民文学》办好！”我连忙说：“我一定努力！”

之后，二老便紧紧依傍着共叙别情。深切的话语，像潺潺流水从他们彼此的心田轻轻流过，笑意不断地荡漾在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传来他们会心动情的笑声。

原来医生只允许巴老会客不超半小时，可是，谈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言犹未尽。考虑到巴老的身体，白羽同志不得不起身告辞。在回我们下榻宾馆的途中，白羽同志和我未交一语。我知道，他仍旧沉湎在与巴老重逢的激动中。

饭后，我们在西湖边上散步。此时，夕阳西下，夜光如黛，柳丝低垂湖面，远眺苏堤断桥的朦胧暗影与湖上飘游的灯火，真是如诗如画。如此美景，竟未能冲淡白羽同志深远的思绪，只听他自言自语：“90多岁的人了，记忆还是那样的真切，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说罢，径自走回房间里去。我知道，他一定又去记日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養成了这个良好的习惯；今天，这难忘的一幕，他怎能不记录下来呢？

次日，在返回北京之前，我又陪同白羽同志前去汪庄和巴老告别。巴老坐在轮椅上迎了出来，拉着白羽同志的手久久不放，清晰地倾吐着惜别的话，依依不舍。只听巴老说：今天握别，不知何时再见面？白羽同志朗声答道：相会在21世纪！巴老高兴地笑了。在充满浓浓友情的氛围中，白羽同志告辞出来，巴老坚持送出门外。他的女儿小林为他戴上一顶红色的旅行帽，老人显得格外精神。之后，大家簇拥着巴老，把轮椅推到房外的院子里。这时，阳光灿烂，照耀得西子湖更加秀丽。白羽同志依傍着巴老，沿着湖边小道，边谈边走。长长的路，绵绵的话，把文坛两位老人的友情，溶成一幅动人的图画。它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珍贵的记忆。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