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扬慧?任俊

〔摘要〕为探索品味（savoring）对自尊和幸福感关系的中介作用，采用牛津幸福感量表（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OHQ）、品味信念量表（Savoring Beliefs Inventory，SBI）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在全国东、中、西部的14个省市的中小学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幸福感得分与自尊得分、品味信念得分显著正相关，且品味在自尊和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结论：高自尊个体通过影响品味能力，即通过增加积极体验的能力，可以产生更多的幸福感。

〔关键词〕品味；自尊；幸福感；中介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10-0004-04

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议题[1]，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幸福感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外有研究对5544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重要生活领域（学校、家庭、朋友、自我、生活环境）的生活满意度表现为正性水平，即中等以上水平，但是调查中，也有11%的被试满意度在中等水平以下，7%表现为很不满意。甚至分别有22.8%和17.6%的青少年对学校和家庭生活感到不满意[2]。目前国内有学者对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但结果并不一致：如，在性别差异方面，有研究发现，女中学生的幸福感明显高于男生[3]，但也有研究发现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差异上，多数研究发现高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低于低年级，高中生低于初中生[4-5]，除此之外，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5]。

中小学阶段是个体自尊发展的重要阶段[6]。研究表明，自尊是对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7-12]。如Paradise和Kernis[8]的研究发现，自尊水平高且稳定的个体倾向于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还有研究发现，外显自尊对外显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效果[9-10]，内隐自尊对外显和内隐幸福感同时具有预测效果[10]。

为何高自尊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有研究认为，高自尊个体倾向于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自己，面临失败时更加自信，进而能改变情境，较好地应对困境，从而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13]。在积极心理学领域，美国心理学家Bryant和Veroff提出一个概念：“品味”（savoring），其是指人们引起、欣赏和增强积极体验的能力以及以这种能力为基础的加工过程[14]。日常生活中采用某些品味策略（如记忆建构），可以延长积极体验，增加幸福感[15]。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高自尊个体倾向于更多地品味积极事件，相反，低自尊个体则更倾向于压抑自己的积极情绪[16]。因此，品味很有可能在自尊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但是，目前尚无研究对自尊影响幸福感的机制进行探讨。且目前研究进展多集中于大学生群体，缺乏对中小学生的研究，无法从个体发育的早期进行探索；此外，目前研究的取样范围小，多集中于某所或几所大学，影响结论的推广性。

本研究面向中小学生，从全国范围内的14个省市进行大规模取样，探索品味在自尊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更好地了解自尊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在全国东部（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中部（黑龙江省、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西部（甘肃省、陕西省、四川省）三个不同地域的14个省市，每个省市选择了3～5所中小学，共发放问卷11000份，收回9405份，有效率为85.50%。其中男生4836人，女生4567人，无效数据2人；平均年龄13.30±2.15 岁。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生4043人，初中生4514人，高中生 838人，无效数据7人。

（二）工具

1.牛津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是1989年由Mills和Argyle[17]开发，用来测量人的主观幸福感，我们采用的是其修订版，共包含29个项目，题目按照0～3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1。

2.品味信念量表

本量表是由2003年Bryant[18]修订，主要用来测试人们主动用心地品味事物的能力，共包含24个项目，题目按照1～7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品味越高。本研究中分量表和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7 。

3.罗森伯格自尊量表

本研究运用的量表是1965年由Rosenberg[19]编制的，用来测试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即个体的自尊水平，共包含10个项目，题目按照0～3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自尊越高，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数为0.756。

（三）程序

在全国幸福学校共同体联盟的协助下，选取14个省市，采用现场填写和网上施测的形式（地理位置较远的省市，如黑龙江、甘肃等）完成问卷调查。

（四）统计方法

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Baron和Kenny[20]的方法和Preacher和Hays的Bootstrap方法[21]来探讨品味信念在自尊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关系。

二、结果

（一）描述统计

对9405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得出自尊得分、品味信念得分、幸福感得分，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它们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两变量上的差异。

结果发现，男生的自尊得分和品味得分显著低于女生（t自尊=-3.33，p<0.01；t品味=-14.66，p<0.001），但幸福感得分更高（t幸福感=3.43，p<0.01）；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自尊得分、品味得分和幸福感得分更高（t自尊=10.14，p<0.001；t品味=3.44，p<0.01；t幸福感=7.80，p<0.001）。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指标在不同年级段的情况，结果发现，小学、初中和高中年级段在各指标上均差异显著（F自尊=122.24，p<0.001；F品味=125.71，p<0.001；F幸福感=390.70，p<0.001）；同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学生在各指标上差异也显著（F自尊=118.02，p<0.001；F品味=118.03，p<0.001；F幸福感=73.30，p<0.001）。具体结果见表1、表2。

（二）自尊、品味信念和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幸福感得分与自尊得分

（r=0.45，p<0.001）、品味信念得分（r=0.32，p<0.001）相关显著。自尊得分与品味信念得分相关显著（r=0.49，p<0.001）。具体结果见表3。

（三）各因素对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将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城市/乡镇）、是否独生子女、年级、省份、自尊得分、品味信念得分作为自变量，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除了省份所在地以外，其他变量都可以显著预测幸福感得分（F=472.10，p<0.001，R2=0.29，R2adj=29）。具体结果见表4。

（四）品味信念对自尊和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分析

采用Baron 和Kenny[20]的方法，以自尊得分为自变量，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品味信念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1）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标化偏回归系数β = 0.45，p<0.001，R2= 0.20，R2adj= 0.20）；（2）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中介变量（标化偏回归系数β = 0.50，p<0.001，R2=0.24，R2adj=0.24）；（3）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到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果仍显著（标化偏回归系数β =0.39，p<0.001，R2=0.22，R2adj=0.22），说明品味信念在自尊和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图1。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检验[21]，设置Bootstrap样本数为5000，以自尊得分为自变量，幸福感得分为因变量，品味信念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Bootstrap值为0.2156，95%置信区间为[0.1803，0.2503]。0值没有落在置信区间内，说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数据，从全国范围内调查了11000名中小学生的自尊水平、幸福感水平和品味水平。结果发现，总体来说，幸福感方面，男生高于女生；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小学生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东部省市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更重要的是，自尊、品味与幸福感三者之间显著相关，品味在自尊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自尊、品味与幸福感三者之间显著相关，且品味部分中介了自尊与幸福感的关系，与预期假设一致。品味反映了个体增强积极体验的能力[14]，可以增加幸福感[15]。先前研究发现，高自尊个体倾向于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进而更好地应对困境，获得较高的幸福感[13]。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自尊增加幸福感的机制。高自尊学生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品味策略，提高品味能力，因此在面临学业等方面压力时，能更多地增进积极体验，“以苦为乐”，从而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得分方面，男生高于女生；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小学生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东部省市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性别方面，先前研究发现男生幸福感低于女生[3]，研究者认为，一方面男生的不良行为多于女生，更容易受到批评；另一方面，女生的社会角色更容易受到教师或家长的关心[22]。而本研究发现，男生幸福感水平更高，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女生来说，男生的要求较低，兴趣更广泛，独立能力更强，因此可能会有更高的幸福感。本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幸福感更高，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5]。可能因为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源和父母关爱。年级方面的差异结果与先前研究结论一致[4-5，22]，小学生相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学习压力和社会责任更少，更容易满足，同时随着年级升高和智力发展，学生思维的深刻性逐渐增强，对外在环境和自我的批判性评价也逐渐增多，这可能会导致其幸福感降低[23]。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东部省市学生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省市，可能是因为东部省市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能提供更多的社会便利。

但是，本研究只探索了品味在自尊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其他可能因素；除此之外，单纯的中介分析不能从因果关系上解释自尊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进行品味策略相关的干预训练，进一步探索品味、自尊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研究發现，中小学生群体中，品味对自尊和幸福感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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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系，金华，321004；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本文通讯作者为任俊。）

编辑/刘 扬 终校/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