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碧钦

[提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80后、90后二孩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支出以及理财方式等各种财富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市高收入人群较普通收入人群表现出更强的生育二孩的意愿。生育二孩会导致家庭消费的增加、收入的减少，从而引起家庭消费方式的转变和家庭投资规模的变化。二孩家庭会减少家庭投资的规模或更趋向于稳健型的投资，通过适当缩小投资规模和改变投资方式来获得财务稳定。本研究发现：“二孩”政策对家庭财富产生的影响有限。并提出相关建议：国家要合理调整就业、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二胎孕妇的带薪产假制度、解决二孩的家庭养得起的问题。生育二孩的家庭则应依据自己的家庭收入来确定合理适宜的消费水平、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方式。

关键词：“二孩”政策；家庭财富；理财；北京

本文为2016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611149021）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22日

一、引言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公告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生”一个孩子并不贵，贵的是“养”。养育孩子是家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消费项目”之一。生育二孩，意味着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都会相应增加，也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家庭消费的增多必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必然会使家庭理财模式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二孩的到来将会对其家庭财富产生何种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家庭消费的增多、家庭压力会随之增大，消费方式会发生怎样地变化以及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为获取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本次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法且无记名问答方式，并于2016年7月1日至9月15日期间开展。此外，调查所使用的数据搜集方式有纸质版问卷的面访式自填和问卷星发放问卷的自填式调查。由于“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以及北京市80后、90后生育二孩的家庭并不多，这就给寻找合适的调查对象增加了难度。针对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和有限性，调查结合了非概率抽样中的判断抽样、滚雪球抽样等多种抽样方式，或由调查员在北京各大商场、公园、居民小区、早教机构门口等实地通过主观判断，有目的地选择调查对象来发放问卷；亦有由调查员先寻找一些北京市80后、90后育有二孩家庭，对其实施调查之后，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研究总体的调查对象。

本次調查共发放问卷89份，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研究分析后，确定回收的89份问卷均为有效问卷，但部分问卷存在个别缺省值。

（二）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非独立性t检验和卡方检验。非独立性t检验主要用于检验生育二孩前后教育费用占家庭资金的比例变化、生育二孩前后家庭参与投资的方式变化、生育二孩前后存款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变化。卡方检验主要用于分析生育二孩前后的家庭风险承担意愿有无差别、生育二孩前后的家庭风险承担能力有无差别。

三、结果分析

（一）基本信息。由表1可得，本次调查问卷的填写对象绝大多数为高学历者，90.7%的人是接受了大专及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其中大专及本科占79.1%，研究生及以上占11.6%；极少部分为高中毕业。高学历意味着高收入，可见就北京市而言，高收入人群则更愿意生育二孩。（表1）

（二）家庭消费方式的改变。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97%）均认为养育二孩会增加经济支出。现就教育、日常生活开销两个方面经济支出来对“二孩”政策的颁布对家庭消费方式的改变进行着重分析。（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不管是生育二孩之前还是生育二孩之后，家庭经济支出的最大部分均为教育支出。还可以看出，在生育二孩之后，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所占比重明显增大一倍，休闲娱乐和高档消费皆有大幅度下降。可见，家庭多了一个孩子使家庭基本生活花费出现不可避免地增加。与此同时，父母将减少自身高档奢侈品以及娱乐消费项目等方面来节约开支，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二孩的成长。

1、对生育二孩之前与之后教育费用所占家庭资金比例的具体分析。从表3可知，近半数家庭在生育二孩之前教育经费占家庭资金的比例为21%～30%，且占比较大的区间都集中在40%以下；生育二孩之后，近半数家庭的教育经费占家庭资金的比例为31%～40%，且占比较大的百分比区间相较于生育二孩之前发生了明显的上移，集中在21%以上至50%之间，61%以上比例也有所增长。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生育二孩之后，家庭对于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增多的。但是，我们通过非独立性t检验发现，虽然生育二孩后教育费用占家庭资金的大概比例百分比有所增加，但两者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F=0.152，P=0.704）。（表3）

2、对比生育二孩之前与之后日常花销所占比例的具体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生育二孩之前，家庭日常生活花销占家庭资金最大比例位为21%～30%，且占比较大的区间都集中在40%以下；生育二孩之后，家庭日常生活花销占家庭资金最大的比例位为31%～40%，且占比较大的百分比区间，相较于生育二孩之前发生了明显的数值上移，集中在21%～60%之间。对比后发现总体比例呈现上涨趋势，与教育经费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生育二孩对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花销有较大的影响，多养一个孩子会增加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表4）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生育二孩意味着教育成本、生活成本都会相应增加，也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全面“二孩”政策的颁布势必会改变家庭的消费方式。教育经费、日常花销的消费需求增加，为应对需求，高档奢侈品以及娱乐消费项目便发生减少。由于多了一个孩子，多了一份支出，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养决策的权衡，家庭会减少娱乐休闲、购买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方式来弥补教育及日常消费，也使孩子的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

（三）家庭投资规模的变化

1、影响二孩家庭消费支出及理财方式的因素。通过调查显示，多数二孩家庭是由其双方父母来照顾孩子，占比达到73%；其次是自己照看孩子，占19%。而由他人照顾孩子的家庭中有57%的家庭产生了一定照看费用，增加了家庭支出，即造成收入的相对减少。另外，在调查的89个家庭当中，77.5%的家庭会因为二孩的出生而夫妻双方有一方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辞职，或工作业绩有所下降。其中绝大多数受影响的家庭中以妻子工作会受影响为多，占到3/4。

综上得出结论：二孩的到来势必会引起家庭消费的增加，根据收入-支出模型的研究，家庭消费的增加会导致家庭收入的相对减少。同时，夫妻双方的职场就业和晋升会因为第二个孩子的生育产期以及后续抚养期而引起不利的隐性因素（辞职、工作业绩有所下降等），这些间接因素将让家庭又减少了一份收入，而收入的减少很可能导致家庭投资规模的变化。

2、投资理财规模的具体变化。从表5可以看出，生育二孩之前，投资理财的费用占家庭资金比例为21%～30%的占比最大，为31.5%；生育二孩之后，投资理财的费用占家庭资金比例为11%～20%的占比最大，为24.7%。从该数据可以初步得到，二孩家庭的投资理财费用是有所降低的。由表5的差值一栏可以看出，投资理财费用占家庭资金比例低的家庭数量呈上升趋势，占比高的家庭数量呈下降趋势。生育二孩之前，投资理财的费用占家庭资金比例占较大的区间位于21%～60%；生育二孩之后，投资理财的费用占家庭资金比例占较大的区间位于0%～50%。相较于生育二孩之前发生了明显的数值区间下移，生育二孩后的比例区间值越大的对应的频数百分比会减少。可见，在生育二孩之后，家庭的投资规模会有所降低。（表5）

综上，一个孩子的到来势必会导致消费的增加，从而造成收入的相对减少，比如：增加基本生活消费品，还有可能增加看护孩子费用等。此外，二孩还会导致收入的绝对减少，即为了看护孩子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由此造成收入的绝对减少。原本以为许多家庭为了避免形成入不敷出的现象，人们会试图增大投资规模來增加收入以满足消费需求，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生育二孩后反而会减少投资的规模。

（四）家庭理财方式的变动。家庭理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财务规划，具体来说是按照家庭的实物性财产、现金收支流状况，围绕家庭的收入、消费、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心理偏好等情况，形成一套以家庭财务自由化为目标的家庭财务安排。以下是我们就投资方式、家庭收入方式、风险承受能力和偏好这三个方面进行的调查分析：

1、投资方式。从表6可以看出，大家的投资方式多种多样，不论是生二孩前还是生二孩后，几乎每种投资方式都有所涉及。但是每种投资方式的占比却有所不同，像企业债券就少有人选择。与之相反，存款、股票、银行理财产品、保险等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对象。对比生育二孩之前与之后的数据，不难看出几乎每项投资方式都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通过非独立性t检验，发现虽然生育二孩后使家庭参与投资的方式百分比都有所下降，但两者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F=0.104，P=0.750）。（表6）

下面我们着重就存款、股票、银行理财产品这三项典型的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1）存款。由表7我们已经大致可以得出，存款在生育二孩之后是有所下降的。从生育二孩之前百分比可以看出，有23.6%的家庭存款占比在21%～30%，是所有比例中占比最大的。而从生育二孩之后百分比中可以看到，有27%的家庭存款占比为1%～10%，是所有比例中占比最大的。从差值可以看出，存款占家庭投资方式比例低的家庭数量呈上升趋势，占比高的家庭数量呈下降趋势。相较于生育二孩之前，生育二孩后的比例区间值越大的对应的频数百分比会减少。可见，在生育二孩之后，家庭的存款会有所降低。从原因上来分析，二孩的到来，伴随着消费的增加和存款的减少。但是，通过非独立性t检验我们发现，虽然生育二孩后存款占投资总额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两者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F=0.000，P=1.000）。（表7）

（2）股票。从表8可以看出，一半左右的家庭是不参与股票市场投资的，而且生育二孩之后，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家庭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有些生育二孩之前参与股票投资的在生育二孩之后也退出了股票市场。在生育二孩之后，相较于生育二孩之前，每一数值百分比区间的百分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减少。由此我们得出，生育二孩之后，人们不愿意将资金投入风险较高的股票。（表8）

（3）银行理财产品。由表9中生育二孩之前与之后占比为0%的家庭数量均为39.3%可以得出，是否生育二孩对于一个家庭是否将资金投入到银行理财产品并没有绝对的影响。但是，对于生育二孩之前就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家庭来说，生育二孩对其投入比例是有一定影响的。对比生育前后百分比及参考变动差值发现，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相对于其他投资方式来说是风险较低的投资理财方式，但是投资比例仍有所下降，虽然波动幅度不大。（表9）

因此，生育二孩会减少家庭投资，但是对于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方式减少的幅度不同。对于存款会较明显地减少，对于风险性较高的股票也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对于风险性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的幅度较小。另外，生育二孩对于家庭理财方式来说，很多家庭不会投资于风险较高的产品来增加收益，甚至于不会扩大风险较低产品的投资规模，反而会缩小自己的投资规模。或是由于需求的增大、收入的相对减少，没有闲散自己进行投资理财；或是由于增添二孩，致使自己的家庭不愿意承担任何的风险。

2、家庭收入方式。从表10可以得到，家庭收入方式最主要的来源是工资，而存款收入、股息、债券收入也会给家庭带来部分收入。此数据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契合，家庭的月收入中并没有太多是由投资理财方式所带来的。（表10）

3、风险承担能力和偏好。从表11可以看出，不论是生育二孩之前还是之后，家庭的风险承担意愿与风险承担能力的高低对应占比十分相近，而且生育二孩之前大多数家庭都愿意承受高风险并且具有承担风险能力；生育二孩之后大多数家庭则更愿意承受低风险并且承担风险能力减弱。另外，通过对生育二孩之前、之后和家庭风险承担意愿的原始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生育二孩之前、之后与家庭风险承担意愿存在显著性差异（X2=26.060，p=0.000）。同样，对生育二孩之前、之后和家庭风险承担能力的原始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生育二孩之前、之后与家庭风险承担能力也存在显著性差异（X2=21.639，p=0.000）。（表11）

由此可见，风险承担意愿和风险承受能力是相匹配的，两者关系应呈现正相关。当二孩家庭出现高的风险承担意愿，就会对应的出现高的承担风险能力，反之则亦然。综合以上数据可知，不论是风险承担意愿还是风险承担能力，生育二孩之后，许多家庭都表示出低的风险承担意愿，并且家庭的風险承担能力也相应地降低。与上述的投资方式及规模的变化相联系，由于家庭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的变小，家庭投资则会更趋于稳健型投资，甚至缩小原有的投资规模，希望在财务上有稳定感和安全感，避免造成高风险的财产损失。

四、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北京市80后、90后的高收入人群更愿意生育二孩，而且生育二孩对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方式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和偏好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收入—支出模型，家庭消费的增加，会导致家庭收入的相对减少，还可能因为生育二孩使家庭成员失业或业绩下降而导致收入的直接减少。为更好地应对需求，父母会将自身的投资逐渐转向子女的投资，比如用娱乐休闲、高档消费节省下的资金用来弥补教育及日常消费支出。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会减少家庭投资的规模或更趋向于稳健型的投资，表现出较低的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针对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对于国家而言，要想推进全面“二孩”政策，不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府也要建立相关的推动政策。首先，国家应积极发展经济，合理调整就业、社会政策，使更多的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让他们不仅“生得起”而且“养得起”。另外，政府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二胎孕妇的带薪产假制度，如制定制度防止“孕期被辞职”，完善就医、教育等基础服务；甚至各地区可以根据地方收入状况给予二胎家庭部分财政补贴，以减少二胎家庭的经济压力。而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来说，其应量力而行，依据自己的家庭收入来确定消费水平、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方式等。绝大多数家庭因生育二孩后减少家庭投资规模或趋向于稳健投资，表现出较低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意愿。我们建议，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无需过分保守，在风险承受能力范围之内适当加大投资力度来增加家庭财富；而收入较低的家庭则可以保持稳健，选择风险系数低的投资方式和规模。

同时，我们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生育二孩后，家庭的教育支出会有所增加，家庭参与投资的方式百分比都有所下降，但经过统计学检验却都不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二孩”政策对家庭财富的影响有限。在寻找问卷填写对象过程中，我们就体会到由于“二孩”政策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久，北京市拥有二孩的家庭并没有想象中的多，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是正处于二孩怀孕期间的家庭并且未开展对家庭的投资规划，因此不显著可能与 “二孩”政策颁布的时间和目前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除此之外，此次调查的样本量仅有89份，部分问卷还存有个别缺省值，而且样本集中在高学历这种特定群体，不具有普遍性，这也可能导致最后的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偏差。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建议政策和措施仍应该继续平稳开展和持续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需仔细且进一步观察和监测，看在未来几年内是否会发生明显变动，以此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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