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军

摘 要：任何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每一个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因素，中日两国近代教育发展不同轨迹，也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中日文化传统、民族社会心理不同；二是传统文化形成的差异，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换过程中也显示了极大区别。三是甲午战后中日近代教育的演变，再次表明了双方在教育思想，理念上的差别。

关键词：历史因素自然地理环境传统文化；中日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123 — 03

关于近代化的问题（中国将近代化和现代化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范畴，概括地称之为现代化），王智新在《中日教育比较研究》中做了专门论述，他指出，“近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个过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近代化发源于欧美，最早开始于英法等国，是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①即“自然成长”型的近代化。而中日这些亚洲国家，则是以西方为榜样，通过接受西方文明来实现近代化，属于“目的意识”型的近代化。而要接受西方文明，就必须使国民具备一定的消化理解能力，用普及教育来使人的思想观念、教养素质、嗜好兴趣、社交活动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最终实现人的近代化。这样近代教育就应运而生了。因而近代教育是近代化的一个要素，对近代化的成功与失败起着重要作用。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与近代教育的发展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日两国在东亚文化中居于典型性重要地位，中国曾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它们具有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进入近代前，它们的国内情况及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十分相似。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契机，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东西文化隔绝、半隔绝状态被打破。西方的近代文明与东方的古代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日两国先后面临西方的冲击和挑战。来自外部的压力，突然膨胀起来，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由封闭转向开放，由传统教育转向近代教育。如果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是其本国、本民族传统的延伸，顺理成章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和日本的近代教育却是在外部冲击下仓促萌生的，与传统的断绝匆忙而被动，具有舶来性与不成熟性。在这一前提下，中日两国在近代教育的形成中既有相似性，又表现截然不同，中国反应相对迟钝而被动，日本则迅速而主动。显然，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近代两国对待东学西渐的态度，其中有很多因素来源于两国的历史和传统，其传统文化的演变，以及中日两国对古代文化教育的不同认知程度，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又直接导致了日本明治维新变革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两种不同的结果，从而注定了中日在近代化发展中两种不同的命运。本文意在探究其隐藏在背后的深刻的历史因素。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中日文化传统、民族社会心理等诸多不同。

我们知道，文化以人为中心，它通过人类活动，在长期人们生息劳作的大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并随着历史岁月的积淀而日益成熟。因此，文化的发展被赖以生存地理环境所制约。马克思曾说过，“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②它说明，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其民族的社会心理。从根本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基本特征首先是由其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以农业和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和相应的科学技术为主，是典型的农业文化特征。在广大辽阔的自然环境下，逐渐形成中国人对自然、人生、历史、社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的看法，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特征，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它产生于中国古典形态的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春秋时代，发展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城市货币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汉唐时代，成熟于城乡二元结构、大地产和商业资本经济有了发展的明清时代。①它主张以人为本，注重伦理，在关注人生、社會和自然的同时，更注重人世生活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人伦道德。这种思想观念长期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也左右着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到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方法论、教育思想，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重视道德思想，抓住人社会属性的本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而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提升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以道德培养为惟一目的，影响了个性人格的健康发展，从而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中国传统教育只注重伦理道德，不注重专业，只注重精英教育而不注重普及大众教育，并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沿着文化传统规定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中国不同。日本是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一个岛国，呈长弧形，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大岛及3000多座小岛组成，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隔海相望。人口只有一亿一千多万，国土面积不大，只有三十七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山多地少，山地面积约占76%，耕地面积仅占14.8%，矿产资源贫乏，绝大部分工业原料和能源的92.4%（其中石油占99%以上）靠进口。②日本属于温带森林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于狩猎采集文化。在早期绳文时代至弥生时代，即日本的原始时代，数千年高度发达狩猎采集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基础。此后的农耕文化来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中国注重土地买卖，收取高额利润的封建地主制不同，日本土地不许买卖，由长子继承，类似于欧洲的庄园领主制。没有畜牧业，但渔业发达，水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是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日本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及文化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③

正是岛国的地理背景和历史因素，使海洋成了日本抵御外来侵略的天然屏障。除13世纪元兵企图入侵外，日本几乎未受到异族军队掠夺。使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呈现出开放性文化特征。而相对封闭的岛国文化和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又造就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特征，即顺应、尊重现实及自强精神，从而形成日本既自尊又自卑的性格特征。

二、由于传统文化形成的差异，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换过程中也显示了极大区别。中日都为东亚国家，但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和源头，中华文化是原发型的，而日本则为继发型，是在学习中国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传统，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正因为如此，中日文化在与周边不同文化接触时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中华文化显示出强有力的主导地位而不易被同化，表现出其自主创造性特点。而日本文化则明显的是移植模仿性特点，从模仿中国，到模仿西方，它表现出极大的吸附能力和开放性特点。

这样，中华文化教育出了一些厚古薄今、顽固守旧的中国士大夫，为保存本国文化，不惜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近代文化就已经开始逐渐影响中国，但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用大炮才真正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才开始参照西方反省自身文化传统，寻找新的道路。近代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而日本则更重视未来，没有历史包袱，更容易打破传统束缚，吸纳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为己所用。它处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心的边缘，对外来文化十分敏感，在最初还处于文化幼稚阶段的古代，就接受了中国先进文化的辐射。对外来文化与思想总是以旺盛的好奇心加以模仿，曾开放性特征。到了近代，日本传统文化这一积极因素可以说有增无减，除了表现好奇心理外，还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充分吸收上，在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整合与涵化过程中，很少有激烈的冲突，在对外来文化的处理上，开始时总是原封不动的吸收，热衷于如何导入，而不是为什么导入，然后再加以利用，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开放性文化结构的形成。

突出的表现在甲午战争前进行的两次不同的近代化改革。中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近代化以及近代教育的号角，日本明治维新则以“和魂洋才”为依据，进行改变封建制度，建立近代教育的改革。从表面看，二者如同孪生姐妹一样，但其实完全不同。所谓“中体西用”，是以中国固有思想和文化为主体，采用西欧先进的技艺为辅助。中国改革家们在“中体西用”论中，希望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这个“体”不变，在这个基础上“用”一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所谓的“和魂洋才”，则是巧妙地使东方精神和西洋技艺融合为一体，为尽快实现近代化积极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和魂洋才”，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个“魂”是抽象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体制、理论、哲学概念，而是保持日本民族自强精神，以及祖先对神的崇拜，而非封建体制。“洋才”也非单纯的西洋艺术，而是有益于国家发展的先进文化的代名词。因此，二者的思考方法不同，结果也必然不同。“中体西用”表现其理论的消极性，“和魂洋才”则更多地体现了它积极应对的理论特征。

三、甲午战后中日近代教育的演变，再次表明了双方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上的差别。甲午战争的结果，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地位。中国这个“老师”被“徒弟”打败，不仅遭到日本的鄙视，而且沦为西方殖民者瓜分的对象，也使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邻邦日本，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甲午战争后，面对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表达了发展教育、强种强国、与列强抗争的强烈愿望，他们举起教育改革的两面旗帜：变科举，兴学校。要求广泛推行新式教育；提出废除八股，将教育内容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的设想；提出设立各级学校，实行分班分级逐年晋升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提供了由初等、中等到高等教育的学校系统的雏形。这些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怀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热望，主张“中源西流”，善于将西方的异质文化阐释为“古已有之”，事实上与洋务派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他们想通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发展近代教育，建立近代学制，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既没有学到日本的精髓，又丢掉了中国的根本，实现资本主义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而日本则在甲午胜利的号角声中极度膨胀，日本人自卑的心理被自傲自大所代替，使其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得以进一步扩张。为实现对外扩张，适应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需要，将教育也纳入侵略战争轨道，为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日本近代教育的特点是实行行政统治和政教合一的制度①。在这种制度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忠君爱国、效忠天皇的教育，即以皇权主义为核心的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这也是日本政府大规模吸收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本土的国家主义思想——皇权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并在《教育敕语》表达了日本这一“家族式的国家观”②，形成日本独特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因此，在甲午战后，中日两国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日本战争式的教育模式走向失败，而中国也只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走向社会主义前途。

总之，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无论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还是近代西方文化，都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将外来文化改造成适合本民族文化的内容，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几千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化传承，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社会结构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形成了超稳定的“大一统”的社会特征，形成中国士大夫“以我为尊，以我为大”的心理定势。一般情况下，都是外来文化被中华文化所包容，而非中华文化发生变革。因此，当西方近代文化冲击时，中国表现出被动的状态。他们往往形成的是民族危机意识，而不是对民族文化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这样，在近代前期，同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的中日两国，做出了不尽相同的反应。并且影响了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近代教育發展轨迹，甚至影响了今天中日两国的教育发展的趋势。而探究这些因素，对于我们解读历史，指导未来发展又十分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1〕丸山真男.读〈文明论之概略〉〔M〕.岩波新书，1986：4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74页.

〔3〕史朝：《中日民族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刘北鲁：《日本教育现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6〕〔日本〕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7〕〔日本〕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