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政

摘 要：女真族统治者特别重视金源内地经济建设，在金初就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实行“移民实内”，将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上京路经济发展。虽然海陵迁都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京路经济的发展，但世宗以后，所采取有利于上京路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金代；上京路；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101 — 12

金代上京路是女真族发祥地、金源内地，金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对上京路的开发，颁布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的经济发展。金建国前，女真族聚居区就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经济繁荣景象。上京路经过了太祖、太宗、熙宗30多年的經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海陵王贞元时，海陵王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燕京（今北京市），大量女真人南迁燕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上京路的经济发展。但金在灭辽、伐宋中，将大批汉、契丹、渤海人，迁入上京路，“移民实内”，以充实上京路。如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破城汴京，掳掠辎重人口不计其数，《靖康稗史笺证》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①大批中原汉族人口被迁往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金代上京路的经济发展。

一、金代上京路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形态

金建国前，女真人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渔猎 、畜牧为主，当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受气候的影响，女真人长期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这一地区“冬极寒”，“衣履稍薄则随指裂肤”，②上京路“夏天比较短暂，寒冷是这里最重要的气候特征。”③上京路的这种气候，不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受女真人生产习俗的影响，女真先祖处于半定居状态，“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住其中，迁徙不常，”④这种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能发展出较高水平的农耕技术。因此，“早期女真人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⑤直到四世祖绥可时期，才“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⑥开始定居，从此奠定了上京路的农业经济基础。

女真族统一后，金朝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上京路经济发展。金初对辽战争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将辽军丢弃的耕具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分赐给猛安谋克女真人。“辽步卒尽殪，得其耕具数千以给诸军。”①阿骨打在举行登基大典时，宗族阿离合懑与宗翰等人“以耕具九为献，祝曰：请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②以示农业为立国之本。即使在激烈的抗辽战争中，完颜阿骨打亦未忘记组织农业生产。他不断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鼓励农耕。对于奚、汉、渤海、室韦等各族来降附者，或择膏腴之地处之，或以牛头地分配原则，分给土地，免除赋税以示优惠。完颜阿骨打还命“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③金太宗对农业也十分重视，分遣使者诸路劝农，甚至下令民间诉讼之事，待农闲进行，他说：“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令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④金熙宗时，为了扩大耕种面积，“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汉户地与民耕牧”⑤还将皇帝狩猎的“禁苑隙地分给百姓”。⑥待到金宋和议达成，战争平息，政治中心南移之后，世宗、章宗等在发展新统治地区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上京路农业经济。世宗在晚年北巡祭祖时，还下令“遣使临潢、泰州劝农”⑦。

女真是在反辽侵宋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女真族本身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较比辽、宋社会生产力相比，相对落后，所以金朝统治者就采取学习契丹的做法，从中原大量移民，以实内地，发展金代上京路经济。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又充分发挥猛安谋克亦兵亦农的特点，利用军屯发展农业。因此，“实内和军屯是金国发展上京路的特殊道路。”⑧金代‘实内是指女真人将金代上京路视为其发祥地，由于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因此，女真族为促进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所采取的把中原汉族人口迁往上京地区。由于金代上京路，地广人稀，缺少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民以实京师”，⑨这一措施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起，便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积极推行。例如，天辅二年（1118年），阿骨打就命孔敬宗等“率懿州民徙内地”⑩。天辅五年（1121年），辽都统耶律余睹率部族3000余户降金，被“徙之内地”？輥？輯？訛。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輥？輰？訛天辅七年（1123年）二月，金军攻取燕京，“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輥？輱？訛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攻破宋都汴梁，掳掠男妇不下20万，役卒、医工、监工匠等百工北归。这部分人口，大多被迁入上京路。战争的掳掠，在带来破坏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把中原的农耕技术和其它先进技术带到上京路地区。金太宗为达到以实内地的目的，历时五年从辽宋的燕京、山西、显州等地，强迫迁徙大批能工巧匠和领导反抗斗争的义士，初步达到了“实内”的目的。然而海陵王于皇统十九年（1149廿）夺取权以后，为实现其吞并南宋的目的，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一改“实内”国策，迁都南下，重心南移，把“实内”变成了“虚内”，给上京路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破坏。

金世宗继位以后，恢复了祖宗之法，继续充实金源肇兴之地。“盖欲上京兵多，它日可为缓急之备也。”？輥？輲？訛于是先将会宁府恢复为上京路治所，接着便调入人户，大定十三年（1173年）“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輥？輳？訛十七年（1177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狼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輥？輴？訛大定廿五年（1185年），“诏于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谋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实上京”，？輥？輵？訛如果说太祖、太宗的迁徙民户主要出于经济原因，那么金世宗的派兵遣将，则多出于军事目的，即从军事上加强对上京的防卫，以保证其经济发展。

金朝是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第一个提出“以农为本”的王朝。女真建国前，就重视农业发展，他们和中原汉族一样，以农为本。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登基仪式上，大臣就以农具九具为献，并说“勿忘稼穑艰辛”。女真族掌政后，为了战争的需要和社会稳定，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虽然伐辽灭宋战事多且紧，但是太祖、太宗均不忘农业，尽量减少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多次诏令“今农时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①凡属重大战事，均以每年八月秋高马肥之际。这样既可保证军粮的供应，又不妨碍农时。这样的措施，对上京路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朝为了发展农业，还专门设置了劝农之官，在吉林省扶余县出土“上京隆安劝农副使印”。②在吉林省农安县曾发现“会州劝农之印”，③这些文物，充分证明了金朝重视上京路农业生产。

收国二年（1116年），“太祖就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④天辅五年（1121年），太祖命婆卢火为都统，“率诸猛安之民万余户，赐耕牛五十，屯田于泰州”⑤太宗继承了太祖的军屯政策，于天会二年（1124年），命徙耶懒路都孛堇完颜忠于苏宾水“以术实勤之田益之”⑥。上京路“川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⑦。先进技术进入北方，农耕面积大幅度扩展，品种增多，人口大幅度增长，农机具与中原水平相当。世宗时，上京一年生产粮食足够五年之用，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上京路以种粟为主，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⑧这则史料足以证明，金代上京路地区农业发展水平。

二、金代上京路的两税户与牛头税和物力钱

金代女真族人和汉族人，在赋役制度上不同。女真人税赋，有牛头税，亦称牛具税。在中原实行两税，都是以耕地为征税的对象，但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同，二者征税办法与性质也不相同，各有其特点。

（一）女真人的两税户

金代汉人所输纳的田税，因袭宋朝两税制，但在金朝有了发展。关于两税法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论，这里只是个人看法，就两税源流及其演变过程作简单叙述。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使读者了解上京路两税及其发展。

两税法主要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封建国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的赋税制度。

在唐建中（780年—783年）年间，两税没确立前，两税这个名称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还只是施行于局部地区，大部分地区依然施行租庸调。两税法是因夏秋两征而得名，是继租庸调后的一种新税制，与租庸调制度是旧制和新制的关系。这种“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而丁额不废。”⑨因夏秋两征而得名的两税，在唐代建中年以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户税与地税。两税包括原来租（地税）庸调（户税）两方面内容。张博泉认为“庸调乃‘租庸调之异词，其省‘租庸调之‘租为‘庸调，完全是由于文体的原因造成的。”⑩

五代、辽、宋的两税，比唐之两税主要表现在两税的地税化上。金之两税是继五代、辽、宋发展而来的，在原基础上，有发展和改进。“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百里外，纾期一月。……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逮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 、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輥？輯？訛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上京路在金章宗时，已经施行两税制。但上京路的女真谋克户，主要缴纳牛头税，两税的缴纳，当是从中原迁来的汉人缴纳。

（二）女真族的牛头税与物力钱

牛头税和物力钱，是实行于女真族猛安谋克的一种特殊田税制度。

1.牛头税。牛头税地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所负担的一种地税，它以牛具税的土地占有关系为基础，并与女真族奴隶制土地所有制的特点相适应。《金史·食货志》载：“牛具税，猛安谋克女真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①从这则史料可知，牛头税是以牛具税地的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

从发展过程看，女真族税赋由无到有，由无定制到有定制，这与女真族土地公有到土地私有的转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女真族土地占有关系的转变，以及战争的需要，女真内部便出现了原始的税赋。这种税赋最初是无定制的，根据需要而定的。天会初，牛头税的征收，已由无定制发展为定额征收。《金史》：“天会三年（1125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②牛头税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各家，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税，牛头税的制度化是女真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牛具税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所有分配到牛头具税地的女真人，不管贵族与平民，都要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牛头税。牛头税征收的基础是民二十五口，一耒具所耕地四顷四亩有奇的土地，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分收獲多寡，定额交粟。

其二，牛头税不是奴隶主向奴隶征收，也不是奴隶向国家交纳赋税，而是分得牛具税地的女真人向国家交纳。《金史·徙单公弼传》载：“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甚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从之。”③从这则史料说明，牛头税的缴纳，不是女真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在有司严厉督催之下缴纳的。

其三，牛头税的征收对女真人是有利的。女真人负担的牛头税，比汉人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

其四，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设储藏牛头税的仓廪，以与郡县的常平仓区别。牛头税设有专门仓廪储藏，其目的是为“备饥馑”，“备凶年”，“备欠岁”。另外，牛头税还作为支付猛安谋克贵族薪俸之用。猛安谋克薪水，最初是由牛头税支给的。

2.物力钱。物力即资产，按物力征钱即资产税。金朝物力的征收，前后是不一样的。世宗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1164年），才正式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了根据物力征收赋调，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这种制度与《周礼》的三年一大比之制相似，《金史·食货志》记：“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大比，至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尤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三十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④这里所说的“大比”，就是每到三年对全国物力进行通检，重新登记，以便征收赋调。到了金世宗，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发生变化，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金朝在其占领区，开始统一的物力钱征收。这种征税制度的推行，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货币关系的恢复，是分不开的。物力钱的征收，是国家在征税之外，增加的赋敛手段。《金史·食货志》记：“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鏹多寡，征钱曰之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⑤从这则史料不难看出，金代物力钱征税制度，就其来源而言，是多方面的。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制度，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税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产多寡随时征收制度，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代替勃极烈制，为了对其隶属的汉户及女真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征收，便源取宋物力钱之名，加之以唐户税之内容与精神，便形成了金朝物力钱征税制度。

三、金代上京路的农业发展

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经历了残破、恢复与发展的过程。上京路农业经济在金熙宗与南宋议和以后，社会相对安定，北方人口逐渐增长。人口的增长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工商业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上京路处于女真贵族的统治之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的限制和阻碍，因此，发展还是有限度的、不充分的。尽管如此，上京路农业的发展，在整个金代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上京路开垦仍呈插花制形式，插花田主要分布在城邑周围。据文物考古调查，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的地区，留下许多金代城址，这些城址与《金史·地理志》所载州县，共同显示了这一地区农业空间结构特征。农业生产虽然与城镇建设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城镇所处的位置，却与农业生产发展有直接关联。江河既是便捷的交通线，也是农业生产的灌溉资源。“江河两岸的阶地上，既可利用江河水源，又很少水患之忧；既是建城筑寨的可选之处，又是发展农业的有利之地，故大量村寨都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插花式农田。最初女真人不筑城，城的出现是在金太宗时期。这时候的城。虽然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但在城址附近，一般都分布大面积遗址，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平民。他们平日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入城，参加守城之战。”①

较大的开垦地都以城邑为依托，在城外形成一定规模的农田。许多城址周围都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兰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器物中有锅、铁犁。”②“阿什河附近的城高子一带则有铁铲、铁镰等金代生产工具出土。”③“肇东县八里城遗址出土了犁、锄、镰、手锤、锹、刀、垛叉等农业及鱼猎工具50多件。”④“吉林省农安市万金塔乡发现铧、镐，三宝乡宝成村发现铁镰、铧，新阳乡发现铁铧、犁境等农具。”⑤“吉林省前郭县发现金代犁铧。”⑥“吉林省德惠布海乡发现犁铧、镐、镰，这些农具制作技术去多与中原地区接近。”⑦金上京路辖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最应注意的是锄、锄的发现表明这一带已有精耕农业的萌芽。金上京路的城址虽多，但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出土最多的地区仍在上京会宁府及周围地区。虽然海陵王迁都燕京，使金代上京路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但是金世宗视上京路为“内地”或“金源地”、“国家兴王之地”，对上京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很大的重视。金世宗为了尽可能地维持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在政策上進行调整，其中令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农忙时实行互助等各项措施，都对恢复金代上京路农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金上京路，在民族构成上，女真族处于优势地位。金朝前期，“本户”和“汉户”是分地而居的，《金史·食货志》：“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⑧女真人以猛安、谋克为单元聚居，汉人和契丹人另居。大定二十年（1180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⑨物力钱是金代杂税之一，其内容是按照民间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林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税。遇到临时差役，按照所缴物力钱数额排定户等，征派差役。大定四年（1164年），以贫富变更，赋役不均，始行通检。大定二十年（1180年），在猛安、谋克人的户内，也开始进行推排，先自中都路，然后于二十二年（1882年）八月，向外推行。上京路实行物力钱征税制度，当在大定二十年之后。具体办法是“集耋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⑩因为奴婢数额是确定户等级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上京路的女真户，为了躲避物力钱，有卖掉奴婢的。这样就使农业生产失去大量劳动力，造成土地荒芜。金世宗针对这样的现象，明确规定：“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輥？輯？訛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分居的现象，促进民族融合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金世宗重视金源内地的农业，使得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因都城的南迁，一度中衰，但与其它地区相比，仍显示出优势。大定三年（1163年），临潢府一带饥荒，朝廷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輥？輰？訛从这则史料记载的临潢府百姓，长途至会宁府等地逐食，充分说明了金代上京路农业生产，与其它地区相比，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金与辽相比，农耕区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扩展。农耕区北界已经达到了乌裕尔河流域。

乌裕尔河流域在蒲与路行政区划内，主要生活着女真人。乌裕尔河流域金代遗址很多，有城址、村落和墓葬。在克东县，除蒲与路故城遗址外，还有许多金代遗址。蒲与路故城及其周围金代遗址中，发现了“鐵甲片、铁锅、车钏、三角形铁器、铁犁尖、铁镞、铁铲以及石弹。”①这些工具为三类：一类为生活用具，一类为农业生产工具，一类为渔猎工具。由此可知乌裕尔河流域的女真人，选择距河不远的台地作为定居之地，是经过认真考察的。这里属森林草原地带，夏季高温多雨，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还有各类动物可以猎取，平坦的台面上，可以发展农业，河沼中又可获取各类水生物。这样的自然条件，满足了女真人兼营农业、渔猎业的生产生活方式。

金上京路农业生产扩展地区主要在阿什河、乌裕尔河一带，辽代这一地区是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由于上京路治所会宁府是金朝的政治中心，促进了上京路地区经济发展，使原来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型为农耕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不仅农业经济在上京路得到了发展，而且随着民族与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农耕生产方式逐渐向北推蒲与路境内的乌裕尔河流域。从而使上京路的农耕区域，较辽朝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扩展。

四、金代上京路矿冶铸造的发展

矿冶工业直接关系到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军事实力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因此，矿冶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金代上京路矿冶开发、铸造及手工业作坊，在继承了辽以及北宋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使得上京路矿冶铸造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金代上京路的矿山开发

冶炼的主要目的是为铸造各种生产、生活工具，以及为制造兵器提供原料。冶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工业的发展水平。金初在上京路，女真人还没有掌握冶炼技术，尤其没有学会冶铁。《金史·乌春传》记载：“生女真旧无铁，”②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临近部落“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③“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④。因此，完颜部用铁是通过向临近部落购买的办法，来解决缺铁问题的。“邻国有以甲胄来粥者，顷赀厚贾以兴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失，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原附者众。”⑤据记载，女真人学会冶铁是在献祖绥可时期，“随阔（绥可）自幼习射采生，长而善骑射猎，教人烧炭炼铁。”⑥到景祖时，女真人的冶炼业初见规模，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时出现了职业炼铁部落。温都部的乌春率族属来归时，景祖命其“以本业自给”，这时女真族已经掌握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烧炭炼铁，打制弓箭的技术了。

随着对辽战争的胜利，女真人获得了辽朝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辽史》载：“辽朝境内铜、铁、金、银矿藏颇多”⑦如“辽太祖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⑧“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铁利州，地亦多铁。”⑨辽朝境内这些丰富的矿藏，为金上京路冶炼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大量的北宋技术人才，进入金源内地，使金上京的矿冶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61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王永祥，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五道岭一带，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50余处，矿井10余处，估计从这些矿井中踩出的矿石四五十万吨之多，在矿洞附近，还分布着许多炼铁的高炉。”⑩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禹浪先生先后3次对五道岭以东至蚂蜒河流域，以及五道岭以南的五常县的山区地带，进行考古调查，又“发现了大批金代炼铁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炼铁炉、铁矿渣、铁矿石、铁块、木炭、冶铁工具，以及铸制的铁箭头、铁刀、铁矛、铁剪刀等制品。”？輥？輯？訛从以上考古调查材料可知，金代的矿山开发，已经初具规模。

（二）金代上京路的铸造业

在金代上京路地区，出土和发现了大批金代铁器。根据所出土的铁器，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生产工具，主要有各种犁、铧、镰刀、铁锹、镐、垛叉、铡刀等；手工工具主要有斧、锛、锯、手刀、刮皮刀、钳、铁锤、铁砧、凿、锉、剪等；二是生活用品，包括菜刀、剪刀、铁钩、铲、抹、泥板、抽屉拉手、铁定熨斗、各种铁锁、钥匙、铁凿（打冥钱用器）、腰铃、门鼻、大小铁圈、锅、铁鼎、火盒、高三足火盆、铁签子、烙铁等；三是兵器及渔猎牧业和交通工具，主要有鱼叉、鱼钩、鱼网坠、铁马镫、马衔、铁马钉等各种马具饰件。铁矛、铁镞、军用铁刀、铁蒺藜、铁环、车管箍，以及手铐和脚镣。

上京的制铜业，以黄铜器物为主。黄铜的应用范围，在金代社会中十分广泛。在上京路出土的大量金代铜器，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常生活铜器物数量增多，如：铜镜、铜人、铜佛像、铜龙、铜象棋、铜嘎拉哈、铜锅、铜盆、铜三足锅、铜剑、铜勺、铜筷子、铜碗、铜杯、铜车马饰件、铜飞鱼、铜佩饰、铜酒器等。铜镜具有代表性。例如，金上京博物馆收藏金代铜镜226面，其中圆形镜最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上京路就出土了双鲤鱼镜百面之多。现在齐齐哈尔市博物馆还藏有金代圆形鸳鸯海兽葡萄镜一面，讷河市博物馆藏有金代圆形双鲤鱼铜镜一面，金代圆形双童踩莲镜一面，龙江县博物馆藏有双鲤鱼铜镜一面。1974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对蒲与路故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一面飞鹤铜镜一面，在阿城县舍利乡太平村，征集到牛郎织女故事镜一面，圆形，直径8.9厘米，缘厚0.4厘米。上京路这些铜器，说明金代上京路铜器铸造业相当发达。

二是，随着上京路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需求增加。1983年，王禹浪在上京城以东，今黑龙江省宾县宾县铜矿附近发现了“金代开采和冶炼铜矿的遗址，遗址内大量的铜渣和矿石。”①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金熙宗年间所铸造的“皇统通宝”铜币，海陵王于1158年铸“正隆元宝”铜币。金末还铸造过“崇庆通宝”“贞祐通宝”等铜币。此外，在上京路发现的窖藏铜币中，多为北宋铜钱，及辽钱、西夏钱、高丽钱和南宋钱，还有少量的半两、货泉、五代十国等钱币。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金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周围，包括宾县、方正、尚志、延寿、呼兰、五常、双城、木兰、巴彦、通河、兰西、依兰、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不断发现和出土了金代窖藏铜钱，初步统计，达十几万斤以上，仅1980年宾县三宝乡，一次就出土了近3000余斤窖藏铜钱。

三是用于兵器和官印，“其中最多的是铜官印、铜押记等。阿城区半拉城子古城出土了一件铜火铳。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门火炮。”②王禹浪先生注释说：“关于这件铜器的断代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一说是元代的制品，另一说是金末元初的制品，本文暂采用了后一种观点。”③

金矿在上京路已被发现。女真人制造金器有悠久的历史。女真人黄金来源，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从上京路的金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有金耳坠、金带銙、金腰牌、金项圈、金串珠、金配饰、金伞顶、金鼻环、金铃、金双鹿等。银器有银马鞍、银锭、银钏、银耳坠、银簪、银碗、银盘、银秤、银杯、银酒器、银龙头香炉、银牌饰等。出土的这些金银器中，有的器物之上打印有“上京翟家”、“上京香家”等戳记，无疑这是私营作坊，主要来自中原汉人工匠。

在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内外，先后出土了数枚银铤，银铤上刻有“伍拾两文”、“库使”、“库子”、“行人王林”、“翟家记”、“真花银”、“使司”等文字及戳记。④这些银铤的出土，说明上京地区的银铤极为流行，银铤上的文字为了解上京路的金融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一枚“承安宝货”银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以白银为币材，正式颁行的法定货币，是直接投入流通领域的白银。《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⑤阿城区巨宝乡出土的翟记银铤，上刻为四十九两九钱，哈尔滨市南岗区出土的使司银铤，上刻有“伍拾兩”的标记，这与《金史》的记载基本吻合。

（三）金代上京路的手工业

上京路的手工业，是金朝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铁器制造业在金代上京路手工业中，属于重要门类，它是最为广泛的手工业门类，包括农具、手工工具、车马具、日用工具、民间制造兵器等。农业生产工具的扩大和民间制造兵器技术的进步，反映了金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由于金朝后期禁铜，铁器制造业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技术水平已超过了北宋。

1.兵器制造。金初，对辽和北宋战争的需要，推动了上京路兵器制造业的发展。女真族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在对北宋战争中，把大批北宋工匠掠夺到上京路。北宋工匠带来了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可以说，金代的兵器制造技术，大部分继承了北宋的工艺，在种类上还有所发展。

2.陶瓷业。上京路的陶瓷业，有很大的发展。在上京路的金代古城、墓葬和所有的遗址中，都出土了陶器，说明陶器是上京路地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京路出土的陶器，反映了金代陶瓷生产水平。20世纪50年代后，在金上京路的墓葬及其它遗址之中，不断出土窖藏陶瓷器。上京路的陶瓷器分为两类，一类是辽宋制造的，一类是金初仿制和自己制造的。后者占多数，为日常粗糙的陶瓷器。例如“在上京会宁府就发现了这种陶器遗址。”①在上京路的金代遗址中，普遍出土了金仿造北宋的定窑瓷产品。黑龙江省兰西、宾县、双城、五常等，均出土过这种三系或四系瓶罐。如兰西县文管所收藏有“清酒肥羊”四系瓶，宾县文管所收藏有“高家好人家”四系瓶，双城县出土的白釉黑花四系瓶小口细颈圈足，器身绘有弦纹及草叶纹。这些器物，粗犷不羁、自由奔放，显示了金代瓷器的特殊风貌。

金上京遗址，还普遍出土了金仿造北宋的定窑瓷器。宋代采用“覆烧”工艺，而金代则采用“砂圈叠烧法”。从烧造技术上看，金代“多采用烧造器物与火焰直接接触的办法，这种技法给器物造成了釉面不够纯净，容易变形等缺憾。”②而一些民间小窑烧制的器物，在技术及品质上更落后。

3.纺织业。女真先民靺鞨时代已有生产细布的记载，《大金国志》记：“女真地绕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细布”。③“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④可见织布是女真人较早掌握的一项技术。

随着政治、经济的稳定，特别是大批汉人迁入，使得上京路纺织业兴旺发达。路振出使契丹，看到辽国“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⑤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和丝织品的丰富，金朝政府把丝织品作为各级官吏的俸给，从王公大臣到九品外官，乃至从猛安谋克到下层的阿里喜，其年俸中都有几十匹乃至几百匹数量不等的罗、纹、绢、绵。《金史·百官志》记载：“红遍地云气翔鸾锦褾，……红遍地云鹤锦褾，……红遍地龟莲锦褾，红遍地水藻戏鳞锦褾”⑥。金代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建立完备的纺织管理体系，设置了许多负责纺织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分工明细，是金代官营纺织业发达的象征。在金上京路置下的蒲与路故地，今克东县的满绣，就是金代传承下来的。

4.制盐和制酒业。金代手工业还包括制盐、制酒等手工业。盐业在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金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上京路产盐主要在今肇东、肇源、肇州。《金史》记载：“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食海盐”⑦，“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⑧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肇州产盐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金上京路制酒业也比较发达，在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的行程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酒楼的记载，有的还详细记载了酒名，从侧面反映了金代制酒业的发展水平。上京路的榷酤制度（酒类专卖）一直是比较严格的。1982年秋，在依兰县迎兰乡的金代古城内，出土了一方“堂厨公使酒库之印的金代铜印”，在金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内，还出土了瓷制的温酒炉。这些文物，可以证明金代上京路制酒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五、金代上京路的商业贸易与交通往来

建立金政权后，极大地促进了上京路的经济发展。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得上京路的商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当时上京路各大城市和要冲之地，都设立了商品交易市场。上京路的商业税收，在金朝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商业的发展已成为上京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上京路的交通运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金代上京路的商业贸易

金代上京路商业贸易的发展，与辽朝奠定的商业基础是密不可分的。辽朝虽然僻处北陲，“但商业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行宫市场、城镇市场，属国部之间市场，边境榷场都初具规模。”⑨上京路作为金朝前期的首都和后期的陪都，商业发展尤为突出。上京路会宁府故城周围的一些新兴城镇，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随着辽与北宋的部分地区并入金朝版图后，辽与北宋的商业贸易，也随之进入金上京路，使得金上京路所管辖的路、府、州、县的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商业贸易呈现繁荣景象。

上京路商业贸易的发展，重要表现为城市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女真人虽以武力得国，但也非常重视商业。例如上京路会宁府，最初也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酋长活动的中心村寨，城制极为简略，商业活动处于初级阶段。金太宗时，会宁府只有乾元殿，天会十三年又建庆元宫，殿曰辰居，门曰景晖，后来金熙宗习染汉文化，宫室之壮，服饰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兴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中原）为君之道，“出则警跸清道，入则端居九重，而宛然一汉家少年子。”①从《金史·地理志》记载的看，会宁府的宫殿建筑极为完备，其中多数是熙宗时建造的。《宋史·陈亮传》载；“昔者金人草居野处，……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中原）。”②会宁府是金初京城所在地，城内有华丽的宫殿，这样的城市，即使在当时中原人看来，也是较大的城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经来中国。”③当时上京路会宁府已成为女真内地新兴的大都市。天会初，时任西南路招讨使的耶律怀义，“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④海陵王继位，为消除奴隶主贵族在上京路的势力和加速其向封建地主转化，同时为了加强对中原汉人的控制和南侵，把女真宗室贵族“并徙之南”⑤迁往燕京。虽然都城南迁，但上京路境内的各城市商品贸易，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女真统治者根据其政治、经济的需要，在上京路建立许多城堡。其中铁骊、哈州、剖阿里、奴儿干等城都在今黑龙江下游。这些城堡既是金代上京路的政治据点，也是金代上京路辖区内的各地区活动中心。上京地区的各城市，商贸往来相当发达。在松花江下游的奥里迷古城附近墓中，“出土的中原瓷器和南方地区的产品丝绢的残迹，都说明金代上京路与中原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来往和贸易关系。”⑥

（二）金代上京路的交通建设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之间的商业贸易，与商业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便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金朝建立之初，女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对交通要道的建设和管理。金代对道路交通一直由兵部和工部共同分工管理。“兵部掌铺驿”⑦“工部掌道路、桥梁之事。”⑧各路、府、州设都水监，“正四品，掌川泽、津梁、舟辑、河渠之事。”⑨金代还设有“四方馆。使，正五品。副使，从六品，掌控诸路驿舍、驿马，并陈设器皿等事。”⑩在上京总管府设街道司（正九品），掌洒街道、修治沟渠。金代在上京路设立的驿站称为“寨”、“铺”或“馆”。铺驿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女真人担任。铺设有铺头，掌管铺兵。每个驿铺（寨、馆）均备有一定数量的马车、牛车，另外还有数匹快马。临近江河的驿铺还要准备供涉渡的运输工具。驿铺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传递圣旨、文信、军情、运送物资、招待使节、官员等事项。铺驿所需的费用，完全向民间摊派，称为“铺马钱”。有关上京路地区的交通路线的文献记载很少，但是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完全可以勾画出金代上京路的交通情况。金朝在上京路以会宁府为中心，开辟了通往东、西、南、北各方的交通线路。

关于金代的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两部分。

今黑龙江境内“残存的157座古城遗址”？輥？輯？訛，大多依江河而建。松花江成为了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承安五年（1200年），金章宗曾在“肇州置漕运”？輥？輰？訛以总领水运诸事。在今阿城区西部与哈尔滨市西南部与西部郊区，有一条上通松花江，下接阿什河的古河道，俗称金兀术运粮河。在运粮河两岸，发现了金代遗址，并出土了大批金代铜钱、谷物、陶器。1982年，在新农乡的运粮河畔，还发现了木船，长约9米，宽1.5米，木船内有“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可知，金代遗留下来的。阿什河流域的金兀术运粮河，在清代的《吉林通志》中，称苇塘河。《吉林通志》：“出滨州厅西南广庆庄西直阿勒楚喀城50余里，西流入双城东界，经西拉山南，东受一小河（河出半拉山北），又曲折西北流，经新立屯西，直北注入混同江。凡行一百五十余里”①。1925年出版的《双城县志》载：“城西北80余里古城，俗称单城子，西距拉林河口30里，北距松花江10里，城旁有无水长沟一道，似水道遗迹，俗称金术运粮河。”②《哈尔滨市地名录》载：“运粮河，原名苇塘河，俗称金兀术运粮河，在哈尔滨市西郊，道里太平镇与新农乡界河故道，自阿城市阿什河乡白城村西，经双城市周家镇、新乡村、五家乡、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乡和道里区榆树乡、新农乡、太平镇，北至松花江，长150里。运粮河清末尚有积水，后淤断，是往金上京城漕运粮食、布匹、食盐而开凿的人工运河。沿河有立功、友谊、兴隆等三座水库，有哈五、哈前、哈临公路桥和哈大、拉滨铁路桥”③。在金兀术运粮河沿岸有八座金代古城堡，即松山古城、四方台古城、半拉子古城、永胜古城、平乐古城、驸马古城，分布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阿城区、道里区、平房区内。通过这些古城可以看出，“当时的金兀术运粮河，是重要的军事通道。古城堡还起着对运粮河的保卫仓储等作用。”④当时中原往上京运送物资，“多顺松花江而下，行至阿什河口再溯流而上，这就十分费力。为了缩短运输路程，使物资顺利的到达上京城，金代才开辟了这条运河，它是金代上京路地区漕运史上的杰作。”⑤

上京路会宁府故城通往五国城有一条水路，即从按出虎水（阿什河）沿河而下，在今哈尔滨荒山口而东去，直达五国城。据洪皓《松漠纪闻》载：“运粮者多自国都（会宁府）经五国城。”⑥有人将肇州通往蒲与路的交通考证为“由混同江乘船下行转活剌浑水（今呼兰河）上行，再转通铿江（今通肯河）上行，即到今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附近，然后舍舟登陆西行，越过一段草原道路，可抵蒲与路，全程九百余里。”⑦

相对水路来说，上京路的陆路交通辐射更广。金朝在沿用辽朝旧有陆路交通系统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造。设立驿站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早在金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金太宗就命“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⑧王禹浪在《金代黑龙江述略》中，介绍了以会宁府为中心，上京路地区的16条交通路线。水陆交通网络的完善，使上京路商业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在陆路上，“独轮车重汗如浆，蒲秸芒鞋亦贩商，”⑨水路上，“川平佛塔层层见，浪稳商舟尾尾行。”⑩俨然一副舟车满载，行商遍地的光明景象。

六、金代上京路的财政收入及税收制度

金初的经济形态是农牧、渔猎混合型经济，工商业还处于萌芽状态，还谈不上税收。《大金国志》记载：“天辅四年（1120）三月，始于渤海辽阳等州（置）榷筦库”？輥？輯？訛，这是记载金代最早的税收机构。由于史料记载过于简略，具体情况不清楚，或许是财政收入较少的原因，没被记录下来。但还是可以了解金代上京路的财政收入情况和税收制度。

（一）金代上京路的财政收入

上京路的财政收入主要有盐税、酒税、金银矿冶税、市场交易税和关税。

1.盐税。盐课是上京路财政的主要来源。关于上京路内征收盐税的情况，《金史》有多处记载。《金史·食货志》：“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当征其税。”？輥？輰？訛金代征收盐课，是以定额的方式征收，不同地域征收不同的税额。《金史·食货志》：“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輥？輱？訛这说明当时征收盐税是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征收办法。例如，上京路“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輥？輲？訛盐税征收的税额，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每年的产盐实际情况，有所变化。“以是岁入钱为定额”？輥？輳？訛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金世宗来到上京路，对会宁府尹乌古论元忠说：“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①《金史》多处记载其它地方设置盐使司，却没发现肇州等产盐地方设置盐使司。这一情况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2.酒税。金代酒税的征收是财政收入的另一个来源。大量汉人迁入上京路，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水平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促进了酒的生产。郭长海在《女真人饮酒习俗与金代酿酒工艺》说：“金代酿酒技术已有了新的发展，从传统的温水法到蒸馏法是古代酿酒史上的一大飞跃。蒸馏酒创自上京、金源内地，现已850多年，是金源故地对人类的一大贡献。”②关于上京路征收酒税的情况，《金史》略有记载。《金史·食货志》：“酒。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③可见，金代酒税的征收虽然是效仿辽、宋酒税征收制度，但到了天会三年，开始确定按年征收酒税。金代酿酒业是受各地酒使司严格管理的，民间不准私自酿酒。“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④不准私自酿酒，限制了制酒业的发展。为此，金世宗到会宁府东巡，“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⑤这样既促进了上京路制酒业的发展，也收取了酒税。《金史》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上京路征收酒税，但上京路与其它路一样，每年都应该按照金朝制定的酒税征收制度征收酒税。泰和四年（1204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併增，宣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併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⑥从这段史料来看，或者原来征收的岁额基数过低，或者酒税增长太快，以致明昌元年至泰和元年八年间，酒税连年增长。这种情况说明，明昌元年七月确定的征税办法已经不符合酒税征收的实际情况，因此泰和四年九月才确定了“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的新办法。这一酒税征收办法，同该适用于上京路酒税的征收。

3.金銀坑冶税。金朝对金银坑治之税的管理相对宽松，大定三年（1163年）规定：“金银坑冶允许百姓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⑦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下诏，“金银坑冶，恣民採，毋收税。”⑧这一规定到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改为“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⑨《金史》虽没有上京路征收金银坑冶税的明确记载，但在上京路辖境内，有大量的金银矿存在，征收一定数量的金银坑冶税，在所难免。到金朝中后期，经几十年的长期积累，金朝金银数量已非常可观。明昌二年（1191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一铤为五十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⑩

4.市税，亦称市租，是“对在城市中有店铺的商人（坐贾）征收的一个税种。”？輥？輯？訛相当于宋代的“住税”。金代市税的征收范围、数额，目前未发现更多的史料，《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八月，乙亥，诏免上京今年市税。”？輥？輰？訛这年四月，金世宗自中都前往上京，为祈求顺利，显示权威，曾于途中命令“给复东京百里内夏秋税租一年。”？輥？輱？訛又“曲赦百里内犯徒二年以下罪。”？輥？輲？訛金世宗免除上京当年市税之举，与给复东京百里内租税，及其曲赦百里内犯徒一样，是一种安抚百姓的政治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上京地区百姓的生活负担。

5.关税。金代的关税，相当宋的“过税”，“行者赉货，谓之过税。”？輥？輳？訛指的是对两国间商品流通征收的税种。金代的关税，在金代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微乎其微。因此金世宗取消了这一税种。《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年（1162年）八月，辛卯，罢诸关征税。”①《金史·食货志》也记载，“大定二年，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②这里所罢诸路关税，应该包括上京路。上京路与高丽相邻，金初就与高丽国有经贸往来，两国的经贸，就应该涉及到关税。金世宗诏罢诸路关税，使得金国与高丽间的关税停止征收了。

（二）金代上京路的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完善与否，关系着国家财政收入好坏。税收的多少，关系到国家财政实力的强弱。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税收机构的设置和税收人员的管理，是税收制度的关键。金朝为完善税收机构及提高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税收制度。《金史·食货志》载：“大定二年（1162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③以此作为税收机构和税收人员的总体考核标准，具体办法是“增者有赏，亏者剋俸。”④大定九年（1169年）这一制度有所变化，剋俸、给赏之制被废除，实行“止增亏分数为殿最，乃罢克俸、给赏之制，而监官酬赏仍旧”⑤的制度。大定二十年（1180年），金朝又制定了具体的税收人员考核标准，规定“十万贯以上盐酒等使，若亏额五厘，剋俸一分。……其省除以上提点官、并运司亲管院务，若能增者十分为率以六分入官，二分与提点所官、二分与监官充赏，若亏亦依此例剋俸，若能足数则全给。”⑥很明显，在这个考核体制下，各级院务官员及监督人员的收入，都由征收税额来决定，奖增罚亏是金代税务考核制度的核心内容。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税务考核制度更趋于严格，与个人利益的牵涉更大，以至于税务官员薪俸“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亏则全支，亏一分则剋其一分，补足贴支。”⑦苛刻的考核制度，也损害了税务人员的自身利益。由于没有完成征税定额，使“监官被系，失身破家，折傭逃窜”⑧者不在少数，因亏课而被罚者亦屡见不鲜。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楼钥出使金国，遇见相州承应人马氏，其人自言曾监本州酒税务，但“并无俸禄，只以所课额之余以自给。虽至多不问，若有亏欠，至粥妻子以偿亦不恤。”⑨税务考核制度，对税务官员的影响可见一斑。

金代的税务考核制度，除了税收定额与官员薪俸挂钩外，还把税收定额与官员职务升降联系起来。规定“凡诸提点院务官，三十月迁一官，周岁为满，止取无亏月日用之。”⑩大定四年（1164年），又把税收官员考核制度细化，规定“一任内亏一分以上降五人，二分以上降十人，三分以上降十五人，若有增羡则依此升迁，其升降不尽之数，于后任充折。”？輥？輯？訛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对此制度改进，“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舆，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輥？輰？訛由此可见，金代对税收人员考核的详细和金代税收制度，有些地方继承了辽代旧制，有些地方深受宋朝的影响，有些地方又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金代税收制度的特点。一是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二是在部分行业和地区，实行税收承包制的形式；三是政府在一些特殊地区、特殊时期，推行减免税收政策。金代上京路是金源内地，属于产盐的特殊地区，因此，上述金代税收的三种形式，都在不同时期存在过。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