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紫薇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他的提议下，1912年3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3月11日由孙中山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事件。

临时约法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并对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权力制衡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比如内阁总理可以驳回总统的意见，总统颁布命令需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陛质的民主宪法。约法在宣告民主政体确立的同时也为封建时代君权至上的体制套上了坚固的铁笼。而对于这一切，孙中山功不可没。

然而就在中国宪政刚刚起步之时，1913年3月发生了“宋教仁案”，孙中山却极力主张武力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虽然黄兴等多数人主张依据宪法，用合法的手段解决争端，但最后李烈钧在江西壶口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标志着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正式拉开序幕，而黄兴也在三天之后赶到南京响应。“二次革命”在社会上反响不一，且在两个月之后就因为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值得深思的是，孙中山才通过宪法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为什么却在几个月的“宋案”之后又亲自破坏了宪法而主张武力讨袁呢？

普遍的解释，是因为孙中山认识到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为“非去袁不可”。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由“宋案”之后国民党的内部分歧可知当时有两种“去袁”之法——武力斗争和法律博弈。在民主政体确立与民主法治思想日益深人人心的大背景之下，法律博弈似乎更符合历史潮流。正如袁伟时在《昨天的中国》中提到，二次革命是“开启了在民主共和框架的基本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并且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就此，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拙见。

第一，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引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国父”之称当之无愧。但孙中山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再伟大的灵魂导师也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孙中山也是落后的封建制度与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双重影响下的人物。虽然他的一生都在为“民主”而奋斗，但其潜意识也会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比如他曾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这表现了其反对清王朝的强烈欲望，以及对高度集中式的暴力革命有着信念般的执着。这一思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体现得更明显。他因此东渡日本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该党成员在入党时要宣誓效忠于孙中山本人，并通过加按指印的方式作为保证，在组织上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

第二，孙中山选择破坏了约法的“二次革命”，与中国缺少契约精神也有联系。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司法的精神。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为辅。因此契约精神不是中国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主要是在国门被列强强硬打开之后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虽然1912年已经制定了约法，但孙中山并不信任袁世凯会遵守。在这样的推理前提之下，孙中山认为用不遵守契约的二次革命去推翻一个迟早会背叛契约的袁世凯（至少孙是这么认为）是合理且正义的。甚至“二次革命”之后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反应了这个思路。

第三，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但是仔细思考《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其实就带有相当大的“人治”色彩。通过法律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体现了革命党人的良苦用心，但现实需要的“因人立法”不仅与孙中山一开始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共和制的建国理念相去甚远，也相当程度上损害了立宪的严肃性。因此孙中山选择了“二次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受到了这种不严肃性的心理暗示。对于《临时约法》制定的主持者来说，孙中山对于制定过程必然更为了解，哪怕他没有意识到立宪中的不严肃，但也一定认识到了约法中存在以后需要逐步修正的局限性。正如李伟迪曾在《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一文中所说：“孙中山对约法为什么要承认并且支持？他说：‘因为我以为这个执行约法，只有一年半载的事情，不甚要紧，等到后来再鼓吹我的五权宪法，也未为晚”。

“二次革命”给当时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有人将此称之为“民国史上不幸的开端”。其一，“二次革命”前关于武力解决问题还是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争论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其二，“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的不妥做法将国民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使国民党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大陆报》更是尖锐地指出，宋案只是国民党处心积虑推倒中央政府，企图取而代之的引线。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时的袁世凯反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其三，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便有了正当的借口，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而国会也由于人数不足无法运作。武力讨袁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一支主要的民主政治力量，从而加速了袁世凯称帝的步伐，為专制统治创造了条件。

袁世凯本人曾说过：“现在我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由此可知，《临时约法》对袁世凯其实有相当大的约束力。这样看来，孙中山放弃法律博弈而选择武力讨袁的做法，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宪政发展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