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林慧

一、“后G20”时代杭州城市管理的新要求与新挑战

特大事件是城市更新与发展的促发器。巴塞罗那、悉尼、巴黎、北京等善于利用特大事件推动城市发展的实例表明，特大事件的举办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城市的转型与发展。举办G20峰会等国际重大事件活动，给杭州城市发展与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际重大事件的接踵而至给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基础设施安全运行、街面市容秩序管控等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G20峰会后，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杭州迈向城市国际化的新阶段，城市管理工作也将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

“后G20”时代，杭州城市管理即将进入大发展、大转型、大提升的新阶段，如何解决制约城市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完善城市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模式，提升城市管理国际化、智慧化、精细化，有效推动城市管理水平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开创城市管理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将成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在认识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基础上推进管理国际化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也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城市管理工作要取得成效就要求我们尊重、认识、并顺应城市发展规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新的问题、新的发展趋势，给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要求我们调整城市发展理念，从城市发展规律的视角深入探索新阶段、新时期的城市社会管理，基于对规律性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的把握来实现城市的有效管理。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首先要认识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城市从最初由于空间的集聚形成交换中心，过渡到生产中心，进而成为品牌中心、金融要素中心，最后成长为商务中心。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和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随着系列重大国际性事件的举办，杭州正在开启国际化的进程。当前，杭州正处于建设“四大国际中心”和现代化世界名城的战略机遇期，对其城市管理工作的国际化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的十年，杭州城市功能逐步完善，在未来新一轮城市发展中，城市管理面临着“硬件”需要进一步完善、“软件”亟待提升的挑战。

首先，“后G20”时代，杭州的城市管理既要保障城市更新建设的顺利推进，更要服务于面向国际标准的城市功能品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整体提升。一方面，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需要新的建设理念、信息化技术等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基础设施建成后也需要先进的管理使其充分发挥运行效能；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基础设施容量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城市交通、环境、居住等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与动态调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将有助于这些高质量的物质基础与载体的运行发挥最佳效能。

其次，要把握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内涝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杭州城市管理部门一直致力于探索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生态红线保护、海绵城市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生态战略，这将为杭州开启一场“再生态化”革命提供重要的契机。杭州要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承载力，要通过科学的规划、建设、管理，使城市发展的自然供给回落到自然承载力的范围之内。

再次，要把握尊重人本的城市发展方向。城市的本质在于为人们提供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更加人性化，尊重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注重城市与人的安全。这就需要了解民之所需、民之所求、民之所难，并尊重群众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求我们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搭建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平台，汇聚民智，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体系。

三、新时期杭州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优化的探讨

（一）增强管理的前瞻性与常态化

从杭州城市基本建设的现状来说，杭州的城市管理已经由“建管并重”的大建设阶段进入了“以管理为龙头”的后建设时代。但是，现阶段的城市管理基本上仍延续了旧的管理模式，总体上比较粗放，管理方式“运动式”，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从五水共治到G20峰会，杭州利用大事件，实施一系列阶段性、大强度的建设与管理，例如内涝整治、街容整治行动、环境秩序专项整治等，体现了杭州突出的管理能力。这种借助于大事件进行城市管理的“运动式”的管理方式、管理思维，容易忽略经常性、常态化、法制化的管理服务，需要通过有效的途径转化为长效机制。

城市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条件、要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思路也需要与时俱进。政府管理部门在进行项目建设决策时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而非仅仅完成政治性任务、解决眼前的问题。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理念，要将城市未来发展趋势与当下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才能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服务，才能摆脱疲于应付的被动管理局面。

（二）继续推进市场化运作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的城市管理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好地解决城市建设和治理中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推进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便民服务设施等的市场化运营。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一方面可以打破政府的壟断性地位，优化公共服务效果；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缓解政府公共服务的压力，同时可以整合民间资本，优化资源配置。

近年来，杭州一直致力于在城市管理领域引入市场化机制，在环卫保洁、园林绿化管养作业、数字城管等方面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杭州在全国首创信息采集市场化机制，通过“花钱买信息”、“养事不养人”的做法，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第三方企业，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十年来，城管问题及时解决率由投运时的26.7%提高到目前的99%以上。今后对于公共物品特征弱的设施及服务需要继续放开经营管理，吸引社会和民间资金进入。对于已经开展市场化运作的方面，要在公开、公平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购买服务力度。例如，当前杭州面临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执行难，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解决方案存在资金匮乏等困境，可以鼓励社会机构，调动社会资金，引入第三方机构的社会服务模式，进行市场化运作。

（三）推进智慧化精细化管理

智能化应当成为杭州新型管理模式与传统管理模式最重要的区别。由于职能划分等体制上的限制，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往往限于自发零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得在城市管理、服务社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化技术进行服务公众的智慧城管建设，能够实现城市各类资源的高度共享、各业务单元的协同联动、快速反应和精确管理，能够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水平，是城市管理水平发展的有力科技支撑，必将对城市的智能化管理和均等化社会服务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3月，浙江省提出“智慧浙江”的战略目标，杭州“智慧城管”被列为省智慧城市首批13个试点项目之一。近年来，杭州数字城管保持高水平运行，城市管理工作正在向智慧城管转型升级。杭州已构建了“一中心四平台”体系，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感知、智能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智能设施、设备在智慧城管中的应用，着力在城市管理领域预防、管控，解决各类空间、立面、街面的“城市病”。当前还需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智能体系，推进智慧化精细管理。一是进一步提高管理部门内部行政工作的智能化程度，基于信息流的汇集与传递，进行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中间管理层，使传统金字塔式的行政组织扁平化；借助网络，形成围绕以公共服务需求为起点，以对公众有价值的服务为终点的政务活动流程。二是结合实际需求完善智能感知设备及预测系统。比如当前的城市排水主要以管网、泵站信息的展示、查询为主，缺乏更多的流速、流向、水质等更微观具体的信息，缺少积水点预测、内涝预警等功能；通过智能垃圾分类与回收系统的应用与推广，促进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三是通过网络保障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保障政府部门对公众需求信息的全面快速接收，重视政府部门对公众需求的反馈，加强二者间的互动。

（四）构建多元化社会共治监督体系

长期以来，城市管理往往采用问题导向基础上的末端管理方式，使城市环境顽疾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呈现管理成本高、效能低下、治标不治本的被动管理状态。究其原因，在于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政府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未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高密度人口聚集下的城市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源有限，各利益群体间必然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管理部门要转变依靠权力发号施令对公共事务进行单一化管理的思路，在充分了解各群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协调处理，实现由问题管理向源头管理，由物件管理向“人”、“物”结合，由政府主导向多方参与的共治模式转变。

近年来，杭州的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局面已有很大改善。通过城建城管热线、聘请义务监督员、进行城市管理满意度调查以及设立社区城管工作联络站、贴心城管、“河长制”等一系列措施，杭州积极发动市民群众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的氛围已经形成。但是，还存在公众参与主体地位有待提高、主动性较弱、流于形式等问题。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依附于政府而行动，受传统“强政府-弱社会”的理念影响，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尚未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体尚未形成，更多的公众参与活动是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进行的，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自下而上以建议等形式表达诉求与建议的参与活动还很少。而真正意义上的共治是个体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通过协商、合作、伙伴关系等形式搭建的多向度、良性互动的平台。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平台，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另一方面建立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媒体与公众的沟通机制，让公众参与过程监督。此外，要培育协作性社会组织，通过专业化运作，将公众的诉求、意愿、建议、批评等集中起来，同时也将政府的政策意图与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时传达给公众，为政府与公众架起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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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鉴国.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M].商務印书馆，2006：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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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