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

王昭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专门发表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留下了众多编者和作者思考和探索的足迹，是他们的心血和辛劳的结晶。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方面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改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思想观念；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创刊于1979年10月，三十多年来，为了生存和发展，《丛刊》跟进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改进研究方法。以下从两个方面论述《丛刊》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改变。

能更好地反映三十多年来《丛刊》在现代文学研究上的变化的，是《丛刊》不定期设置的一些专题栏目。表1就是对1980～2009年《丛刊》设置的研究专题栏目所作的统计。

表1 1980～2009年《丛刊》专题栏目

续表1年度专栏名称1998比较文学研究/民国初期文学研究/出版与文学/现代文艺思想研究1999现代文学与教育/现代文学与出版/抗战时期文学研究2000台港文学研究2001期刊与史料研究/现代报刊与现代文学/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近现代通俗小说笔谈/理论与批评研究/诗化小说研究2002文学期刊研究/延安文艺研究/翻译与创作/诗歌研究/“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笔谈/文学史研究2003文学思潮与理论研究/报刊研究/翻译文学研究/期刊与出版研究/女性文学/左翼文学研究/书评2004资料与研究/比较文学/文学史讨论2005比较文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革命文学”研究/报刊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2006“现代文体学研究”笔谈/文学史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戏剧研究2007晚清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教学/中国话剧诞生百年特辑/新诗研究2008文学史料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书评2009现代诗歌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书评

一、内部研究方面

《丛刊》在现代文学内部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将通俗小说研究、京剧与地方戏曲文学研究、电影文学研究、旧体诗词研究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之中。

(一)通俗小说研究

在反思文学史的过程中，范伯群认为，现存的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主要表现在将俗文学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这导致文学史只是一部新文学史、雅文学史，或者说精英文学史，而缺了传统文学、俗文学，或者说市民文学[1]。而《丛刊》在这种文学反思中重新定位，并在1989年设置了“通俗文学研究”专栏。

陈子平在《丛刊》1996年第2期发表《渔樵话里成兴废——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轮廓》一文，以中国历史小说为例，说明了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在文化传承中的发展变化。

《丛刊》在2001年设置“近现代通俗小说笔谈”专栏。钱谷融在《丛刊》2001年第2期发表《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我看通俗文学》一文，谈了自己对通俗文学的看法，以及通俗小说对人们思想教育的作用；将通俗小说与文学消费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小说创作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体。而读者群体的培养，是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昭示。

在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历程中，通俗文学曾经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文学，却长期被历史遗弃，最后才获得了文学史的承认。这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思考和探寻中的不平坦轨迹，也说明了文学现代性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阶段性与历史性的差异。

(二)京剧与地方戏曲文学研究

京剧虽然被称作国剧，但是长期被阻挡于文学殿堂之外，这是人们对文学意识的滞碍、现代理念的欠缺和现代文学研究发展不全面所致。京剧与地方戏曲文学从不同层面对人们原有的文学史观念提出了挑战。

《丛刊》1999年第1期刊登了袁国兴的《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一文。文章对于京剧是否具有文学性、京剧是否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以及京剧的价值取向等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他提出了“京剧与地方戏曲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构建有重大意义”的现代性命题，认为“把京剧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围，并不意味着要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进行无限制的扩充”，“京剧到底应不应该写进现代中国文学史，从一个侧面逼迫我们做出‘现代’的选择和回答”[2]。

在《丛刊》2002年第1期的“文学史研究”专栏，张炼红在《论〈秦香莲〉的改编——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个案研究》一文中，以《秦香莲》这一地方戏曲为例，揭示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策略和运作方式。此外，张炼红还在《丛刊》2006年第1期“戏剧研究”专栏发表了《地方戏的移植改编：从扬剧〈百岁挂帅〉到京剧〈杨门女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个案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京剧、地方戏曲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京剧与地方戏曲文学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总结和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丛刊》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对这方面的关注，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域。

(三)电影文学研究

电影文学研究同戏曲文学研究一样，构成了对现代文学史传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解构。文学和电影在同一历史时期生存，便意味着要受到相同的文化因素的制约。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和电影实际上都在反映着某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丛刊》对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早在1983年《从刊》就刊登了孟蒙的《论小说〈祝福〉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对它的不正确理解——兼就电影〈祝福〉向夏衍同志再请教》一文。文章以小说《祝福》作为范例，结合对小说曲解的分析、对《祝福》的现实主义深度谈了自己的体会，并且对电影《祝福》的形象处理提出了质疑，认为“分析和改编作品，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其所描写的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及其发展规律，对原著的具体描述作具体分析”[3]。

李今的《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看新感觉派的文艺观》一文发表于《丛刊》1998年第3期，该文以刘呐鸥创办的《现代电影》这一刊物为窗口，探讨由此刊物所引发的“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并针对众多的“软硬之争”的文章，谈了其对新感觉派文艺观的看法：“既反映了在现代社会大众创造着自己的存在价值，要求平等地进入文化的中心地带的努力和尝试，也代表了知识分子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心态和倾向，他们的文艺观和创作在文艺领域树立了一种新的维度。”[4]

袁庆丰在《丛刊》2010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早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关联——以1922～1936年国产影片为例》。文章以1922～1936年的国产电影为例，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同时期的国产电影存在着广泛、深刻的文化关联。

《丛刊》对于电影文学研究的肯定打破了专业壁垒，体现了《丛刊》编辑和研究者们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

(四)旧体诗词研究

当中国新文学在人们的普遍关注下如火如荼地发展时，还有一种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联系更紧密的文学体式也在默默地生长着，那就是旧体诗词。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都把旧体诗词排斥在外，旧体诗词始终都没有在文学史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长此以往，我们也对文学史的这一叙述理论表示赞同，对一直非常活跃的旧体诗词这种文学样式漠然置之。然而，我们发现，在《丛刊》上发表的文章将现代旧体诗词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对它们进行艺术上的研究和探索，旧体诗是可以与现代文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白话诗歌相媲美的。

《丛刊》的第一任主编王瑶先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在诗歌方面，他认为：“尽管新诗人提倡的是新诗，表现出与旧体诗词的决绝姿态，但这些新诗人自幼自然而然所形成的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在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发生着莫大的影响。”[5]香港学者陈国球在《丛刊》1991年第4期发表了《从宋诗到俗话文学：论胡适构筑文学史的逻辑程序》，文章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本来是由诗的讨论而萌生的，并指出胡适的思维范畴离不开宋诗的格局。

《丛刊》2002年第2期“诗歌研究”专栏，黄修己发表了《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文章回顾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矛盾，立场的不同造成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的明显差异，从而引发了旧体诗词和现代文学间的一段恩怨。《丛刊》2006年第5期刊登了杨志的《冯至与杜甫诗歌的时空体验比较》，文章对冯至和杜甫诗歌中的时空体验进行比较，进而为新诗和旧诗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随着时代和学科的发展，旧体诗的一些优势渐渐被研究者们所关注，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新世纪的诗词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丛刊》对于旧体诗词研究的关注，无疑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它一方面是现代文学多姿多彩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旧体诗词拥有勃勃生机和活力的充分体现。

二、外部研究方面

外部研究方面，《丛刊》非常重视现代文学与各种文化要素的研究，如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以及报刊、出版。这也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一个研究热点。

(一)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由严家炎任主编，钱理群、王富仁、凌宇任副主编，经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面世，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当文学新潮连绵不断时，地域文化却泰然自若地显示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一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了中国地域文化有着巨大的魅力，表明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化大潮正在冲刷传统文化的记忆，《丛刊》却捍卫着记忆的尊严，提醒我们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能给人们提供无比丰富的启迪。

1994年《丛刊》开设了“现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专栏。《丛刊》1994年第1期发表了朱晓进的《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山药蛋派”——〈“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导论》一文，该文指出，要充分揭示“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的特点，要把它和地域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

《丛刊》1998年第4期发表了高恒文的《评刘洪涛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一文，该文不仅对《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把“湖南乡土文学”放到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历史视野中进行讨论。

以往那些单纯地着眼于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语言艺术的分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揭示现代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涵，是之前很少触及，以后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的。

(二)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

台湾学人周锦早就针对宗教对现代文学起源的独特意义展开思考。他指出：“宗教的传入，助长了新文学运动。中国两千多年来维系社会人心的是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宗教，因此，对于任何传入的宗教，既不热烈欢迎，也不会仇视地加以抗拒和排斥，因此，成了热心教务的传教士们向往的地方。传教的对象是广大的社会群众，所以经典的翻译多是明白浅显，而成了白话文的先驱。至于佛经里的偈语，对中国来说，确是极其精炼的表现。而基督教的唱诗，更直接引导了白话诗的创作路线。”[7]可惜，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现代文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创刊之初，《丛刊》几乎没有涉及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方面的研究。直到1984年，陈平原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一文的发表，才打破了这种沉寂。《丛刊》1989年第4期刊登了马佳《摇曳的上帝的面影——基督教文化和“五四”文学》、傅光明的《许地山与基督教》，将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研究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

1993年《丛刊》设置了“现代作家与宗教文化”研究专栏，对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研究骤增。1993年第3期吴定宇《巴金与宗教》，1993年第4期王家平《鲁迅与基督教文化》、肖方林《周作人与佛教文化》、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1999年第1期谭桂林《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周作人《展示儒者与佛教的固有形态》，1999年第4期德明《基督教究竟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什么——评杨剑龙著〈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003年第1期刘丽霞《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研究中的两点不足》等文章的发表，说明了宗教价值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构建中所起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历时已久。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首先，政治对于社会而言是最具影响力、最普遍和最具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在内)发出肯定性的呼吁；其次，对于政治的呼吁，文学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以自己的方式做出或赞同或排斥，或逃离或藐视的回答。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隶属关系，导致以政治情绪化评论替代客观的文学研究；一种是忽视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导致无法对一些文学现象做出真实的历史评判。这两种研究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丛刊》为客观、真实地看待政治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丛刊》1999年第1期发表了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三十年代文学》一文，该文指出，三十年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在阐述这种特殊关系的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2005年《丛刊》设置“解放区文学研究”专栏，在第3期发表了袁盛勇的《“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一文，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并由此研究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党的文学”。

直至今日，《丛刊》还在不断关注现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2010年第1期刊登了李琴的《“黄皮书”出版的政治文化语境》一文。文章把“黄皮书”作为时代的镜像，对其出版背景进行剖析，透视“黄皮书”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从而探析其出版的两个阶段背后的政治话语、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间的关系。

(四)现代文学与报刊、出版的关系

20世纪初，现代报刊、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文学报刊的研究、文学作品编辑出版的研究以及编辑家、出版家的研究，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论文题目。这种趋向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学研究的整合，在文学与新闻、文学与传媒、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多重对话和学术探求。这一点在《丛刊》上也有所体现。

《丛刊》在1998年设置了“出版与文学”研究专栏。1998年第3期发表了孙晶的《理想与希望之孕——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一文，该文阐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缘起和发展及其编辑风格。

2003年第1期曹万生的《一份不应忘记的现代派重要诗刊——论〈大公报·文艺·诗特刊〉》一文，郑重地向学界介绍了《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对这份刊物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第2期刘增人的《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一文，对1937年7月到1949年7月的文学期刊做了统计。经过考察，作者发现这些文学期刊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即创刊时间的阶段性、创刊空间的流动性、创刊模式的多样性、刊物内涵的复杂性。

有了《丛刊》的支持和引导，研究者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思想和形式硬壳造成了冲击，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范伯群.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袁国兴.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3]孟蒙.论小说《祝福》的现实主义深度和对它的不正确理解——兼就电影《祝福》向夏衍同志再请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4).

[4]李今.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之争看新感觉派的文艺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3).

[5]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6]周锦.中国新文学史[M].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Changes in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ResearchesSeries

WangZhao

(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Hub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ning437100)

ModernChineseLiteratureResearchesSeriesis an academic journal that publis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literature.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ModernChineseLiteratureResearchesSeriesleft a number of editors and authors to consider and explore the footprint,which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ir efforts and hard work.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y,it can be found changes in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ResearchesSer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es Series;ideas;research methods

2016-11-02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5YJC860027)；湖北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KY13002)

王昭(1986-)，女，湖北嘉鱼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G237.5

A

1673-1395 (2017)01-0111-05